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人士李 沣
我是潍县西弥河边的岳寺李村人。从我记事起，就听说潍县是个大地方。但由于从小看到的世界都是茅屋、土路、庄稼地，潍县是个什么样，怎么也想像不出来。小毕业后，父亲把接到天津上了中学，然后我又到北京上了大学，最后在北京工作直到退休。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北京这两个大城市渡过的。拿天津、北京和潍县（后为潍坊市）比，潍县就真是个小地方了。但我写了《探寻寿光古》一书后，才觉得天津、北京不能和潍县（坊）比，当“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时，天津、北京还是块荒无人烟之地。潍坊之“潍”的历史，可上溯至洪水泛滥中国时的大禹时代。
一、关于“潍淄其道，莱夷作牧”
《禹贡》有“潍淄其道、莱夷作牧”。胡渭在《禹贡锥指》中云：“莱之为夷无疑也。先儒但以为地名，非也。”不少先儒确以莱为地名，孔《传》云：“莱夷，地名，可以放牧。”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也曰：“‘东莱黄县是’者，案：黄县，今属山东莱州府。作牧者，当以鸟兽为贡。”他同意服虔所云，莱，就是今黄县。而作牧，是以鸟兽为贡，那肯定就是狩猎。苏氏云：“檿丝出东莱，莱夷作牧而后有此。”（引苏轼注《尚书》），苏轼的言内之意，也是莱夷作牧的莱为东莱。金吉甫也言：“莱夷地宜畜牧，取其畜以贡。”意莱夷作牧的“牧”，就是畜牧。这些注释尽管都有史料根据并能自圆其说，并且似乎已被公认，但若从《禹贡》行文推敲起来，这些注释似乎仍有与原文、原意不符之处。
在《禹贡》中，“莱夷作牧”的最前一句是“潍淄其道”，最后一句是“浮于汶，达于济。”因此，“潍淄其道”是因，“莱夷作牧”是果，二者有因果关系。当漫浸大地的洪水过后，潍、淄两河河道显露出来，正常的雨水顺潍水、淄水流入大海时，两河流域的平原出现。此两河流域，即“莱夷”。“莱夷”即是国族名，也是地名，它似应在潍淄两河流域。
“浮于汶，达于济。”汶水在淄水上游，济水在淄水下游。潍、淄与汶、济交汇在一起，形成以南北流向的潍、淄水系及它们之间的平原地带。这个地带可以叫莱夷分布区，也可称谓潍、淄两河流域。所以王献唐先生说，莱夷分布面很广，西部有莱芜，东部有黄县东莱，这都是古莱族杂居的地带，但 “这个地带，可以叫做潍淄区，是以潍水淄水为主干的。”①“莱夷”地望确定在潍淄地区之后，“作牧”也应该作新的解释。
语言的形成发展规律是，先有声音后有文字。夏时有无文字系统，现在还无定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科技史》里有这样一段话：“出土文献大量利用假借文字可以说明文献基本上是以口语——而不是以文字——记住的。”②（李约瑟：《中国科学与科技史》七卷第42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既然是口耳相传，牧、牟、麰、麦（胶东读“麦”为“沫”音mò）音同，可互用。因此，“牧”是畜牧之“牧”可能正确，但不一定绝对正确，在口耳相传的历史中，牧、牟、麰、麦是可以同音假借，因此释“牧”为“麰”、“麦”，也是一种历史的解读。
两河流域的农作物是什么？是莱。《说文》：“来，周所受瑞麦来麰。”《诗经·周颂》：“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朱熹注：“来，小麦；牟，大麦。”因此，“作牧”也就是“作牟”、“作麰”。“作”，耕作；“牧”，麰也。因为夏商时有“麰”，恐怕还无“麳”（麥）。今山东潍淄地区的大麦和小麦，是麦类中的两个区别很大的品种，其外观和习性都有很大区别。大麦（麰）是个十分古老的品种，应是麦家族的祖宗
这个事实说明，夏商时期，麦类主要产自山东的两河流域。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中原地区当时的主要农作物是“禾”，所以有“求禾”、“受禾”、“禾受年”的卜辞。孟世凯先生云：“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禾谷总称，狭义指粟米。”他还说：“北方种植的黍（俗称大黄米）和稷（北方称谷子，去皮后称小米）较多，如西安半坡、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新郑裴里岗、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中都有所发现。尤其是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粟多达十三万斤。”③说明现在盛产小麦的河南、河北等省，在夏商时期主要产谷类作物（谷和稷），或许并不产大麦或小麦。
总上所述，“潍淄其道，莱夷作牧”，可理解为洪水过后，潍、淄两河流域的平原出现，莱夷在此耕作，种植麦类麰。
二、关于寒浞灭后相“大战于潍”
《左传》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斟灌、斟寻二国，夏同姓诸侯。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但王玉哲先生认为“两斟”在巩县，即周地④。王守功先生认为在濮阳，即卫地⑤。但这与文献记载相悖，如同雷学淇说的“周地有寻而无灌，卫地有灌而无寻”。
问题又回到山东潍县说。按照《水经注疏》和顾颉刚先生的推断，斟灌国在今潍坊西部的寿光地域；斟寻国在今潍坊东南五十里处的古斟亭地；寒国在今潍坊北部的寒亭区；有鬲在今滩坊西北部的利津地；寒浇的过国在今莱州（原掖县）⑥。因此，“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东夷的“潍”地。
《竹书纪年》曰：“夏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寻，大战于潍，复其舟灭之。”也就是《论语》中说的“（浇）荡舟”，说明寒浞子过浇杀斟灌、伐斟寻时，不仅有陆战，还有水战、舟战，战场就在潍水之上，战斗相当激烈。
这段历史说明，夏的中央政权一度由中原迁移到了东夷的“潍”，即“相居斟灌”；从夏王后相在潍的斟灌被杀，直到夏众灭掉潍地寒亭的寒浞，奉少康归于夏邑，等于夏政权中断了数十年，而夏朝历史上这一重大事变就发生在“潍”。“潍”是夏朝历史上耻辱、灭亡与复兴的一个醒目标志。
三、是“玄鸟妇”还是“维妇”？
在“亚矣”铜器中，有一件比较神秘，即《集成》的第9794器。王献唐先生认为该器的图形文字为“玄鸟”字，而于省吾先生认为是“玄”、“鸟”二字。他说：“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唯一珍贵资料”，该壶玄鸟妇三字合文的含义“是作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但这位妇人不是吞玄鸟卵的简狄，而“是与商人保持通婚关系的有娀氏女子”。⑦
邹衡先生认为：“玄鸟既为此妇之先人（商）图腾，而燕（邹先生认为“■”即“燕”字）则必为其所嫁之夫的图腾。换句话说，此器全铭当有商人之女嫁为燕国之妇的含义了。”但他又认为“以玄鸟为图腾者不必都是商族”，“因此，此铭含义应该是倒过来，即燕国之女嫁为商妇。”⑧
于先生在释读此铭时，因为忽视了该器下方的“亚矣”徽文，因此解读的就不够完整。邹衡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该器是“亚矣”族为其嫁于商族之女所作之器。这种解释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但他肯定地认为“亚矣”国族就是燕国，这样就使问题更复杂了。
现在甲、金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妇某、某妇之“某”，是该妇人所出（即娘家）的地名、氏族名或国名；而“妇”是商王、商王的弟兄或子辈的妇人。照此理解，“玄鸟”是商氏族的图腾标志，也就是该氏族的名称。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是殷商族，说明该“妇”是商人的女子。但“妇”，目前甲、金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是商王、商王的弟兄或商王子辈的妇人。如此理解的结论就是，“玄鸟妇”就是殷商女子嫁给了商王、商王的弟兄或子辈为妇，也就是商族的男性娶了商族的女性为妇，即族内婚。为了避开这个问题，于是，于省吾先生说该妇“是与商人保持通婚关系的有娀氏女子，不是实指那个吞玄鸟卵的简狄”；邹衡先生说：“此铭含义应该是倒过来，即燕国之女嫁为商妇。”虽然具体解读上学者理解不一，但众学者都认为这个图腾文字就是“玄鸟”或者是“玄”、“鸟”。通观整个铭文，这样理解有两个矛盾：
第一是有悖殷商的祖先崇拜。玄鸟，是殷商的始祖，即《诗经》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商人的原始祖先，玄鸟对商人来说，具有神圣、威严、和至高无上的祖神地位。“在商代后期前段，即武丁、祖庚时期，商人对死去的祖先怀有恐惧的心理。”⑨殷商有异代重名的现象，像有些臣僚和方国首领，但由于祖先崇拜和对祖先的恐惧，殷商后世绝没有用他的高祖先公的名字来命名的，如蘷、王亥。如果殷商后世的某妇或者婚姻族的某女用商人的始祖神“玄鸟”命名，肯定有违祖先崇拜的教规。
第二是忽视了作器者的族属。该铜器身的铭文为“玄鸟妇”，器盖的铭文为“玄鸟妇 亚矣”。说明该器为“亚矣”族人的作器。在甲金文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矣”是哪一个国族？邹衡释“矣”为“燕”⑩，因此“亚矣”族即为燕族。确实，很多学者释“矣”为“燕”，从古文字学角度这样解释，也确有道理，但这种解释未必正确。
“矣”是武丁，尤其祖庚、祖甲时的重要贞人。我在《探寻寿光古国》一书中列了三十多条与“矣”有关的卜辞。尹藤道治先生把甲骨文二期的贞人分为三大群，而“矣群”是其中之一。“矣”是史官，也是驻守边陲的重要武官，因此矣的铜器都带“亚”形（亚，武官的标志）。王献唐先生收录的45件“亚矣族”器和何景成先生收录的124件“亚矣族”器，又称“己（?）”器。因为这个族的铜器上除去“亚形”外，还有三个重要的部件，即“己”、“其”和“矣”。我在《探寻寿光古国》一书中已反复论证，这个是复合族徽，是己、其、矣三族的联合体的标识。因此，如何景成先生所说：在商周金文中，“?应该也是属于‘亚矣’族的。”（11）而“?国”就是“纪国”，著名考古、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讲的很明确，他说：烟台上夼出土的两件鼎的铭文中，“‘己’、‘?’互见，证明‘?’在周金文里是纪的又一写法，而不是另一姜姓国（李学勤注；即王献唐说的另一姜姓国），《两周金文大系》、《山东金文集存》等书以己、?器合列，并没有错。”（12）
因此，“亚矣”族即“?”国族，也就是潍淄地区的纪国。若肯定“矣”族就是“燕”族，就有很多古文字学和历史学上的矛盾无法理清。
基于上述的分析，此象形字很可能不是“玄鸟”，而是“维”，“维夷”、“维邑”之“维”，也即潍水之“潍”。此图形中的鸟图形释为“ 隹”，这是文字学对鸟图形最一般、最常见的解释。鸟咀所含的这个带“把”的两个不规则圆形是什么？学者多释为“玄”字。但《说文》把“玄”和“糸”看成是两个不同系列的字。“幺”，写为“▓”两个圆圈很圆并不直接相连，中间有段距离，用一直竖道连接起来，《说文》曰：“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玄”，古文“玄”字的图形如同“幺”字，但写作“▓”两个圆圈里各有一圆点。甲骨文中无“幺”和“玄”字，周初金文中才出现“玄”字。“糸”字甲骨文、金文里都有，甲文写作“▓”，金文写作“▓”，图形的特点是两个圆圈是扁圆，而且紧密相连，《说文》曰：“糸，细丝也，也象束丝之形。”“糸”和“玄”在图形上有很大区别，前者为扁圆，后者为圆；前者两圆相连，后者两圆不直接相连。因此，把此图形文字释为“维妇”比释为“玄鸟妇”，在古文字学上更站得住脚。“维”乃《禹贡》的“潍淄其道”之“维”，“维”、“潍”为一字。潍淄是东夷的核心地域，是“亚其”、“亚矣”、“己其”的故土。“维妇”，可能是东夷维地的女子嫁为商妇，在甲骨文中，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有“己妇”、“杞妇”。“己妇”、“杞妇”、“维妇”，都是东夷女子，甚至于可以说都是甲骨文中“其”、“己”氏族的女子。如果说这一分析判断正确，“维妇壶”这一青铜器向我们提供的信息就是，在殷商的祖庚、祖甲时期，商王室与东夷潍淄地区的关系还相当密切和友好，商王室与亚矣族有婚姻关系；“亚矣”虽在王室供职，但他与故土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的族人名字还署“维”即家乡的地名。
四、关于“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纣克东夷”，是商末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纣克东夷”，从政治和军事上削弱了殷商的统治地位，导致殷商的灭亡。
“纣克东夷”，也就是纣征人方。东夷在何地？人方在何地？董作宾先生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中，将征人方所至之地列了一表，并说：“除舊之一地不可知外、其余可以考知者皆在山东境内。”（13）岛邦男沿用董作宾和林泰辅之说，断定“逢就是临淄”，而■、■、澅等地“在临淄附近”（14）。李学勤先生表述的更为明确，他认为“夷方在今山东中东部，其都邑在淄、潍之间的鲁北地区。”（15）。文献和卜辞表明，在商代末期，山东潍淄地区有一个方国或者是方国联盟，构成了对商王朝的直接威胁，是商纣数次征讨的对象，殷商与这一方国的长期战争，导致了自已的衰弱和灭亡。
甲骨卜辞载:
《合集》36068： ①丙戍…淮…于…
②庚寅卜，在浿师贞：王（ ）林方无灾。
③壬辰卜，在浿.贞：王其…无灾。
④甲午卜，在■师贞：今日王步…稻，无灾。
《合集》417577： ①…隹┄贞…。
②庚寅王卜，在漾師贞：□林方無灾。
③壬辰王卜，在■贞：其至于灌□師往来無灾。
④甲午王卜，在■師贞：今日王步于稻無……十月二隹十祀
卜辞（6）即（《合集》36968），（7）即（《合集》41757），这两版卜辞虽然有些地名的文字构形不全一致，但占卜的时间、内容完全一致，把这两版卜辞联系起来考释，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古字的理解。这两版卜辞涉及的是与大邑商附近的地名完全不同的另一组地名，尽管这些地名中有些字很古怪，如《合集》41757②③④“在”字后面的字，和《合集》36968②③④“在”字后面的字，应该是相同的字，但构形有很大差异。但从已识的字看，这个地域是在今山东潍淄地区。（6）①里有“淮”字，这个字也可释“潍”，即潍淄的“潍”；（6）②和（7）②里“在”后面的“■”字，可释为“漾”，同“洋”，即巨洋水之“洋”，也就是现在的瀰河；（6）③和（7）③“在”字后面的“■”字与“■”字是繁简关系，应是一字，即“浿”字，从水，从象心形，《括地志》曰：“浿丘，丘名也，在青州临淄县西北二十五里也。”；《世本》“献公山弑胡公”，宋衷曰：“其党马周繻人将胡公于贝（浿）水杀之。”说明在齐地有贝丘、贝（浿水）。（7）③“■雚”二字，“■”字不识，但“雚”乃斟灌之“雚”，雚（灌）在寿光地； ④里有“■”字，学者多释为“稻”，《齐乖》云：“稻城，高密西南”，“纪要》云：“稻城在高密西南五十里”（7）⑥里面有“■”字，与漦、莱通，属东莱地。这两组卜辞里涉及的地名有： 潍、洋、浿、灌、稻、莱，均在今潍淄地区。 另外，（8）②和（9）①里有“■”字，“■”、綘、逢通，古逢国；（10）①中的■，即己、其的老家，春秋时的纪（己）国，在今寿光地；（10）②里有“■”字，刘钊先生读为“渚”，此“渚”很可能就是今潍坊诸城之“渚”。综上所述，卜辞（4）至（10）所涉及的地名潍、洋、灌、稻、莱、逢、■、诸，皆在古潍淄地域。潍淄地域是商末征人方的战略进攻目标。李学勤先生说古“淮”字是“潍”，“也就是现在的潍坊。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商人从河南安阳出发，往东征东夷的路线就很顺了，即由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一直向东进发。”（16）
纣征东夷或曰纣征人方，就是对东夷潍淄屯区的征伐。纣为什么征东夷？史无载。但殷纣统治集团中与东夷有关的重要政治人物有姜太公和伯益后人费仲、恶来。这几个人可能与此事有涉。史载“商纣无道，太公去之”，在东夷海滨游说诸侯反商，由此引起商纣的东征，这是一种可能；东夷大反，纯属子虚乌有，是卧底在纣王身边的姜太公声东击西的离间之计，是姜太公的阴谋，这又是一种可能；潍淄地区的“益”地（今寿光）是费仲、恶来的故乡，也许出于他们的私利，纵容殷纣东征，这又是一种可能。现有资料不能证明哪一种理解正确，但也不能证明哪一种理解错误。无论如何，殷商的灭亡，与东夷的潍淄地区有直接关系。
五、周穆王时的师 父
在陈梦家先生编辑的《西周铜器断代》中，列了一群铜器，即：
（1）、《 》（《三代》5、12、2，），铭文为：
惟六月既死霸，丙寅，师 父戍在 师， 从。
（2）、《 鼎》（《三代》4、13、13），铭文为：
惟十又一月，师 父省道至于 ， 从。
（3）、《 卣》（《博古》10、33）铭文为；
从师 父戍于 师，蔑厤，易贝卅寽。 拜稽首，对扬师 父休。
（4）、《臤尊》，（《集成》06008）铭文为：
惟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臤从师雍父戍于 师之年，臤蔑厤，仲竞易赤金，臤拜稽首，对扬竞父休。
（5）、《录簋》，（《征图》198）铭文为：
伯 父来自 ，蔑录厤，易赤金。对扬伯休。
（6）、《录卣》，（《征图》342）铭文为：
王令 曰：■！淮夷敢伐内国，女其以成周师氏戍于 （师）。伯
父蔑录厤， 易贝十朋。录拜稽首，对扬伯休。
（7）《竞卣》，（《三代》13、44、3—4）铭文为：
惟伯屖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坯，伯屖父皇竞各于官。竞蔑竞，赏竞章，对扬伯休。
（8）《 方鼎》二，（《集成》02824），铭文有：
曰：乌呼！王唯念 辟刺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 率虎臣御 戎。
对这些铜器的年代，史家说法不一，郭沫若将它们列入穆王时器，容庚定此群为成王时器，吴其昌则定为周宣王伐淮夷时器，陈梦家定为康、昭时器，而唐兰定此群为厉王时器。从成王到厉王，经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共九王历经130多年。对铜器年代的判断分岐如此之大，对铜器铭文所记述历史的理解和`阐释，就不可能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近年很多学者认同郭沫若说，定此群为穆王时器，而铜器铭文所记述的是《后汉书·东夷传》“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和《竹书纪年》的“徐戎侵洛”。就是在穆王西征的时候，徐夷（戎）率九夷以伐宗周。徐夷，即南淮夷，大致在泰山西南麓；九夷，东夷的总称，泛指山东的各土著氏族集团。笼统地说，这些铜器反映的是西周王室对东夷各族团的征伐。但这样理解，就产生很多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在这些铜器中，有一个重要的地名（害夫），陈梦家先生释为“甫”，“甫”在河南上蔡附近。但陈先生又说，金文之（害夫）也可能是“胡”，今安徽阜阳西北有胡城。河南上蔡与安徽相邻，在一个区域。通过陈先生的这些考释，铭文中的这几个军事要地，胡、许、道等，均在今河南上蔡或安徽阜阳附近，也就是说穆王时期师潍父等将领率军与东夷交战，其战场就在上蔡或阜阳这个地域。对这群铜器铭文中的地名，陈梦家先生用古文字、古地理学和古文献结合起来解读，似乎取得了圆满的结论，但严格推敲起来，内中还有很多与军事历史发展的逻辑相悖的地方。例如：
第一、按照文献记载，这次周军的保卫战，是因为徐夷率九夷伐宗周而引起的。我们知道，徐夷之徐在今徐州以北的泰山南麓，九夷泛指山东半岛的若干小国，徐夷率九夷进犯宗周的话，周军讨伐的路线应是今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徐州，而不可能绕到南面的阜阳、新蔡。
第二、这群铜器的出土地点与上述的阜阳、新蔡无涉。《黄县志稿·金石目》曰：“光绪二十二年春，城东鲁家沟田中起古器十”。本群中的第一器《 》就是这十器之一。另据《山东金文集成》载，本群第二器《 ■ 鼎》也是这十器之一。陈梦家先生还说，王献唐见过《黄县志稿》，说这十器中还有一器为鼎，鼎铭为：“嫠白作旅贞”。据此，陈先生又说：“莱伯之鼎出土于黄县莱阴，乃莱国之地，师潍父组之甲器亦出土于此，则知西周初之莱地已有周人驻戍。”（17）。因各种资料的局限，当错综复杂的历史真相一时还无法理清的情况下，我们可暂时对这些金文资料做一简单扼要地处理，即暂时撇开对其它地名的释读，尝试从“ ”字上入手解决。。
在这些铜器中，“ （ ）”字是一个很关键的字。除伯 父之“ ”外，《■鼎》还有“王用肇使乃子率虎臣御 戎”，可见 也是地名，也是■率虎臣驻守的军事要地。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村西周墓出土的铜器除上述三件外，还有鼎、献、簋、壶各一件，均为 所作，但其铭文简略，唯独一盘铭七字，为“伯 父自作用器”。铭伯 诸器与铭伯 父器同出一墓，无疑， 就是伯 父。上述诸器中的 、伯 父为一人。
在这群铜器中，“ ”字的写法是：左上方是水，下方是一个口或者两个口，右面是隹字。对这个字，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做过非常详尽地考证，这里只把他考证的要义转引如下：《汉书·地理志》有：“右扶风武功┉，有垂山、斜水、淮水”。清代两位《水经注》专家都说这“淮”是错字，赵一清说这“淮”应是“雍”，汪士铎说应是“褒”。王国维考定《散氏盘》和《克鼎》两者的地名有联系，而《克鼎》出土于陕西宝鸡渭水南，铭文有“眉田”和“淮司工”，王国维认为“眉”就是扶风郿县，“淮”就是扶风武功的“淮水”。顾先生引《新唐书·地理志》“扶风，本湋川┉，以湋水名之”，他说“唐的岐山县即今陕西岐山县，也即汉的雍县。那里有湋水，‘湋’也写作‘围’，而刘熙《释名》云：‘淮，围也。’湋、淮同音。”顾先生又引丁山“雍水，今名‘湋水’。湋、淮古音相近，┉深疑雍水本名‘淮水’，┉由《散氏盘》推之，秦、汉以来所谓‘雍水’者，固皆‘淮水’之误。”顾先生说：“‘雍’，古文作‘雝’┉，雝的字形都是从‘隹’从‘邑’，说明它的本意是鸟夷的都邑”，又说：“《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秦都所以名‘雍’，就因为它在雍水的旁边，正确地说，就因为它在淮水的旁边。而这条水之所以名‘淮’，即是表示秦族本居潍水流域，他们这一族迁到渭水流域的风翔，是在作《散氏盘》之后，这些秦人已经把这条出于风翔流至周至的水称作‘淮水’了；到秦德公时建为都城，东方的遗民住到那边的就更多了。其后‘雍城’的字音虽因它的假借字而读iung，但‘雍水’的音则始终不变，直到现在还是被呼作‘湋水’。为了秦人住在那里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所以《禹贡》的作者就规定了西河到黑水这一区域的名称为‘雍州’。他万万想不到‘雍’即是‘淮’，这个水名和邑名都是在周公东征之后原来居于潍水流域的鸟夷族西徙后的新名词，在传说的大禹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为着东方民族大迁徙，恶来这一族被迫迁移到渭水流域，于是本在东方的‘淮（潍）水’一名西迁了，东方民族所崇奉的上帝和祖先少皋也西迁了，甚至后起的‘凤翔’这一地名也很可能由秦人的‘高祖少皋挚之立也，凤鸟始至及‘凤鸟氏，历正也’这古老的传说而来。”（18）
顾先生的这一长篇详细考证说明，现在陕西扶风地区（含扶凤、宝鸡、岐山、眉县）的“雍水”之“雍”，本名为“淮”，读音“湋”，即“潍”的本音。“潍”即“潍淄其道”的“潍”，是东夷的古地，也是伯益的祖地。商末周初，伯益族后裔从今山东东部西迁到渭水流域，把“潍”这个地名及祖先神少皋也带到西方的渭水流域。后人把淮（潍）讹为“雍”，因此“雍”字实为“潍”。
据此，伯雍父的“雍”应读为“淮（湋、潍）。伯雍父之所以名“雍”，就是因为他出生在淮（潍）地。前面我们曾论述过，成康时期，伯懋父率师东征，直到东海边，为了巩固东征成果，把一部分“殷八师”的建制单位，即兵民合一的氏族留在了潍淄地区，这一地区的行政总管就是中旄父。而穆王时的伯雍父和伯屖父应该是伯懋父或中旄父的子孙，即己其矣族的后裔。
“雍”字实为“潍”字，“师雍父”实为“师潍父”。把铜器和文献中的伯逘父（沫伯）、伯懋父、仲旄父、师潍父、师屖父这些名字排列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前三父的名字中都有沫（懋、旄、牟）即昧邦、牧野之“沫”音，这三父的名字都有与卫地有关,而卫地的沫、牧，又是东夷人的后裔；而后二父的名字都与潍和夷有关，说明穆王时的师潍父和师屖父，他们出生在东夷的潍淄地区，他们是伯懋父征东夷后留在东夷的族人的后代，是己其矣族的后代。
附网友的跟帖：
李老：
‘南淮夷’之名应该是因别于‘北淮夷’或‘淮夷’而命之，我生于潍县，老辈口语均称‘淮’而非‘潍’，即以上流‘淮安县’亦为铁证，‘安’是为其不泛滥，说明古人的一种期盼，远在治理河流漕运之前即为‘淮’，而人民则望其‘安’也。
参考目录：
①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167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与科技史》七卷第42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第168、171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④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1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 王书功:《夷羿族团和衍变与考古发现辩证》见《古代文明》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⑥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治革史》第1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⑦ 于省吾：《略论图腾崇拜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⑧ 严文明：《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⑨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图版五，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⑩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临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70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1）何景成：《“亚矣”族铜器研究》，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
（12）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47页。
（13）《中国现代学术精典董作宾卷》第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4）（日）岛邦南：《殷墟卜辞研究》第374、396页，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版。
（15）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6）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20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20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18）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转引自《古史考》第六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东夷人士李 沣
我是潍县西弥河边的岳寺李村人。从我记事起，就听说潍县是个大地方。但由于从小看到的世界都是茅屋、土路、庄稼地，潍县是个什么样，怎么也想像不出来。小毕业后，父亲把接到天津上了中学，然后我又到北京上了大学，最后在北京工作直到退休。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北京这两个大城市渡过的。拿天津、北京和潍县（后为潍坊市）比，潍县就真是个小地方了。但我写了《探寻寿光古》一书后，才觉得天津、北京不能和潍县（坊）比，当“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时，天津、北京还是块荒无人烟之地。潍坊之“潍”的历史，可上溯至洪水泛滥中国时的大禹时代。
一、关于“潍淄其道，莱夷作牧”
《禹贡》有“潍淄其道、莱夷作牧”。胡渭在《禹贡锥指》中云：“莱之为夷无疑也。先儒但以为地名，非也。”不少先儒确以莱为地名，孔《传》云：“莱夷，地名，可以放牧。”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也曰：“‘东莱黄县是’者，案：黄县，今属山东莱州府。作牧者，当以鸟兽为贡。”他同意服虔所云，莱，就是今黄县。而作牧，是以鸟兽为贡，那肯定就是狩猎。苏氏云：“檿丝出东莱，莱夷作牧而后有此。”（引苏轼注《尚书》），苏轼的言内之意，也是莱夷作牧的莱为东莱。金吉甫也言：“莱夷地宜畜牧，取其畜以贡。”意莱夷作牧的“牧”，就是畜牧。这些注释尽管都有史料根据并能自圆其说，并且似乎已被公认，但若从《禹贡》行文推敲起来，这些注释似乎仍有与原文、原意不符之处。
在《禹贡》中，“莱夷作牧”的最前一句是“潍淄其道”，最后一句是“浮于汶，达于济。”因此，“潍淄其道”是因，“莱夷作牧”是果，二者有因果关系。当漫浸大地的洪水过后，潍、淄两河河道显露出来，正常的雨水顺潍水、淄水流入大海时，两河流域的平原出现。此两河流域，即“莱夷”。“莱夷”即是国族名，也是地名，它似应在潍淄两河流域。
“浮于汶，达于济。”汶水在淄水上游，济水在淄水下游。潍、淄与汶、济交汇在一起，形成以南北流向的潍、淄水系及它们之间的平原地带。这个地带可以叫莱夷分布区，也可称谓潍、淄两河流域。所以王献唐先生说，莱夷分布面很广，西部有莱芜，东部有黄县东莱，这都是古莱族杂居的地带，但 “这个地带，可以叫做潍淄区，是以潍水淄水为主干的。”①“莱夷”地望确定在潍淄地区之后，“作牧”也应该作新的解释。
语言的形成发展规律是，先有声音后有文字。夏时有无文字系统，现在还无定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科技史》里有这样一段话：“出土文献大量利用假借文字可以说明文献基本上是以口语——而不是以文字——记住的。”②（李约瑟：《中国科学与科技史》七卷第42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既然是口耳相传，牧、牟、麰、麦（胶东读“麦”为“沫”音mò）音同，可互用。因此，“牧”是畜牧之“牧”可能正确，但不一定绝对正确，在口耳相传的历史中，牧、牟、麰、麦是可以同音假借，因此释“牧”为“麰”、“麦”，也是一种历史的解读。
两河流域的农作物是什么？是莱。《说文》：“来，周所受瑞麦来麰。”《诗经·周颂》：“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朱熹注：“来，小麦；牟，大麦。”因此，“作牧”也就是“作牟”、“作麰”。“作”，耕作；“牧”，麰也。因为夏商时有“麰”，恐怕还无“麳”（麥）。今山东潍淄地区的大麦和小麦，是麦类中的两个区别很大的品种，其外观和习性都有很大区别。大麦（麰）是个十分古老的品种，应是麦家族的祖宗
这个事实说明，夏商时期，麦类主要产自山东的两河流域。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中原地区当时的主要农作物是“禾”，所以有“求禾”、“受禾”、“禾受年”的卜辞。孟世凯先生云：“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禾谷总称，狭义指粟米。”他还说：“北方种植的黍（俗称大黄米）和稷（北方称谷子，去皮后称小米）较多，如西安半坡、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新郑裴里岗、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中都有所发现。尤其是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粟多达十三万斤。”③说明现在盛产小麦的河南、河北等省，在夏商时期主要产谷类作物（谷和稷），或许并不产大麦或小麦。
总上所述，“潍淄其道，莱夷作牧”，可理解为洪水过后，潍、淄两河流域的平原出现，莱夷在此耕作，种植麦类麰。
二、关于寒浞灭后相“大战于潍”
《左传》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斟灌、斟寻二国，夏同姓诸侯。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但王玉哲先生认为“两斟”在巩县，即周地④。王守功先生认为在濮阳，即卫地⑤。但这与文献记载相悖，如同雷学淇说的“周地有寻而无灌，卫地有灌而无寻”。
问题又回到山东潍县说。按照《水经注疏》和顾颉刚先生的推断，斟灌国在今潍坊西部的寿光地域；斟寻国在今潍坊东南五十里处的古斟亭地；寒国在今潍坊北部的寒亭区；有鬲在今滩坊西北部的利津地；寒浇的过国在今莱州（原掖县）⑥。因此，“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东夷的“潍”地。
《竹书纪年》曰：“夏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寻，大战于潍，复其舟灭之。”也就是《论语》中说的“（浇）荡舟”，说明寒浞子过浇杀斟灌、伐斟寻时，不仅有陆战，还有水战、舟战，战场就在潍水之上，战斗相当激烈。
这段历史说明，夏的中央政权一度由中原迁移到了东夷的“潍”，即“相居斟灌”；从夏王后相在潍的斟灌被杀，直到夏众灭掉潍地寒亭的寒浞，奉少康归于夏邑，等于夏政权中断了数十年，而夏朝历史上这一重大事变就发生在“潍”。“潍”是夏朝历史上耻辱、灭亡与复兴的一个醒目标志。
三、是“玄鸟妇”还是“维妇”？
在“亚矣”铜器中，有一件比较神秘，即《集成》的第9794器。王献唐先生认为该器的图形文字为“玄鸟”字，而于省吾先生认为是“玄”、“鸟”二字。他说：“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唯一珍贵资料”，该壶玄鸟妇三字合文的含义“是作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但这位妇人不是吞玄鸟卵的简狄，而“是与商人保持通婚关系的有娀氏女子”。⑦
邹衡先生认为：“玄鸟既为此妇之先人（商）图腾，而燕（邹先生认为“■”即“燕”字）则必为其所嫁之夫的图腾。换句话说，此器全铭当有商人之女嫁为燕国之妇的含义了。”但他又认为“以玄鸟为图腾者不必都是商族”，“因此，此铭含义应该是倒过来，即燕国之女嫁为商妇。”⑧
于先生在释读此铭时，因为忽视了该器下方的“亚矣”徽文，因此解读的就不够完整。邹衡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该器是“亚矣”族为其嫁于商族之女所作之器。这种解释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但他肯定地认为“亚矣”国族就是燕国，这样就使问题更复杂了。
现在甲、金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妇某、某妇之“某”，是该妇人所出（即娘家）的地名、氏族名或国名；而“妇”是商王、商王的弟兄或子辈的妇人。照此理解，“玄鸟”是商氏族的图腾标志，也就是该氏族的名称。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是殷商族，说明该“妇”是商人的女子。但“妇”，目前甲、金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是商王、商王的弟兄或商王子辈的妇人。如此理解的结论就是，“玄鸟妇”就是殷商女子嫁给了商王、商王的弟兄或子辈为妇，也就是商族的男性娶了商族的女性为妇，即族内婚。为了避开这个问题，于是，于省吾先生说该妇“是与商人保持通婚关系的有娀氏女子，不是实指那个吞玄鸟卵的简狄”；邹衡先生说：“此铭含义应该是倒过来，即燕国之女嫁为商妇。”虽然具体解读上学者理解不一，但众学者都认为这个图腾文字就是“玄鸟”或者是“玄”、“鸟”。通观整个铭文，这样理解有两个矛盾：
第一是有悖殷商的祖先崇拜。玄鸟，是殷商的始祖，即《诗经》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商人的原始祖先，玄鸟对商人来说，具有神圣、威严、和至高无上的祖神地位。“在商代后期前段，即武丁、祖庚时期，商人对死去的祖先怀有恐惧的心理。”⑨殷商有异代重名的现象，像有些臣僚和方国首领，但由于祖先崇拜和对祖先的恐惧，殷商后世绝没有用他的高祖先公的名字来命名的，如蘷、王亥。如果殷商后世的某妇或者婚姻族的某女用商人的始祖神“玄鸟”命名，肯定有违祖先崇拜的教规。
第二是忽视了作器者的族属。该铜器身的铭文为“玄鸟妇”，器盖的铭文为“玄鸟妇 亚矣”。说明该器为“亚矣”族人的作器。在甲金文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矣”是哪一个国族？邹衡释“矣”为“燕”⑩，因此“亚矣”族即为燕族。确实，很多学者释“矣”为“燕”，从古文字学角度这样解释，也确有道理，但这种解释未必正确。
“矣”是武丁，尤其祖庚、祖甲时的重要贞人。我在《探寻寿光古国》一书中列了三十多条与“矣”有关的卜辞。尹藤道治先生把甲骨文二期的贞人分为三大群，而“矣群”是其中之一。“矣”是史官，也是驻守边陲的重要武官，因此矣的铜器都带“亚”形（亚，武官的标志）。王献唐先生收录的45件“亚矣族”器和何景成先生收录的124件“亚矣族”器，又称“己（?）”器。因为这个族的铜器上除去“亚形”外，还有三个重要的部件，即“己”、“其”和“矣”。我在《探寻寿光古国》一书中已反复论证，这个是复合族徽，是己、其、矣三族的联合体的标识。因此，如何景成先生所说：在商周金文中，“?应该也是属于‘亚矣’族的。”（11）而“?国”就是“纪国”，著名考古、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讲的很明确，他说：烟台上夼出土的两件鼎的铭文中，“‘己’、‘?’互见，证明‘?’在周金文里是纪的又一写法，而不是另一姜姓国（李学勤注；即王献唐说的另一姜姓国），《两周金文大系》、《山东金文集存》等书以己、?器合列，并没有错。”（12）
因此，“亚矣”族即“?”国族，也就是潍淄地区的纪国。若肯定“矣”族就是“燕”族，就有很多古文字学和历史学上的矛盾无法理清。
基于上述的分析，此象形字很可能不是“玄鸟”，而是“维”，“维夷”、“维邑”之“维”，也即潍水之“潍”。此图形中的鸟图形释为“ 隹”，这是文字学对鸟图形最一般、最常见的解释。鸟咀所含的这个带“把”的两个不规则圆形是什么？学者多释为“玄”字。但《说文》把“玄”和“糸”看成是两个不同系列的字。“幺”，写为“▓”两个圆圈很圆并不直接相连，中间有段距离，用一直竖道连接起来，《说文》曰：“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玄”，古文“玄”字的图形如同“幺”字，但写作“▓”两个圆圈里各有一圆点。甲骨文中无“幺”和“玄”字，周初金文中才出现“玄”字。“糸”字甲骨文、金文里都有，甲文写作“▓”，金文写作“▓”，图形的特点是两个圆圈是扁圆，而且紧密相连，《说文》曰：“糸，细丝也，也象束丝之形。”“糸”和“玄”在图形上有很大区别，前者为扁圆，后者为圆；前者两圆相连，后者两圆不直接相连。因此，把此图形文字释为“维妇”比释为“玄鸟妇”，在古文字学上更站得住脚。“维”乃《禹贡》的“潍淄其道”之“维”，“维”、“潍”为一字。潍淄是东夷的核心地域，是“亚其”、“亚矣”、“己其”的故土。“维妇”，可能是东夷维地的女子嫁为商妇，在甲骨文中，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有“己妇”、“杞妇”。“己妇”、“杞妇”、“维妇”，都是东夷女子，甚至于可以说都是甲骨文中“其”、“己”氏族的女子。如果说这一分析判断正确，“维妇壶”这一青铜器向我们提供的信息就是，在殷商的祖庚、祖甲时期，商王室与东夷潍淄地区的关系还相当密切和友好，商王室与亚矣族有婚姻关系；“亚矣”虽在王室供职，但他与故土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的族人名字还署“维”即家乡的地名。
四、关于“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纣克东夷”，是商末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纣克东夷”，从政治和军事上削弱了殷商的统治地位，导致殷商的灭亡。
“纣克东夷”，也就是纣征人方。东夷在何地？人方在何地？董作宾先生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中，将征人方所至之地列了一表，并说：“除舊之一地不可知外、其余可以考知者皆在山东境内。”（13）岛邦男沿用董作宾和林泰辅之说，断定“逢就是临淄”，而■、■、澅等地“在临淄附近”（14）。李学勤先生表述的更为明确，他认为“夷方在今山东中东部，其都邑在淄、潍之间的鲁北地区。”（15）。文献和卜辞表明，在商代末期，山东潍淄地区有一个方国或者是方国联盟，构成了对商王朝的直接威胁，是商纣数次征讨的对象，殷商与这一方国的长期战争，导致了自已的衰弱和灭亡。
甲骨卜辞载:
《合集》36068： ①丙戍…淮…于…
②庚寅卜，在浿师贞：王（ ）林方无灾。
③壬辰卜，在浿.贞：王其…无灾。
④甲午卜，在■师贞：今日王步…稻，无灾。
《合集》417577： ①…隹┄贞…。
②庚寅王卜，在漾師贞：□林方無灾。
③壬辰王卜，在■贞：其至于灌□師往来無灾。
④甲午王卜，在■師贞：今日王步于稻無……十月二隹十祀
卜辞（6）即（《合集》36968），（7）即（《合集》41757），这两版卜辞虽然有些地名的文字构形不全一致，但占卜的时间、内容完全一致，把这两版卜辞联系起来考释，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古字的理解。这两版卜辞涉及的是与大邑商附近的地名完全不同的另一组地名，尽管这些地名中有些字很古怪，如《合集》41757②③④“在”字后面的字，和《合集》36968②③④“在”字后面的字，应该是相同的字，但构形有很大差异。但从已识的字看，这个地域是在今山东潍淄地区。（6）①里有“淮”字，这个字也可释“潍”，即潍淄的“潍”；（6）②和（7）②里“在”后面的“■”字，可释为“漾”，同“洋”，即巨洋水之“洋”，也就是现在的瀰河；（6）③和（7）③“在”字后面的“■”字与“■”字是繁简关系，应是一字，即“浿”字，从水，从象心形，《括地志》曰：“浿丘，丘名也，在青州临淄县西北二十五里也。”；《世本》“献公山弑胡公”，宋衷曰：“其党马周繻人将胡公于贝（浿）水杀之。”说明在齐地有贝丘、贝（浿水）。（7）③“■雚”二字，“■”字不识，但“雚”乃斟灌之“雚”，雚（灌）在寿光地； ④里有“■”字，学者多释为“稻”，《齐乖》云：“稻城，高密西南”，“纪要》云：“稻城在高密西南五十里”（7）⑥里面有“■”字，与漦、莱通，属东莱地。这两组卜辞里涉及的地名有： 潍、洋、浿、灌、稻、莱，均在今潍淄地区。 另外，（8）②和（9）①里有“■”字，“■”、綘、逢通，古逢国；（10）①中的■，即己、其的老家，春秋时的纪（己）国，在今寿光地；（10）②里有“■”字，刘钊先生读为“渚”，此“渚”很可能就是今潍坊诸城之“渚”。综上所述，卜辞（4）至（10）所涉及的地名潍、洋、灌、稻、莱、逢、■、诸，皆在古潍淄地域。潍淄地域是商末征人方的战略进攻目标。李学勤先生说古“淮”字是“潍”，“也就是现在的潍坊。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商人从河南安阳出发，往东征东夷的路线就很顺了，即由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一直向东进发。”（16）
纣征东夷或曰纣征人方，就是对东夷潍淄屯区的征伐。纣为什么征东夷？史无载。但殷纣统治集团中与东夷有关的重要政治人物有姜太公和伯益后人费仲、恶来。这几个人可能与此事有涉。史载“商纣无道，太公去之”，在东夷海滨游说诸侯反商，由此引起商纣的东征，这是一种可能；东夷大反，纯属子虚乌有，是卧底在纣王身边的姜太公声东击西的离间之计，是姜太公的阴谋，这又是一种可能；潍淄地区的“益”地（今寿光）是费仲、恶来的故乡，也许出于他们的私利，纵容殷纣东征，这又是一种可能。现有资料不能证明哪一种理解正确，但也不能证明哪一种理解错误。无论如何，殷商的灭亡，与东夷的潍淄地区有直接关系。
五、周穆王时的师 父
在陈梦家先生编辑的《西周铜器断代》中，列了一群铜器，即：
（1）、《 》（《三代》5、12、2，），铭文为：
惟六月既死霸，丙寅，师 父戍在 师， 从。
（2）、《 鼎》（《三代》4、13、13），铭文为：
惟十又一月，师 父省道至于 ， 从。
（3）、《 卣》（《博古》10、33）铭文为；
从师 父戍于 师，蔑厤，易贝卅寽。 拜稽首，对扬师 父休。
（4）、《臤尊》，（《集成》06008）铭文为：
惟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臤从师雍父戍于 师之年，臤蔑厤，仲竞易赤金，臤拜稽首，对扬竞父休。
（5）、《录簋》，（《征图》198）铭文为：
伯 父来自 ，蔑录厤，易赤金。对扬伯休。
（6）、《录卣》，（《征图》342）铭文为：
王令 曰：■！淮夷敢伐内国，女其以成周师氏戍于 （师）。伯
父蔑录厤， 易贝十朋。录拜稽首，对扬伯休。
（7）《竞卣》，（《三代》13、44、3—4）铭文为：
惟伯屖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坯，伯屖父皇竞各于官。竞蔑竞，赏竞章，对扬伯休。
（8）《 方鼎》二，（《集成》02824），铭文有：
曰：乌呼！王唯念 辟刺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 率虎臣御 戎。
对这些铜器的年代，史家说法不一，郭沫若将它们列入穆王时器，容庚定此群为成王时器，吴其昌则定为周宣王伐淮夷时器，陈梦家定为康、昭时器，而唐兰定此群为厉王时器。从成王到厉王，经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共九王历经130多年。对铜器年代的判断分岐如此之大，对铜器铭文所记述历史的理解和`阐释，就不可能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近年很多学者认同郭沫若说，定此群为穆王时器，而铜器铭文所记述的是《后汉书·东夷传》“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和《竹书纪年》的“徐戎侵洛”。就是在穆王西征的时候，徐夷（戎）率九夷以伐宗周。徐夷，即南淮夷，大致在泰山西南麓；九夷，东夷的总称，泛指山东的各土著氏族集团。笼统地说，这些铜器反映的是西周王室对东夷各族团的征伐。但这样理解，就产生很多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在这些铜器中，有一个重要的地名（害夫），陈梦家先生释为“甫”，“甫”在河南上蔡附近。但陈先生又说，金文之（害夫）也可能是“胡”，今安徽阜阳西北有胡城。河南上蔡与安徽相邻，在一个区域。通过陈先生的这些考释，铭文中的这几个军事要地，胡、许、道等，均在今河南上蔡或安徽阜阳附近，也就是说穆王时期师潍父等将领率军与东夷交战，其战场就在上蔡或阜阳这个地域。对这群铜器铭文中的地名，陈梦家先生用古文字、古地理学和古文献结合起来解读，似乎取得了圆满的结论，但严格推敲起来，内中还有很多与军事历史发展的逻辑相悖的地方。例如：
第一、按照文献记载，这次周军的保卫战，是因为徐夷率九夷伐宗周而引起的。我们知道，徐夷之徐在今徐州以北的泰山南麓，九夷泛指山东半岛的若干小国，徐夷率九夷进犯宗周的话，周军讨伐的路线应是今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徐州，而不可能绕到南面的阜阳、新蔡。
第二、这群铜器的出土地点与上述的阜阳、新蔡无涉。《黄县志稿·金石目》曰：“光绪二十二年春，城东鲁家沟田中起古器十”。本群中的第一器《 》就是这十器之一。另据《山东金文集成》载，本群第二器《 ■ 鼎》也是这十器之一。陈梦家先生还说，王献唐见过《黄县志稿》，说这十器中还有一器为鼎，鼎铭为：“嫠白作旅贞”。据此，陈先生又说：“莱伯之鼎出土于黄县莱阴，乃莱国之地，师潍父组之甲器亦出土于此，则知西周初之莱地已有周人驻戍。”（17）。因各种资料的局限，当错综复杂的历史真相一时还无法理清的情况下，我们可暂时对这些金文资料做一简单扼要地处理，即暂时撇开对其它地名的释读，尝试从“ ”字上入手解决。。
在这些铜器中，“ （ ）”字是一个很关键的字。除伯 父之“ ”外，《■鼎》还有“王用肇使乃子率虎臣御 戎”，可见 也是地名，也是■率虎臣驻守的军事要地。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村西周墓出土的铜器除上述三件外，还有鼎、献、簋、壶各一件，均为 所作，但其铭文简略，唯独一盘铭七字，为“伯 父自作用器”。铭伯 诸器与铭伯 父器同出一墓，无疑， 就是伯 父。上述诸器中的 、伯 父为一人。
在这群铜器中，“ ”字的写法是：左上方是水，下方是一个口或者两个口，右面是隹字。对这个字，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做过非常详尽地考证，这里只把他考证的要义转引如下：《汉书·地理志》有：“右扶风武功┉，有垂山、斜水、淮水”。清代两位《水经注》专家都说这“淮”是错字，赵一清说这“淮”应是“雍”，汪士铎说应是“褒”。王国维考定《散氏盘》和《克鼎》两者的地名有联系，而《克鼎》出土于陕西宝鸡渭水南，铭文有“眉田”和“淮司工”，王国维认为“眉”就是扶风郿县，“淮”就是扶风武功的“淮水”。顾先生引《新唐书·地理志》“扶风，本湋川┉，以湋水名之”，他说“唐的岐山县即今陕西岐山县，也即汉的雍县。那里有湋水，‘湋’也写作‘围’，而刘熙《释名》云：‘淮，围也。’湋、淮同音。”顾先生又引丁山“雍水，今名‘湋水’。湋、淮古音相近，┉深疑雍水本名‘淮水’，┉由《散氏盘》推之，秦、汉以来所谓‘雍水’者，固皆‘淮水’之误。”顾先生说：“‘雍’，古文作‘雝’┉，雝的字形都是从‘隹’从‘邑’，说明它的本意是鸟夷的都邑”，又说：“《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秦都所以名‘雍’，就因为它在雍水的旁边，正确地说，就因为它在淮水的旁边。而这条水之所以名‘淮’，即是表示秦族本居潍水流域，他们这一族迁到渭水流域的风翔，是在作《散氏盘》之后，这些秦人已经把这条出于风翔流至周至的水称作‘淮水’了；到秦德公时建为都城，东方的遗民住到那边的就更多了。其后‘雍城’的字音虽因它的假借字而读iung，但‘雍水’的音则始终不变，直到现在还是被呼作‘湋水’。为了秦人住在那里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所以《禹贡》的作者就规定了西河到黑水这一区域的名称为‘雍州’。他万万想不到‘雍’即是‘淮’，这个水名和邑名都是在周公东征之后原来居于潍水流域的鸟夷族西徙后的新名词，在传说的大禹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为着东方民族大迁徙，恶来这一族被迫迁移到渭水流域，于是本在东方的‘淮（潍）水’一名西迁了，东方民族所崇奉的上帝和祖先少皋也西迁了，甚至后起的‘凤翔’这一地名也很可能由秦人的‘高祖少皋挚之立也，凤鸟始至及‘凤鸟氏，历正也’这古老的传说而来。”（18）
顾先生的这一长篇详细考证说明，现在陕西扶风地区（含扶凤、宝鸡、岐山、眉县）的“雍水”之“雍”，本名为“淮”，读音“湋”，即“潍”的本音。“潍”即“潍淄其道”的“潍”，是东夷的古地，也是伯益的祖地。商末周初，伯益族后裔从今山东东部西迁到渭水流域，把“潍”这个地名及祖先神少皋也带到西方的渭水流域。后人把淮（潍）讹为“雍”，因此“雍”字实为“潍”。
据此，伯雍父的“雍”应读为“淮（湋、潍）。伯雍父之所以名“雍”，就是因为他出生在淮（潍）地。前面我们曾论述过，成康时期，伯懋父率师东征，直到东海边，为了巩固东征成果，把一部分“殷八师”的建制单位，即兵民合一的氏族留在了潍淄地区，这一地区的行政总管就是中旄父。而穆王时的伯雍父和伯屖父应该是伯懋父或中旄父的子孙，即己其矣族的后裔。
“雍”字实为“潍”字，“师雍父”实为“师潍父”。把铜器和文献中的伯逘父（沫伯）、伯懋父、仲旄父、师潍父、师屖父这些名字排列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前三父的名字中都有沫（懋、旄、牟）即昧邦、牧野之“沫”音，这三父的名字都有与卫地有关,而卫地的沫、牧，又是东夷人的后裔；而后二父的名字都与潍和夷有关，说明穆王时的师潍父和师屖父，他们出生在东夷的潍淄地区，他们是伯懋父征东夷后留在东夷的族人的后代，是己其矣族的后代。
附网友的跟帖：
李老：
‘南淮夷’之名应该是因别于‘北淮夷’或‘淮夷’而命之，我生于潍县，老辈口语均称‘淮’而非‘潍’，即以上流‘淮安县’亦为铁证，‘安’是为其不泛滥，说明古人的一种期盼，远在治理河流漕运之前即为‘淮’，而人民则望其‘安’也。
参考目录：
①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167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与科技史》七卷第42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第168、171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④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1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 王书功:《夷羿族团和衍变与考古发现辩证》见《古代文明》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⑥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治革史》第1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⑦ 于省吾：《略论图腾崇拜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⑧ 严文明：《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⑨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图版五，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⑩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临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70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1）何景成：《“亚矣”族铜器研究》，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
（12）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47页。
（13）《中国现代学术精典董作宾卷》第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4）（日）岛邦南：《殷墟卜辞研究》第374、396页，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版。
（15）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6）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20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20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18）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转引自《古史考》第六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