第32卷 第2期 V o l . 32 N o . 2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 RNAL O F ZH EN GZHOU UN I V ER S IT Y
1999年3月 M ar . 1999
论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叶定国
摘 要 , 这种; 译标准; , 是。其内在关系呈现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翻译标准的这种多元性有助于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 翻译标准 多元性
作者简介 叶定国, 男, 1954年生, 郑州大学外文系副教授。(郑州 450052)
翻译标准的多元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翻译标准存在着多种提法, 各种提法之间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关系。翻译标准的多元性是令翻译界十分关注的一种现象。本文拟从四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翻译标准与翻译实践; 对翻译标准存在多种提法是应当正视的客观现实; 对翻译标准存在不同提法是翻译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对翻译标准存在不同提法有助于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
备一定翻译实践的人才有可能提出一定的翻译标准, 并且会对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坚持之, 并力行之; 另一方面, 缺少翻译实践的人是没有资格提出翻译标准的, 建立在匮乏实践基础之上的翻译标准将是无源之水, 在多元的翻译标准中只能是昙花一现, 难有一席之地。
翻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翻译的过程就是认识各种矛盾和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不能是盲目的, 而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因此说翻译活动不能没有标准。有的译家称自己的翻译活动并不遵循
一
在讨论翻译标准的多元性之前有必要重新明确翻译标准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翻译标准与翻译实践之间应为实践在前, 标准在后, 先有实践, 后有标准。翻译标准产生于翻译实践
, 是对翻译实践的总结, 并反过来指导翻译实践; 与此同时, 翻译实践则又对翻译标准进行检验, 并不断地丰富翻译标准。显然, 翻译标准的实践基础是翻译活动, 只有具
收稿日期:1998-10-04
什么翻译标准, 而是“随心所欲”, 事实是他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某种标准。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可能是缘于对一定的翻译标准的不敢完全苟同、附和或自己所主张、所钟情的翻译标准尚未成型, 不便提出或没有勇气提出。
由于翻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 因此人们对它的认识有待深入。就目前来说, 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不全面, 很不深入, 这便是当前翻译标准呈多元化局面的根本所在。人们深入认识翻译这个复杂矛盾体的惟一途径是翻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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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定国 论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践。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 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科学总结, 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和发现翻译的本质规律, 达到认识上的基本统一。
堂等。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鲁迅、瞿秋白提倡“信、顺”。傅雷倡导“重神似不重形似”。林语堂主张“忠实, 通顺, 美”。但在这一阶段, 严复的“信达雅”的标准堪称集大成者, 信奉者众, 持疑者寡。可以说第二阶段是“信达雅”的一统天下, 。新论的不断提的置疑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在这一阶段, 特别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 翻译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 翻译事业飞速发展, 这要求人们对传统的翻译标准进行深入的思考。不少译家以丰富的翻译实践为基础, 提出了自己对翻译标准的见解。如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 许渊冲先生的“信、达、优”(刘、许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标准并非仅为一字之差, 对“信、达”二字的解释亦各具特色) 。或许因“三字经”的表述有过分笼统之嫌, 或许因新的表述更能传意, 更多的人则从不同的角度用崭新的表述来表达自己对翻译标准的理解和思考, 刘宓庆先生的“最佳可读性”, 范仲英先生的“一种翻译标准:大致相同的感受”便是其中二例。或许因我国传统的翻译标准表述缺乏力度, 或许因非他山之石不能攻玉, 另有许多人则积极引进西方的翻译标准, 如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美国奈达的“等效论”及费道罗夫的“等值论”等等。从以上可以看出, 在第三阶段, 对翻译标准的提法呈现一种多元性的局面, 粗粗梳理一下, 至少有三大极:传统的翻译标准; 新的或者从传统翻译标准中发展出来的翻译标准; 西方的翻译标准。三大极共存, 多元性发展, 这是人们对翻译规律的认识深入的标识。
有人认为我国所有有关翻译标准的表述基本上都是严复“信达雅”的变体, 西方所有有关翻译标准的提法都源自泰特勒的“三原则”。对于这种看法, 笔者不敢苟同, 原因有三:第一, 这种观点否定了后人丰富的翻译实践。当前的翻译活动与一百年前相比规模和范围要大得多, 这种丰富的翻译实践是人们进一步认识翻译标
・47・
二
我国的翻译活动迄今已绵延了大约一千七百余年, 其间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大家, 仅具有丰富的翻译经验, ; 第二阶段从严复起到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基于对翻译的对象、规模、影响及对翻译标准的认识的考虑。在第一阶段主要是佛经的翻译, 翻译的规模比较狭窄, 影响比较小, 对翻译标准的认识还受制于翻译活动的局限性; 在第二阶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 翻译活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 翻译活动涉及面广, 规模大, 宏篇译著不断问世, 如椽译笔相互辉映。但在这一阶段, 从翻译标准上讲, 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 即严复的“三字经”。到了第三阶段, 翻译活动的规模空前扩大, 这不仅表现在翻译人才培养得多, 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多, 而且还表现在对翻译标准的认识和讨论上。在这一阶段, 传统的翻译标准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而受到挑战, 不少译家根据自己对翻译实践的领悟提出了一些崭新的观点。由于对翻译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在这一阶段出现的是一个争鸣的局面, 大家勇于发表对翻译标准的认识, 但认识难以统一。于是有人把目光转向西方, 积极引进西方翻译家的观点, 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在我国翻译活动的第一阶段, 主要代表人物为道安和千古一僧玄奘, 前者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后者倡导“五不翻”原则。在这一阶段, 对翻译标准的提法还不十分明确, 还处于雏型状态。到了第二阶段, 主要代表人物除严复外, 尚有梁启超、鲁迅、瞿秋白、傅雷、林语
第32卷 第2期 V o l . 32 N o . 2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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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 M ar . 1999
准的物质基础。没有当前翻译实践活动规模和范围的扩大, 就很难产生对翻译标准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的局面。第二, 这种观点忽视了当前人们对翻译标准的思考和认识, 忽视了当前人们对在翻译标准方面所做的贡献。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深入, 人们自然会对传统的翻译标准进行思考和重新认识, 提出新的见解。“信达雅”翻译标准问世后, 长期为翻译界所推崇, 方面说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信达雅”改为“信达切”。一字之改不易, 是许多人许多年翻译实践活动的结晶。要知道更改一个字, 更改一种表述, 更改一种解释是经过了多年的苦苦探索。第三, 这种观点过分强调了传统的承袭关系。笔者不否认所有有关翻译标准的新的提法与传统的翻译标准有一定的承袭关系。新的翻译标准应是对传统标准的发展, 是对传统翻译标准和对翻译本质规律的重新认识和思考。不仅今天是如此, 未来可能的全新标准, 也不会完全丢弃传统, 丢弃传统中那些最基本的核心的东西, 例如“信”、“忠实原文”等, 但人们会对这些基本的东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重新认识。
那个时期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占居绝对的主导地位, 尽管当时已有人对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提出疑问, 并从自己的翻译实践出发, 发表不同的见解。到了当代, 翻译活动的范围和规模空前扩大, 。丰富的翻, , 多角度地认识翻译这, 传统的翻译标准受到强烈的挑战势在必然, 翻译标准呈多元性发展也势在必行。
翻译实践活动是永无止境的, 并且呈发展扩大之势。人们对翻译实践活动的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 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一定的翻译标准只能反映一定时期内人们对翻译规律的认识, 而这种认识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严复之前人们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只能是对那个时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主要为佛教经典的翻译) 的总结和认识。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代表了严复时代人们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总结和认识, 而当代翻译标准呈多元性也是当今人们对翻译这一复杂矛盾体重新认识的反映。人们的认识是深入的, 但也是前后联系的。不能把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的认识截然分开。
古今中外的翻译大家, 不管其成就多大, 其翻译实践活动的范围总有一定的局限, 一定的侧重点
。如道安、玄奘主要从事佛经翻译, 严复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类的翻译, 还有不少译家主要从事文学、科技或政治理论著作的翻译。在西方, 奈达主要从事《圣经》的翻译, 还有不少译家各有翻译实践的侧重面。因此, 他们提出的翻译标准只能是他们各自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 是他们从各自的翻译实践出发对翻译规律性的认识, 不可能涵盖所有翻译活动中所体现的规律性和丰富性。玄奘的“五不翻”原则恐怕只完全适宜佛教经典的翻译, 难以用它来指导其它方面的翻译。严复的“信达雅”也不可能成为一切翻译的标准, 就拿他自己成功的译作用“信达雅”标准来衡量也有一定的出入。许渊冲先生提
三
对翻译标准存在不同提法是翻译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翻译标准的多元性与
翻译实践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有密切的关系, 只有当翻译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范围时才有可能出现翻译标准的多元性。在严复提出“信达雅”之前, 尽管译事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但翻译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十分有限, 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很少, 且翻译活动主要局限于译经的范围内, 这样的实践基础是不大可能产生多元的翻译标准的。在严复及严复以后的一段时期内, 翻译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与以前相比虽然有了很大的扩展, 但和当代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故在・48・
叶定国 论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出的“信达优”自有其一定的道理, 用其标准制作出来的译文颇具特色。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用于检验他自己的译作也相当贴切合适。奈达的“等效论”适用于以传教为目的的《圣经》的翻译, 却未必适用于别的作品的翻译。再者, 西方翻译家所提出的翻译标准的实践基础基本上是西方语言文化之间的互译。西方语言文化之间为亲缘语言文化, 比较大, 为非亲缘语言文化。。
共生局面的形成反映了当前人们对翻译规律性认识水平的提高, 说明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健康而蓬勃的发展。
翻译标准产生于翻译实践, 反过来又指导翻译实践, 为翻译实践提供检验的尺度。不同的。以《红, 由于对翻译标准, 。对翻译标准认识的差异并不妨碍各自制作出优秀的译品, 反而有助于翻译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此外, 笔者想说的是, 翻译标准的多元性在经过相互比较、筛选、吸收、互相补充, 并最终完善的过程
, 有可能最终将归化为一种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翻译标准, 或一种普遍承认的表述。但这也是相对的, 因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来自实践的认识和由共同认识所形成的标准总是在流动的, 具有时间性的。
参考文献:
①罗新璋:《释“译作”》, 《中国翻译》1995年第2期。②林汝昌:《翻译、翻译模式与对等译论》, 《中国翻译》
1995年第3期。
四
翻译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精神活动。人们对
其内在规律性的认识有待深入, 翻译标准多元性局面的形成是人们对翻译内在规律性认识深入的一个反映, 是翻译事业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由于既有的翻译标准只是翻译内在规律某一侧面的反映, 因而各种翻译标准共存, 会给人们创造一个相互借鉴、对照、评判和讨论的环境。因此, 各种翻译标准共同存在对翻译事业的向前发展是有益的。
人们对翻译标准的认识, 在翻译活动的某一阶段会形成一种共识。人们会对某一翻译标准普遍认可和接受, 这是正常现象。但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对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翻译标准产生质疑, 也是正常现象。质疑传统和发扬传统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本质上应是统一的。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或者对“信达雅”提出质疑和重新解释, 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有关翻译标准的看法, 或者积极地吸收和消化西方学者有关的论述, 这种多元
③刘超先:《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线索研究》, 《中国翻译》
1994年第4期。
④谭载喜:《中西现代翻译学概评》, 《外国语》1995年第3期。
⑤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⑥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 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⑦范仲英:《一种翻译理论:大致相同的感受》, 《中国翻译》1994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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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叶定国
摘 要 , 这种; 译标准; , 是。其内在关系呈现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翻译标准的这种多元性有助于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 翻译标准 多元性
作者简介 叶定国, 男, 1954年生, 郑州大学外文系副教授。(郑州 450052)
翻译标准的多元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翻译标准存在着多种提法, 各种提法之间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关系。翻译标准的多元性是令翻译界十分关注的一种现象。本文拟从四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翻译标准与翻译实践; 对翻译标准存在多种提法是应当正视的客观现实; 对翻译标准存在不同提法是翻译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对翻译标准存在不同提法有助于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
备一定翻译实践的人才有可能提出一定的翻译标准, 并且会对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坚持之, 并力行之; 另一方面, 缺少翻译实践的人是没有资格提出翻译标准的, 建立在匮乏实践基础之上的翻译标准将是无源之水, 在多元的翻译标准中只能是昙花一现, 难有一席之地。
翻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翻译的过程就是认识各种矛盾和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不能是盲目的, 而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因此说翻译活动不能没有标准。有的译家称自己的翻译活动并不遵循
一
在讨论翻译标准的多元性之前有必要重新明确翻译标准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翻译标准与翻译实践之间应为实践在前, 标准在后, 先有实践, 后有标准。翻译标准产生于翻译实践
, 是对翻译实践的总结, 并反过来指导翻译实践; 与此同时, 翻译实践则又对翻译标准进行检验, 并不断地丰富翻译标准。显然, 翻译标准的实践基础是翻译活动, 只有具
收稿日期:1998-10-04
什么翻译标准, 而是“随心所欲”, 事实是他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某种标准。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可能是缘于对一定的翻译标准的不敢完全苟同、附和或自己所主张、所钟情的翻译标准尚未成型, 不便提出或没有勇气提出。
由于翻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 因此人们对它的认识有待深入。就目前来说, 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不全面, 很不深入, 这便是当前翻译标准呈多元化局面的根本所在。人们深入认识翻译这个复杂矛盾体的惟一途径是翻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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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定国 论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践。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 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科学总结, 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和发现翻译的本质规律, 达到认识上的基本统一。
堂等。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鲁迅、瞿秋白提倡“信、顺”。傅雷倡导“重神似不重形似”。林语堂主张“忠实, 通顺, 美”。但在这一阶段, 严复的“信达雅”的标准堪称集大成者, 信奉者众, 持疑者寡。可以说第二阶段是“信达雅”的一统天下, 。新论的不断提的置疑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在这一阶段, 特别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 翻译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 翻译事业飞速发展, 这要求人们对传统的翻译标准进行深入的思考。不少译家以丰富的翻译实践为基础, 提出了自己对翻译标准的见解。如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 许渊冲先生的“信、达、优”(刘、许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标准并非仅为一字之差, 对“信、达”二字的解释亦各具特色) 。或许因“三字经”的表述有过分笼统之嫌, 或许因新的表述更能传意, 更多的人则从不同的角度用崭新的表述来表达自己对翻译标准的理解和思考, 刘宓庆先生的“最佳可读性”, 范仲英先生的“一种翻译标准:大致相同的感受”便是其中二例。或许因我国传统的翻译标准表述缺乏力度, 或许因非他山之石不能攻玉, 另有许多人则积极引进西方的翻译标准, 如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美国奈达的“等效论”及费道罗夫的“等值论”等等。从以上可以看出, 在第三阶段, 对翻译标准的提法呈现一种多元性的局面, 粗粗梳理一下, 至少有三大极:传统的翻译标准; 新的或者从传统翻译标准中发展出来的翻译标准; 西方的翻译标准。三大极共存, 多元性发展, 这是人们对翻译规律的认识深入的标识。
有人认为我国所有有关翻译标准的表述基本上都是严复“信达雅”的变体, 西方所有有关翻译标准的提法都源自泰特勒的“三原则”。对于这种看法, 笔者不敢苟同, 原因有三:第一, 这种观点否定了后人丰富的翻译实践。当前的翻译活动与一百年前相比规模和范围要大得多, 这种丰富的翻译实践是人们进一步认识翻译标
・47・
二
我国的翻译活动迄今已绵延了大约一千七百余年, 其间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大家, 仅具有丰富的翻译经验, ; 第二阶段从严复起到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基于对翻译的对象、规模、影响及对翻译标准的认识的考虑。在第一阶段主要是佛经的翻译, 翻译的规模比较狭窄, 影响比较小, 对翻译标准的认识还受制于翻译活动的局限性; 在第二阶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 翻译活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 翻译活动涉及面广, 规模大, 宏篇译著不断问世, 如椽译笔相互辉映。但在这一阶段, 从翻译标准上讲, 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 即严复的“三字经”。到了第三阶段, 翻译活动的规模空前扩大, 这不仅表现在翻译人才培养得多, 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多, 而且还表现在对翻译标准的认识和讨论上。在这一阶段, 传统的翻译标准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而受到挑战, 不少译家根据自己对翻译实践的领悟提出了一些崭新的观点。由于对翻译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在这一阶段出现的是一个争鸣的局面, 大家勇于发表对翻译标准的认识, 但认识难以统一。于是有人把目光转向西方, 积极引进西方翻译家的观点, 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在我国翻译活动的第一阶段, 主要代表人物为道安和千古一僧玄奘, 前者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后者倡导“五不翻”原则。在这一阶段, 对翻译标准的提法还不十分明确, 还处于雏型状态。到了第二阶段, 主要代表人物除严复外, 尚有梁启超、鲁迅、瞿秋白、傅雷、林语
第32卷 第2期 V o l . 32 N o . 2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 RNAL O F ZH EN GZHOU UN I V ER S IT Y
1999年3月 M ar . 1999
准的物质基础。没有当前翻译实践活动规模和范围的扩大, 就很难产生对翻译标准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的局面。第二, 这种观点忽视了当前人们对翻译标准的思考和认识, 忽视了当前人们对在翻译标准方面所做的贡献。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深入, 人们自然会对传统的翻译标准进行思考和重新认识, 提出新的见解。“信达雅”翻译标准问世后, 长期为翻译界所推崇, 方面说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信达雅”改为“信达切”。一字之改不易, 是许多人许多年翻译实践活动的结晶。要知道更改一个字, 更改一种表述, 更改一种解释是经过了多年的苦苦探索。第三, 这种观点过分强调了传统的承袭关系。笔者不否认所有有关翻译标准的新的提法与传统的翻译标准有一定的承袭关系。新的翻译标准应是对传统标准的发展, 是对传统翻译标准和对翻译本质规律的重新认识和思考。不仅今天是如此, 未来可能的全新标准, 也不会完全丢弃传统, 丢弃传统中那些最基本的核心的东西, 例如“信”、“忠实原文”等, 但人们会对这些基本的东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重新认识。
那个时期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占居绝对的主导地位, 尽管当时已有人对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提出疑问, 并从自己的翻译实践出发, 发表不同的见解。到了当代, 翻译活动的范围和规模空前扩大, 。丰富的翻, , 多角度地认识翻译这, 传统的翻译标准受到强烈的挑战势在必然, 翻译标准呈多元性发展也势在必行。
翻译实践活动是永无止境的, 并且呈发展扩大之势。人们对翻译实践活动的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 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一定的翻译标准只能反映一定时期内人们对翻译规律的认识, 而这种认识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严复之前人们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只能是对那个时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主要为佛教经典的翻译) 的总结和认识。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代表了严复时代人们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总结和认识, 而当代翻译标准呈多元性也是当今人们对翻译这一复杂矛盾体重新认识的反映。人们的认识是深入的, 但也是前后联系的。不能把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的认识截然分开。
古今中外的翻译大家, 不管其成就多大, 其翻译实践活动的范围总有一定的局限, 一定的侧重点
。如道安、玄奘主要从事佛经翻译, 严复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类的翻译, 还有不少译家主要从事文学、科技或政治理论著作的翻译。在西方, 奈达主要从事《圣经》的翻译, 还有不少译家各有翻译实践的侧重面。因此, 他们提出的翻译标准只能是他们各自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 是他们从各自的翻译实践出发对翻译规律性的认识, 不可能涵盖所有翻译活动中所体现的规律性和丰富性。玄奘的“五不翻”原则恐怕只完全适宜佛教经典的翻译, 难以用它来指导其它方面的翻译。严复的“信达雅”也不可能成为一切翻译的标准, 就拿他自己成功的译作用“信达雅”标准来衡量也有一定的出入。许渊冲先生提
三
对翻译标准存在不同提法是翻译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翻译标准的多元性与
翻译实践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有密切的关系, 只有当翻译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范围时才有可能出现翻译标准的多元性。在严复提出“信达雅”之前, 尽管译事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但翻译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十分有限, 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很少, 且翻译活动主要局限于译经的范围内, 这样的实践基础是不大可能产生多元的翻译标准的。在严复及严复以后的一段时期内, 翻译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与以前相比虽然有了很大的扩展, 但和当代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故在・48・
叶定国 论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出的“信达优”自有其一定的道理, 用其标准制作出来的译文颇具特色。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用于检验他自己的译作也相当贴切合适。奈达的“等效论”适用于以传教为目的的《圣经》的翻译, 却未必适用于别的作品的翻译。再者, 西方翻译家所提出的翻译标准的实践基础基本上是西方语言文化之间的互译。西方语言文化之间为亲缘语言文化, 比较大, 为非亲缘语言文化。。
共生局面的形成反映了当前人们对翻译规律性认识水平的提高, 说明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健康而蓬勃的发展。
翻译标准产生于翻译实践, 反过来又指导翻译实践, 为翻译实践提供检验的尺度。不同的。以《红, 由于对翻译标准, 。对翻译标准认识的差异并不妨碍各自制作出优秀的译品, 反而有助于翻译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此外, 笔者想说的是, 翻译标准的多元性在经过相互比较、筛选、吸收、互相补充, 并最终完善的过程
, 有可能最终将归化为一种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翻译标准, 或一种普遍承认的表述。但这也是相对的, 因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来自实践的认识和由共同认识所形成的标准总是在流动的, 具有时间性的。
参考文献:
①罗新璋:《释“译作”》, 《中国翻译》1995年第2期。②林汝昌:《翻译、翻译模式与对等译论》, 《中国翻译》
1995年第3期。
四
翻译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精神活动。人们对
其内在规律性的认识有待深入, 翻译标准多元性局面的形成是人们对翻译内在规律性认识深入的一个反映, 是翻译事业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由于既有的翻译标准只是翻译内在规律某一侧面的反映, 因而各种翻译标准共存, 会给人们创造一个相互借鉴、对照、评判和讨论的环境。因此, 各种翻译标准共同存在对翻译事业的向前发展是有益的。
人们对翻译标准的认识, 在翻译活动的某一阶段会形成一种共识。人们会对某一翻译标准普遍认可和接受, 这是正常现象。但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对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翻译标准产生质疑, 也是正常现象。质疑传统和发扬传统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本质上应是统一的。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或者对“信达雅”提出质疑和重新解释, 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有关翻译标准的看法, 或者积极地吸收和消化西方学者有关的论述, 这种多元
③刘超先:《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线索研究》, 《中国翻译》
1994年第4期。
④谭载喜:《中西现代翻译学概评》, 《外国语》1995年第3期。
⑤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⑥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 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⑦范仲英:《一种翻译理论:大致相同的感受》, 《中国翻译》1994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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