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飘如游云 时间：2002-05-06 15:34:00 点击：272 回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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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诗性特质的文化。它没有西方文化中那样强烈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求知态度，却具有十分浓厚的伦理主义和人本（或民本）主义色彩；人与天地而为三，在文化价值体系中处于最为突出的地位（在儒墨为群体，老庄为个体）。它不注重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物理属性的精确认知，而着意于人的道德精神的陶养和心灵境界的提升；长于以直观和感悟的方式诉诸善的层面，而不是以理性推求事物的物理本质；这一点，与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相似。
维柯在《新科学》中曾提出这一的概念，它是指原始人类凭借肉体的想象"创造"事物的那种能力，那时心智并没有脱离感官，概念和对象之间还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背负着沉重物质外壳的思维，也不能在语言中形成抽象的思想。从性质上看，诗性智慧源于感官，它不是把心从感官那里抽出来并飞升到普遍性相，而是深深地沉浸于其中；概念与物象在思维过程中并不分离，不是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具象的观念活动。这里带有思维早期阶段的特征，那时人的意识中尚无一般性概念，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混沌未分，概念还没有从具体事物中抽离出来；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当然不能归结为原始思维，但比之经历了古希腊逻辑和科学精神洗礼的西方思维来说，它较多地保留和积淀了原始思维的某些特质。在中国文化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仍保持着上述特点，如"天人合一"就是对自身认识方式的一种反思和概括。
而在西方文化史上，理性思维和宗教精神较早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诗性智慧并未成为其主要特征。朱光潜在阐释席勒的美学思想时，曾这样论述席勒关于“素朴的诗”的成因，他说，“……在古希腊社会的单纯情况里，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内部的感性功能与理性功能还都处在谐和的统一体里，利于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发展；而在近代社会里则阶级对立和分工制造成了人与人的矛盾以及人格内部的分裂和腐化，极不利于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发展”[1]。从朱光潜的引述中可以看到，席勒指出的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素朴"状态，实质上与诗性智慧是相通的，它虽然是属于人类文化发展早期阶段的产物，却是有利于审美和艺术活动的。马克思也曾经提到，古希腊史诗是人类的儿童阶段创造的高不可及的范本。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出的，也恰恰是这种诗性智慧的特色。
中国文化并未停留在主客不分的原始诗性思维当中，而是在遵循着思维发展的辨证规律的同时，也保留着这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共同文化心理。从物质与意识的浑然未分阶段，到自我意识渐渐清晰，能够从主体出发来整合外界对象的秩序。
中国文化的中坚思想和底蕴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地亲和关系。”[2]这是因为暖温带的地理位置和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型的地域特点，决定了以农耕为主的中华先民"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天在他们眼中，不是一个暴虐可畏的压迫者，而是一个有着好生之德的友善的主宰。作为人类生活样式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出这种天人关系的特点。落实在哲学上，就是化育万物的气的本体论；在人生观上，就是要治心养气，以合乎天道；在社会形态上，就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为了证明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何等牢不可破，在文化哲学上建构一个'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相亲和的逻辑大前提，是绝对必要的。"[3]这种亲和关系承传于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之中，支配着中华文化的走向。以上因素所决定的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是和谐的、整体性的和伦理的、现世的，而不象西方那样是矛盾的、分析的和思辩的、宗教的。中国古人总是通过直观感悟对天地万物和人事达到一种整体式的把握，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世间万物同源同体，循天道而流转不息，充满生命的意味。
在长于逻辑思维的西方人那里，真理的发展是鲜明地沿着否定之否定的演进道路螺旋式地上升，其社会形态也伴随着理性思维领域的进展而经历了激烈的更迭；而在近代西方列强的炮火打开中国大门以前的几千年中，中国的社会形态却以改朝换代的形式重复着社会形态的简单再生产。在气的本体论的照耀下，中华先人的世界图式似乎已经圆融无缺，一切可能的否定、反复均被包含于一个永恒的合题之中；远在西方分门别类的学科体系创建之先，在经院哲学的繁琐思辩和近代科学对世界之谜的回答之先，中华先人已在"善"的层面上，用直觉和感悟达到了对于终极的体认。关于终极的认识，历史上经历了“道”、“气”、“理”、“无”等等形态的演变。这种文化精神并不十分注重向彼岸世界的心灵寄托，而是强调将彼岸世界的精神向现世人生的心理内化。终极不是西方人用哲学思辩所孜孜以求的上帝，而是带有泛神论意义的，存乎万物和人本身之中的内在本质，是可以诉诸实践和直观而求得的。这种以人为出发点并以直觉方式获得的宇宙观，不同于西方以知识为中心建立的逻辑严谨的思想体系，在这里，"象"和"意"处在一种较为直接的关联之中，而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性在较早的时候就已被认识到（尤其在道家思想中），因此语言从未获得过像在西方那样的中心地位（如《圣经o约翰福音》所宣称的：The word is god.）。
在西方，艺术和哲学是两个独立的门类，遵循着不同的思维规律，审美与认知在精神结构中分属不同的领域；而中国文化中不存在那么严格的划分，理性思维与直觉感悟浑然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着把握客观对象和主体心灵的作用。诗性思维的非逻辑特点，决定了认知与情感总是相伴发生，对象在主体心灵中形成的，是一个由多种主体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思维--情感"总体。因而心灵的对象往往既是认识客体，又是审美客体。今天当我们把它置于现代哲学（西方思想体系）的视野中时，可以看出几种精神结构在同一思维过程中的并存、互渗，而在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中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并被用以对事物进行整体式的把握。
相对于西方哲学以逻辑概念进行的抽象思考，中国诗性文化的特色，在于善于用具象的方式对事物进行抽象。如《易经》中用六十四卦象来表示自然与社会中的现象和事物，卦象来自于"象天法地"，以-和--表示阴阳二性，用它们的不同搭配象征世间一切事物，是对万事万物的抽象。从其所表现的抽象程度和概念的纯粹性（对物质外壳的超越）上讲，毫不亚于西方哲学概念的精确表述，但并未如西方那样采取抽象的语言概念的形式；用富于形象性的宇宙论概念"气"来表示本体论的"存在"的意义，也出于同一思维方式。而这种具象的抽象又可以在感性的方面唤起无限丰富的情感和形式因素，统辖着知情意三个方面的精神活动。因而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里寻找和表现哲思，在哲学中获得美感和人生体验，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文化本身具有的诗性特质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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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诗性特质的文化。它没有西方文化中那样强烈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求知态度，却具有十分浓厚的伦理主义和人本（或民本）主义色彩；人与天地而为三，在文化价值体系中处于最为突出的地位（在儒墨为群体，老庄为个体）。它不注重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物理属性的精确认知，而着意于人的道德精神的陶养和心灵境界的提升；长于以直观和感悟的方式诉诸善的层面，而不是以理性推求事物的物理本质；这一点，与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相似。
维柯在《新科学》中曾提出这一的概念，它是指原始人类凭借肉体的想象"创造"事物的那种能力，那时心智并没有脱离感官，概念和对象之间还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背负着沉重物质外壳的思维，也不能在语言中形成抽象的思想。从性质上看，诗性智慧源于感官，它不是把心从感官那里抽出来并飞升到普遍性相，而是深深地沉浸于其中；概念与物象在思维过程中并不分离，不是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具象的观念活动。这里带有思维早期阶段的特征，那时人的意识中尚无一般性概念，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混沌未分，概念还没有从具体事物中抽离出来；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当然不能归结为原始思维，但比之经历了古希腊逻辑和科学精神洗礼的西方思维来说，它较多地保留和积淀了原始思维的某些特质。在中国文化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仍保持着上述特点，如"天人合一"就是对自身认识方式的一种反思和概括。
而在西方文化史上，理性思维和宗教精神较早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诗性智慧并未成为其主要特征。朱光潜在阐释席勒的美学思想时，曾这样论述席勒关于“素朴的诗”的成因，他说，“……在古希腊社会的单纯情况里，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内部的感性功能与理性功能还都处在谐和的统一体里，利于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发展；而在近代社会里则阶级对立和分工制造成了人与人的矛盾以及人格内部的分裂和腐化，极不利于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发展”[1]。从朱光潜的引述中可以看到，席勒指出的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素朴"状态，实质上与诗性智慧是相通的，它虽然是属于人类文化发展早期阶段的产物，却是有利于审美和艺术活动的。马克思也曾经提到，古希腊史诗是人类的儿童阶段创造的高不可及的范本。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出的，也恰恰是这种诗性智慧的特色。
中国文化并未停留在主客不分的原始诗性思维当中，而是在遵循着思维发展的辨证规律的同时，也保留着这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共同文化心理。从物质与意识的浑然未分阶段，到自我意识渐渐清晰，能够从主体出发来整合外界对象的秩序。
中国文化的中坚思想和底蕴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地亲和关系。”[2]这是因为暖温带的地理位置和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型的地域特点，决定了以农耕为主的中华先民"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天在他们眼中，不是一个暴虐可畏的压迫者，而是一个有着好生之德的友善的主宰。作为人类生活样式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出这种天人关系的特点。落实在哲学上，就是化育万物的气的本体论；在人生观上，就是要治心养气，以合乎天道；在社会形态上，就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为了证明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何等牢不可破，在文化哲学上建构一个'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相亲和的逻辑大前提，是绝对必要的。"[3]这种亲和关系承传于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之中，支配着中华文化的走向。以上因素所决定的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是和谐的、整体性的和伦理的、现世的，而不象西方那样是矛盾的、分析的和思辩的、宗教的。中国古人总是通过直观感悟对天地万物和人事达到一种整体式的把握，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世间万物同源同体，循天道而流转不息，充满生命的意味。
在长于逻辑思维的西方人那里，真理的发展是鲜明地沿着否定之否定的演进道路螺旋式地上升，其社会形态也伴随着理性思维领域的进展而经历了激烈的更迭；而在近代西方列强的炮火打开中国大门以前的几千年中，中国的社会形态却以改朝换代的形式重复着社会形态的简单再生产。在气的本体论的照耀下，中华先人的世界图式似乎已经圆融无缺，一切可能的否定、反复均被包含于一个永恒的合题之中；远在西方分门别类的学科体系创建之先，在经院哲学的繁琐思辩和近代科学对世界之谜的回答之先，中华先人已在"善"的层面上，用直觉和感悟达到了对于终极的体认。关于终极的认识，历史上经历了“道”、“气”、“理”、“无”等等形态的演变。这种文化精神并不十分注重向彼岸世界的心灵寄托，而是强调将彼岸世界的精神向现世人生的心理内化。终极不是西方人用哲学思辩所孜孜以求的上帝，而是带有泛神论意义的，存乎万物和人本身之中的内在本质，是可以诉诸实践和直观而求得的。这种以人为出发点并以直觉方式获得的宇宙观，不同于西方以知识为中心建立的逻辑严谨的思想体系，在这里，"象"和"意"处在一种较为直接的关联之中，而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性在较早的时候就已被认识到（尤其在道家思想中），因此语言从未获得过像在西方那样的中心地位（如《圣经o约翰福音》所宣称的：The word is god.）。
在西方，艺术和哲学是两个独立的门类，遵循着不同的思维规律，审美与认知在精神结构中分属不同的领域；而中国文化中不存在那么严格的划分，理性思维与直觉感悟浑然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着把握客观对象和主体心灵的作用。诗性思维的非逻辑特点，决定了认知与情感总是相伴发生，对象在主体心灵中形成的，是一个由多种主体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思维--情感"总体。因而心灵的对象往往既是认识客体，又是审美客体。今天当我们把它置于现代哲学（西方思想体系）的视野中时，可以看出几种精神结构在同一思维过程中的并存、互渗，而在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中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并被用以对事物进行整体式的把握。
相对于西方哲学以逻辑概念进行的抽象思考，中国诗性文化的特色，在于善于用具象的方式对事物进行抽象。如《易经》中用六十四卦象来表示自然与社会中的现象和事物，卦象来自于"象天法地"，以-和--表示阴阳二性，用它们的不同搭配象征世间一切事物，是对万事万物的抽象。从其所表现的抽象程度和概念的纯粹性（对物质外壳的超越）上讲，毫不亚于西方哲学概念的精确表述，但并未如西方那样采取抽象的语言概念的形式；用富于形象性的宇宙论概念"气"来表示本体论的"存在"的意义，也出于同一思维方式。而这种具象的抽象又可以在感性的方面唤起无限丰富的情感和形式因素，统辖着知情意三个方面的精神活动。因而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里寻找和表现哲思，在哲学中获得美感和人生体验，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文化本身具有的诗性特质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