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变革之时，经济转型之际，出现了很多没有意料到的事情，由此我们变得很焦虑。调整好心态，重铸信心，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我们的生活，才能感觉到满足和幸福。
资深经济学者沈立人在《中国弱势群体》里认为，一部人类发展史，从总体和本质看，不妨认为是一部与“贫困”做斗争并渐次有限收获的历史。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断。
中产阶层的稳定效应
在原始社会，人类朝不保夕，得过且过，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在这种奋斗中逐渐变得越来越聪明，开始有了剩余产品。这之后，才出现贫富分化，逐渐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过程伴随着文明的进程。这个过程既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也是贫困人群争取平等的斗争史。
人类文明发展，注定会呈现从不平等到平等持续发展的状态。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初期，原始资本积累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的掠夺。这导致工人们持续不断的斗争，社会局势逐渐变得动荡不安。为保障自身的安全利益，资产阶级开始改善工人福利待遇，保障工人的一些基本权利，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使社会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稳定的纺锤形结构。
无疑，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了平民在社会中持续稳定的安全感，使他们看到生活中的希望。正是这样的希望，成为了其进程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精神支点。这种精神支点是保障低收入阶层获得安全感、社会归属感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因子。这也使得高收入阶层能生活在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获得安全感。
占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是支撑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力量。这是一支社会中坚力量，基本生活无忧，并有一定量闲钱来支撑自己某些方面的生活兴趣，获得相当程度的满足感。而且，步入了中产阶级，也是一个“向上”的跳板，是步入富有阶层的一个阶梯。这让这个群体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这个希望支撑着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称谓。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一个“中产阶层”，只不过不一定能形成一种阶层文化。
当“中产”变“夹心”
按照沈立人先生的观点，“中产阶级”的形成正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与“贫困”斗争而取得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成果比以往任何成果都要大得多。资本主义一百多年里就创造了比以往社会所创造财富总和还要多的财富，关键之一就在于此。
古人云，有恒产者就有恒心。收入稳定的中产阶层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稳定器”的功能。这样一个群体因为生活富足，会感到愉悦，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理性地看待矛盾，温和地处理问题。在当前一些极端性的社会事件中，很少能看到中产阶层的参与。
但目前的境况来看，全球的中产阶层都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局面。
受到早几年开始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和全球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影响，中产阶层的财产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挤压，大幅缩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产阶层就是一个“夹心层”，自身利益往往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但由于拥有一定的“资产”和“社会地位”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从表象来看，金融危机的结果是使富翁变成了中产者，中产者变成了穷人，而穷人依旧是穷人，但出于维稳的需要，多少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基本生存需求获得限量的保障。可实际上，在金融危机过后，拥有“生产资料”控制权的富有群体依然可以依靠资源优势迅速回归到富翁行列，中产者变成穷人后，由于并没有掌握“生产财富”的资源，就很难再回到中产行列了。
群体性焦虑蔓延之祸
“中产阶级”利益受到政策影响而被损害，并且被损害的利益不可逆转或逆转无望，就会丧失理性，出现群体性焦虑。因为“幸福”生活正在慢慢消失，日子过的越来越窘迫。如果这个主要的中产群体被边缘化，逐渐被挤压进入低收入群体，社会稳定的因子无疑就会越来越脆弱，社会将出现新的矛盾。群体性焦虑爆发后，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目前，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事件，英国的“占领伦敦”示威活动，德国多个城市爆发的示威活动，也门的示威活动，印度的反腐败运动等，都反映了“中产阶级”利益受到严重挤压之后爆发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学者指出，当今我们的社会现实是中产阶层倍感艰辛，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阐述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80％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似乎有克隆的危险。这些中产阶层一不小心就成了房奴、车奴、孩奴……光鲜的外表下是时时紧绷的神经。此外，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再加上金融危机，通胀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中产阶层的财富大幅贬值，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不得不和低收入群体竞争社会公共福利。如此一来，低收入群体及“夹心层”会更加感到上升的困难。社会竞争的加剧，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失败者出局，这种挫折对人的心理乃至人格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报道称，中国目前出现了整体性的“贫穷恐惧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挤压之后，已经引发了群体性焦虑，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当中产阶层自身摇摇欲坠，又何谈去充当社会的“稳定器”：当人们无法寻求到解决困境的出口和途径，让焦虑情绪日益蔓延，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铸就希望，消除焦虑
在“每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的戏谑中，我们是否应该更深入地思考。
保护中等收入群体免受边缘化、贫困化之害，维护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根基，无疑是与消灭贫穷同等重要的基本国策。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就强调，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随后，去年四月份，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又强调，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我国的政策开始向稳定并壮大“中产阶层”的方向倾斜，无疑是我国当代社会的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支点。改革分配制度，以政府力量打通阶层跃升的通道，不仅会让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恢复对生活的信心，也会使低收入群体看到生活的希望，并通过努力步入“中产阶层”。
我国新一轮的体制改革更加注重由“社会公平正义”来引领，把体制公平作为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进入了一个既要“攻坚克难”，又要“全面协同”的新时期，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都将远超过去，无疑将会有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央和高层的改革勇气、决心和科学的决策，看到希望。
在此情形之下，我们自身也应该调整心态，重铸信心，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我们的生活。
在社会变革之时，经济转型之际，出现了很多没有意料到的事情，由此我们变得很焦虑。调整好心态，重铸信心，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我们的生活，才能感觉到满足和幸福。
资深经济学者沈立人在《中国弱势群体》里认为，一部人类发展史，从总体和本质看，不妨认为是一部与“贫困”做斗争并渐次有限收获的历史。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断。
中产阶层的稳定效应
在原始社会，人类朝不保夕，得过且过，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在这种奋斗中逐渐变得越来越聪明，开始有了剩余产品。这之后，才出现贫富分化，逐渐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过程伴随着文明的进程。这个过程既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也是贫困人群争取平等的斗争史。
人类文明发展，注定会呈现从不平等到平等持续发展的状态。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初期，原始资本积累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的掠夺。这导致工人们持续不断的斗争，社会局势逐渐变得动荡不安。为保障自身的安全利益，资产阶级开始改善工人福利待遇，保障工人的一些基本权利，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使社会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稳定的纺锤形结构。
无疑，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了平民在社会中持续稳定的安全感，使他们看到生活中的希望。正是这样的希望，成为了其进程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精神支点。这种精神支点是保障低收入阶层获得安全感、社会归属感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因子。这也使得高收入阶层能生活在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获得安全感。
占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是支撑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力量。这是一支社会中坚力量，基本生活无忧，并有一定量闲钱来支撑自己某些方面的生活兴趣，获得相当程度的满足感。而且，步入了中产阶级，也是一个“向上”的跳板，是步入富有阶层的一个阶梯。这让这个群体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这个希望支撑着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称谓。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一个“中产阶层”，只不过不一定能形成一种阶层文化。
当“中产”变“夹心”
按照沈立人先生的观点，“中产阶级”的形成正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与“贫困”斗争而取得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成果比以往任何成果都要大得多。资本主义一百多年里就创造了比以往社会所创造财富总和还要多的财富，关键之一就在于此。
古人云，有恒产者就有恒心。收入稳定的中产阶层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稳定器”的功能。这样一个群体因为生活富足，会感到愉悦，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理性地看待矛盾，温和地处理问题。在当前一些极端性的社会事件中，很少能看到中产阶层的参与。
但目前的境况来看，全球的中产阶层都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局面。
受到早几年开始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和全球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影响，中产阶层的财产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挤压，大幅缩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产阶层就是一个“夹心层”，自身利益往往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但由于拥有一定的“资产”和“社会地位”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从表象来看，金融危机的结果是使富翁变成了中产者，中产者变成了穷人，而穷人依旧是穷人，但出于维稳的需要，多少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基本生存需求获得限量的保障。可实际上，在金融危机过后，拥有“生产资料”控制权的富有群体依然可以依靠资源优势迅速回归到富翁行列，中产者变成穷人后，由于并没有掌握“生产财富”的资源，就很难再回到中产行列了。
群体性焦虑蔓延之祸
“中产阶级”利益受到政策影响而被损害，并且被损害的利益不可逆转或逆转无望，就会丧失理性，出现群体性焦虑。因为“幸福”生活正在慢慢消失，日子过的越来越窘迫。如果这个主要的中产群体被边缘化，逐渐被挤压进入低收入群体，社会稳定的因子无疑就会越来越脆弱，社会将出现新的矛盾。群体性焦虑爆发后，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目前，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事件，英国的“占领伦敦”示威活动，德国多个城市爆发的示威活动，也门的示威活动，印度的反腐败运动等，都反映了“中产阶级”利益受到严重挤压之后爆发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学者指出，当今我们的社会现实是中产阶层倍感艰辛，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阐述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80％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似乎有克隆的危险。这些中产阶层一不小心就成了房奴、车奴、孩奴……光鲜的外表下是时时紧绷的神经。此外，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再加上金融危机，通胀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中产阶层的财富大幅贬值，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不得不和低收入群体竞争社会公共福利。如此一来，低收入群体及“夹心层”会更加感到上升的困难。社会竞争的加剧，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失败者出局，这种挫折对人的心理乃至人格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报道称，中国目前出现了整体性的“贫穷恐惧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挤压之后，已经引发了群体性焦虑，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当中产阶层自身摇摇欲坠，又何谈去充当社会的“稳定器”：当人们无法寻求到解决困境的出口和途径，让焦虑情绪日益蔓延，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铸就希望，消除焦虑
在“每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的戏谑中，我们是否应该更深入地思考。
保护中等收入群体免受边缘化、贫困化之害，维护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根基，无疑是与消灭贫穷同等重要的基本国策。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就强调，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随后，去年四月份，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又强调，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我国的政策开始向稳定并壮大“中产阶层”的方向倾斜，无疑是我国当代社会的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支点。改革分配制度，以政府力量打通阶层跃升的通道，不仅会让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恢复对生活的信心，也会使低收入群体看到生活的希望，并通过努力步入“中产阶层”。
我国新一轮的体制改革更加注重由“社会公平正义”来引领，把体制公平作为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进入了一个既要“攻坚克难”，又要“全面协同”的新时期，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都将远超过去，无疑将会有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央和高层的改革勇气、决心和科学的决策，看到希望。
在此情形之下，我们自身也应该调整心态，重铸信心，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