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兴衰的原因分析
内容提要：二百年前，晋商的商号已经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远及西伯利亚、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达到鼎盛。但是，它又在很短的时间内衰落了，这使我们不禁会问晋商兴起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又很快衰落了呢？ 明清时代的晋商，是山西人永远的骄傲。他们凭着肩扛力挑，凭着诚实守信，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借助一次又一次的机遇，让自己的商业王国不仅覆盖了全国而且延伸到欧亚大陆，以及日本和朝鲜。他们的经商才能让犹太人却步；他们积累的财富让皇室羡慕；他们的经营制度和策略，当代人都无法企及；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中国的传统美德在商界发挥得淋漓尽致，把商人而且是群体商人的操守推到了一个近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在中国历史上，他们是推动和主导中国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主力军。但为什么他们又突然在近代衰落下去，甚至忽然销声匿迹了呢？
一、明清以来晋商兴盛的原因
1、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自然是高消费的城市。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丘外，北部地瘠民贫，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活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至1949年山西
省人均耕地由10.82亩降至4.88亩，其中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 人均耕地达到最低点，且十年九旱，即使是丰年，居民的粮食也常感不足，从而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2、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
入明以后，新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对农民、工商业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政策，诸如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移民屯田、推广桑棉种植、减轻商税、严惩贪污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全国水陆交通进一步发展，简品交换打破了地域限制，商业资本也逐步活跃起来。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以及与俄国的茶叶贸易。明后期1518年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因而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对商人来说这是一个解放。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如亩”的政策，取消几千年来沿袭的人丁税，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制，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晋商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
3、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得力于晋商的赞助。1720年西北准噶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当时因路途遥远，运输粮秣成为最突
出的问题。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进剿，代运军粮。据《清史稿》记载，“介休范氏随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1721年) 再出师。以家财转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一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担。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用二品服……”。有个叫王绳中的晋商一次赠给乾隆白银—百万两作为报效，被称为“百万绳中”，清王朝则用“赐产”、“入籍”、“赐职”以及特许经营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结晋商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晋商经营盐业以及对日本的铜贸易等。此外，晋商的票号还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解缴税款，为政府筹惜汇兑款项，承汇商款，还本付息等。可见，晋商与封建政权有密切的关系，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政治基础。
4、勇于开拓、诚信义利的“晋商文化”
山炳商人富有冒险精神，随军进剿，尾随贸易，全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利用原始的运输工具——骆驼、马、牛，每年将数以万担计的各类商品输送到中俄边境甚至俄国腹地。他们从江南采购茶叶等商品后北上西向，水陆兼运，翻越千山万水，其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实属罕见。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晋商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很多晋商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信誉，以至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他们的经营准则：“平则人易信，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以此准则约束自身，以做“善贾”、“良贾”为荣，并将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梁启超曾赞誉道：“晋商笃守信用”。几乎听不到晋商有舞
弊之事，做到了“利以义制”，达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5、科学的管理理念
山西商人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所有者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地颐指气使。两权分离式的运作使巨贾们能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必为已有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在资本经营中，山西商人的一大特色是采用“顶身服”制度，即商号员工除每年应得工贷外，根据其资历表现以及对商号的页献，可以顶1厘至10厘的身股，职工的身股与财东的银股共同参与分红。晋商通过顶身股制度的实施，将职工的物质利益与商号的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商号的凝聚力；在组织上，晋商强调机构精干，责权分明，办事效率高；在人事管理上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早在元代，运城言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是很有远见卓识的，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晋商衰败的原因
1、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鸦片战争后，洋货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中国民族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以晋商垄断长达200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
贸易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我国各地，直接攫取土产品并推销其工业品，毋须再与买卖城的山西出口商帮易货了，沉重打击了山西对俄贸易商帮，而且晋商在俄贸易又受到重税的窒息，复经战乱，财物惨遭掠夺，遂一败涂地。
2、清政府的腐败所致
19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与封建政府的关系已经很密切，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的关系步步升级，以至清政府的命运，直接影响着晋商的兴亡。以山西票号为例，庚子事变后，光绪皇带曾传旨，电令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顿时山西票号成为清廷总出纳。票号与清政府勾结，是因为它需要封建政府的政治保护和款项过账的业务利益，而清政府也需要票号汇兑机构的资金通融，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各票号不同程度地钻进了清政府的财政体系。山西票号作为一种专营汇兑的金融机构已经腐化变质，这为其以后的衰败埋下了种子。晋商富裕之际，正是清政府财政开支拮据之时，所以晋商成了清政府勒派劝捐助饷的主要对象，各级官吏更是巧立名目，贪婪地盘剥晋商。清政府这种无止境的大量搜刮，无异于杀鸡取卵，从根本上动摇和削弱了晋商的经济基础。后来清政府倒台，放给滑政府及官吏的巨资也无法收回，晋商商号失去清偿能力，最终放北洋政府查封。
3、国内外时局不靖
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接踵爆发，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如天成享票号仅汉口、
西安、成都三处就被土匪抢劫白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稳定，共计亏损200余万两；日升昌票号仅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现银30余万两。晋商票号向有“北存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王公贵族及清政府的储蓄，而在南方贷出流动，因为南方革命不断，加上清室贵族官吏们的下台，许多资金收不回来，总共损失300万两以上，实力顿减。总之，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催毁了山西商人。
4、目光短浅，丧失机会
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虽然久居南方的一些分庄经理有了创办工业的愿望，但大财东蛰居山西，未能受到洋务风气的影响，没有洞察到整个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错过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遇。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渗入中国后，各国先后在中国设立银行，汇兑、存款已非晋商一家所专，竞争十分激烈。慈禧太后曾有意授权晋两组建大清银行，但晋商丧失了机遇，未能及时把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故称雄一代的票庄，不战自溃。山西票号的改革家们曾大声疚呼，劝祁、太、平各帮票号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革故鼎新，效法近代银行的组织经营方法，集股500万两以挽颓势，但倡议遭到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使面临灭顶之灾的山西票号只能在日益颓废的境况中苟延残喘。
三、警示与启迪
通过以上对晋商的兴与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晋商的成功除了优越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和自身良好的素质等原因外，还有两大因素：一是制度创新，晋商较早地实行了“两权分离”、“顶身股”等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这在音商的兴起及发展中起到推动的作用；二是靠与封建政权的结合，以政权作靠山，支撑了晋商的发展。但是，在其成功的同时，已经孕育其日后衰败的危机。晋商在发展过程中日益背离了其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的大潮，具有很强的买办性、封建性。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由于没能顺应历史潮流，及时与封建政权脱钩，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制度创新，面对国内外激烈竞争，无力发展，丧失了机会。所以，当买办性与封建性由于其历史局限性而被历史抛弃时，以其为基础的晋商不可避免地也成为历史的陈迹。
晋商兴衰的原因分析
内容提要：二百年前，晋商的商号已经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远及西伯利亚、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达到鼎盛。但是，它又在很短的时间内衰落了，这使我们不禁会问晋商兴起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又很快衰落了呢？ 明清时代的晋商，是山西人永远的骄傲。他们凭着肩扛力挑，凭着诚实守信，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借助一次又一次的机遇，让自己的商业王国不仅覆盖了全国而且延伸到欧亚大陆，以及日本和朝鲜。他们的经商才能让犹太人却步；他们积累的财富让皇室羡慕；他们的经营制度和策略，当代人都无法企及；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中国的传统美德在商界发挥得淋漓尽致，把商人而且是群体商人的操守推到了一个近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在中国历史上，他们是推动和主导中国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主力军。但为什么他们又突然在近代衰落下去，甚至忽然销声匿迹了呢？
一、明清以来晋商兴盛的原因
1、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自然是高消费的城市。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丘外，北部地瘠民贫，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活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至1949年山西
省人均耕地由10.82亩降至4.88亩，其中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 人均耕地达到最低点，且十年九旱，即使是丰年，居民的粮食也常感不足，从而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2、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
入明以后，新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对农民、工商业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政策，诸如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移民屯田、推广桑棉种植、减轻商税、严惩贪污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全国水陆交通进一步发展，简品交换打破了地域限制，商业资本也逐步活跃起来。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以及与俄国的茶叶贸易。明后期1518年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因而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对商人来说这是一个解放。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如亩”的政策，取消几千年来沿袭的人丁税，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制，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晋商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
3、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得力于晋商的赞助。1720年西北准噶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当时因路途遥远，运输粮秣成为最突
出的问题。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进剿，代运军粮。据《清史稿》记载，“介休范氏随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1721年) 再出师。以家财转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一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担。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用二品服……”。有个叫王绳中的晋商一次赠给乾隆白银—百万两作为报效，被称为“百万绳中”，清王朝则用“赐产”、“入籍”、“赐职”以及特许经营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结晋商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晋商经营盐业以及对日本的铜贸易等。此外，晋商的票号还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解缴税款，为政府筹惜汇兑款项，承汇商款，还本付息等。可见，晋商与封建政权有密切的关系，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政治基础。
4、勇于开拓、诚信义利的“晋商文化”
山炳商人富有冒险精神，随军进剿，尾随贸易，全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利用原始的运输工具——骆驼、马、牛，每年将数以万担计的各类商品输送到中俄边境甚至俄国腹地。他们从江南采购茶叶等商品后北上西向，水陆兼运，翻越千山万水，其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实属罕见。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晋商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很多晋商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信誉，以至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他们的经营准则：“平则人易信，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以此准则约束自身，以做“善贾”、“良贾”为荣，并将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梁启超曾赞誉道：“晋商笃守信用”。几乎听不到晋商有舞
弊之事，做到了“利以义制”，达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5、科学的管理理念
山西商人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所有者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地颐指气使。两权分离式的运作使巨贾们能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必为已有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在资本经营中，山西商人的一大特色是采用“顶身服”制度，即商号员工除每年应得工贷外，根据其资历表现以及对商号的页献，可以顶1厘至10厘的身股，职工的身股与财东的银股共同参与分红。晋商通过顶身股制度的实施，将职工的物质利益与商号的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商号的凝聚力；在组织上，晋商强调机构精干，责权分明，办事效率高；在人事管理上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早在元代，运城言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是很有远见卓识的，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晋商衰败的原因
1、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鸦片战争后，洋货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中国民族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以晋商垄断长达200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
贸易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我国各地，直接攫取土产品并推销其工业品，毋须再与买卖城的山西出口商帮易货了，沉重打击了山西对俄贸易商帮，而且晋商在俄贸易又受到重税的窒息，复经战乱，财物惨遭掠夺，遂一败涂地。
2、清政府的腐败所致
19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与封建政府的关系已经很密切，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的关系步步升级，以至清政府的命运，直接影响着晋商的兴亡。以山西票号为例，庚子事变后，光绪皇带曾传旨，电令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顿时山西票号成为清廷总出纳。票号与清政府勾结，是因为它需要封建政府的政治保护和款项过账的业务利益，而清政府也需要票号汇兑机构的资金通融，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各票号不同程度地钻进了清政府的财政体系。山西票号作为一种专营汇兑的金融机构已经腐化变质，这为其以后的衰败埋下了种子。晋商富裕之际，正是清政府财政开支拮据之时，所以晋商成了清政府勒派劝捐助饷的主要对象，各级官吏更是巧立名目，贪婪地盘剥晋商。清政府这种无止境的大量搜刮，无异于杀鸡取卵，从根本上动摇和削弱了晋商的经济基础。后来清政府倒台，放给滑政府及官吏的巨资也无法收回，晋商商号失去清偿能力，最终放北洋政府查封。
3、国内外时局不靖
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接踵爆发，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如天成享票号仅汉口、
西安、成都三处就被土匪抢劫白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稳定，共计亏损200余万两；日升昌票号仅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现银30余万两。晋商票号向有“北存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王公贵族及清政府的储蓄，而在南方贷出流动，因为南方革命不断，加上清室贵族官吏们的下台，许多资金收不回来，总共损失300万两以上，实力顿减。总之，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催毁了山西商人。
4、目光短浅，丧失机会
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虽然久居南方的一些分庄经理有了创办工业的愿望，但大财东蛰居山西，未能受到洋务风气的影响，没有洞察到整个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错过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遇。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渗入中国后，各国先后在中国设立银行，汇兑、存款已非晋商一家所专，竞争十分激烈。慈禧太后曾有意授权晋两组建大清银行，但晋商丧失了机遇，未能及时把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故称雄一代的票庄，不战自溃。山西票号的改革家们曾大声疚呼，劝祁、太、平各帮票号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革故鼎新，效法近代银行的组织经营方法，集股500万两以挽颓势，但倡议遭到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使面临灭顶之灾的山西票号只能在日益颓废的境况中苟延残喘。
三、警示与启迪
通过以上对晋商的兴与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晋商的成功除了优越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和自身良好的素质等原因外，还有两大因素：一是制度创新，晋商较早地实行了“两权分离”、“顶身股”等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这在音商的兴起及发展中起到推动的作用；二是靠与封建政权的结合，以政权作靠山，支撑了晋商的发展。但是，在其成功的同时，已经孕育其日后衰败的危机。晋商在发展过程中日益背离了其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的大潮，具有很强的买办性、封建性。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由于没能顺应历史潮流，及时与封建政权脱钩，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制度创新，面对国内外激烈竞争，无力发展，丧失了机会。所以，当买办性与封建性由于其历史局限性而被历史抛弃时，以其为基础的晋商不可避免地也成为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