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鸿
《经济问题》 200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F4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00)11-0050-04
东亚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人们普遍把过去的那场危机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过分依赖。1999年东亚经济的回升迹象明显，有些国家甚至出现强劲增长势头，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的东亚经济复苏会不会继续潜伏着危机？会不会再次牵动整个亚洲经济发生动荡？我们认为，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来看，东亚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本地区国家自身经济的“追赶”式工业发展模式。处于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的工业国家，时刻受到来自后工业国家经济、金融、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制约。因此，当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后工业时代的工业经济危机。东亚经济要彻底消除阴影，真正复苏，走向持续稳定增长，依然任重而道远，绝非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认识当今后工业化经济的特征，以及东亚经济在后工业时代的受制约地位。
一、后工业国家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
20世纪的最后10年，以美国为首的后工业国家率先占领信息产业经济成果，进入经济全面稳定增长的新时代，通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都控制在较低水平，创造了90年代的经济繁荣。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后工业国家对各种资源的利用也大大超过国界，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的推动，已经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说，今日的后工业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1.科技创新中心。遥遥领先的科学研究潜能完全集中于美国及其后工业国家之中。如全世界平均科技人员的数量在90年代初每100万居民为2.34万人，而在北美则为12.62万人。发达国家控制着全世界390万件发明专利的87%（截止登记于1993年底）。由此可见，后工业国家在创新源泉方面无疑占据着绝对优势，而美国和西欧就是这一市值不断增长的创新源泉市场的主要操盘手。仅1970-1990年间发达国家对工业产品需求的价格同服务业和信息业的价格相比几乎下降了75%，而且这一下降趋势近年来还在继续。在高科技产品领域中，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同美国竞争，高科技产业中员工的低收入不仅使其无法保持有利的市场地位，而且是其继续落后于美国的实际原因。例如，印度高级软件开发人员的工资为年薪6000美元，结果使得印度的软件开发业失去了竞争能力，大量的印度专家移居美国。当代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十分严重，这无疑为当代后工业国家的科技实力增加了分量。
目前，后工业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已占世界总额的85%以上，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在研究和开发上的支出都已接近其GNP的3%，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0.5%。近年来，美国每年用于科研开发的投入已达3000亿美元，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6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仅用于信息产业的投资每年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每增长率超过10%，占每年投资总额中的40%以上。后工业国家在占领高科技领域成果之后，对发展中国家严密控制最新技术和成果的泄露，实行科技封锁或“高价”政策，更巩固了其在当代世界科技中心的地位。
2.国际金融中心。源源不断的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美国已经成为当代资本市场的巨无霸。据统计，1997年流入美国的外国资金达24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1600亿美元；1998年流入美国的国际投资超过28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约16.7%，其中直接投资增加到1930亿美元；1999年涌入美国的外资超3500亿美元，增长幅度为25%。据有关人士分析，今年流入美国的国际投资预计接近4000亿美元，2002年将超过4300亿美元。这不仅将进一步扩大美国的资本市场，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
90年代，后工业国家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储蓄率利率下降。1975年美国的储蓄利率最高值为9.4%，到1996年降到了4.3%，1997年更降到了3.8%，大大低于战后以来的利率。但是，储蓄利率的下降并没有对其投资积极性造成预先想象的灾难性后果。1996年美国动用的占国民总产值18%的投资依然可以同瑞典(14.5%)、英国(15%)、意大利(17%)、加拿大(17.5%)、法国(18%)相并列。美国公司投资国外的资本规模几乎为日本和德国国外投资总和的1.5倍，其资本回收始终高居于日本、英国和德国企业在美国本土的资本回收之上。美国经济在去年国民总产值增长4.2%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又达到5.4%的高水平。
对后工业国投资的依赖成了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惟一来源。从战后至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资金90%以上来自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从80年代起，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只能依靠新的借贷来支付高额利息。1981-1993年间，外国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增长了2倍，在韩国增长了3.5倍，投入到马来西亚经济的资金从1987-1992年间增长了8倍，泰国增长了14倍，印度尼西亚增长了15倍。仅1996年投入东亚地区的直接外资就达930亿美元，比前5年增加了2倍。更不寻常的是当地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增长，1990年的资金总量不超过20亿美元，而在1990-1994年间这一总量超过420亿美元，使得当地公司在股市中的不超过20亿美元，而在1990-1994年间这一总量超过420亿美元，使得当地公司在股市中的牌价上涨。1994年马来西亚公司的市场资本化程度超过国民总产值的300%，是美国的2倍。
3.国际市场中心。后工业国家是当今国际市场的主要占有者。据统计，目前后工业国家出口总额中相互出口占到80%，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仅占18%，而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中相互出口不到30%，70%的出口要依赖于占有主要国际市场的后工业国家才能实现。
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龙头就是出口业，因此对外贸易对后工业国家的依赖必然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政策。近年来后工业国家普遍完成了自身结构化调整，使得市场机制比以往更加灵活，更加有效。进入90年代，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美国的产品，服务和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化大生产、高速度、大容量地跨国界流动，建立了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市场体系。巨额贸易逆差和外资弥补了储蓄与投资缺口，使美国能够进口廉价的商品和资产。美国经济对进口和对外投资的依赖度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10%增加到1999年的16%还强。1998年和1999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2000亿-30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总产值的3%，创80年代中期以来的历史高峰，成为当今世界贸易逆差最大、资本净流入最多的国家。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竞争力削弱的结果，而是经济强劲、国内需求旺盛导致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增长的结果。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格局中，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对后工业国家的依附地位。随着后工业国家经济实力的继续加强，发展中国家与后工业国家的发展差距将继续扩大。
二、东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后工业时代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
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60年代中期开始，采取粗放式工业模式取得了经济速度保持多年增长的纪录，从而走上了经济全面依赖于后工业国家的道路。70年代，台湾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9.4%时，其生产能力的增速仅为2.6%；韩国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10.3%时，生产能力增速仅1.2%；新加坡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8.7%时，生产能力增速仅0.2%。与此同时，法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5.0%时，生产能力增速为3.0%。8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同西方七国相比相应下降了7.23%和34%。无可置疑，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惟一基础就是国内资金，随着资金消耗，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趋缓、中止。因此，指望国外资本的投入就成了急于进入工业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维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981-1993年间，国外资本对东亚廉价劳动力和诱人的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兴趣，投资东亚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外国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增长了2倍，在韩国增长了3.5倍，同时投入到马来西亚经济的外资从1987-1992年间增长了8倍，泰国增长了14倍，印度尼西亚增长了15倍。但是，这些投资并没有给进口配件和技术的东亚国家提供国产化自主的保证。80年代末，韩国生产计算机的85%价值是由进口配件组成。配件总数的95%是按国外许可证生产的，而程序软件100%由国外提供保障。其他国家的依赖规模更高：1998年10个东亚新工业国家的进口额为7480亿美元，超过了欧盟当年进口额，而且欧盟进口的绝大部分为技术商品。
东亚国家疯狂追逐投资来满足经济增长的目标，迫使银行拿出更多贷款来刺激经济和增加出口，接下来就是生产效率的继续下降和使用短期贷款后的经济体系超负荷运行。到1997年韩国最大的30家公司得到了总额为65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占国民总产值的39%，为了支付高额利息只得通过一部分新的贷款来弥补。马来西亚公司需支付的资金在危机前夕达到国家民总产值的160%。经济倾覆已经迫在眉睫。
东亚地区把对后工业国家的出口想象成了走出危机阴影的希望，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些国家出口额与国民总产值的比值只能说明该国经济对后工业国家国外市场依赖的程度。可以说，80年代韩国和台湾经济增长中的42%和74%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工业产品买主。后工业国家的出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不高于7%-8%，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这一比值相当高：中国为21.2%，印度尼西亚为21.9%，菲律宾为24.4%，韩国为26.8%，泰国为30.2%，台湾为42.5%，马来西亚为78.8%，香港和新加坡甚至达到117.3%和132.9%这一难以置信的程度。还应该指出，1995-1996年间来自亚洲的出口增长明显减缓。1995年韩国的出口增额超过30%，马来西亚增额26%，中国增额25%，泰国增额23%，到1996年的相应增额为4.2%、4.0%、1.5%和0.5%（另有资料为0.1%），最终导致东亚国家1996年国际收支赤字达365亿美元，年增幅达10%。
在教育方面对后工业国家的依赖性同样是东亚国家的悲哀。东亚发展中国家在消费水平普遍不高的条件下，教育不会真正体现其有意义的价值，创造性活动也不会成为有组织的迫切需求。从80年代开始涌向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学生，并没有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经济繁荣，而是驻脚于美国和欧洲现代经济所创造的美景不再返回。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从199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外流达到70%，这无疑严重地阻滞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
酿成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东亚国家国际市场的狭隘性，未能形成自主的技术工艺战略，以及对国外投资的单一依赖性，而外债偿还困难加之无法保持本地区大多数国家汇率稳定最终成了引发金融动荡的根源。从1997年8月泰铢贬值开始，一个月里，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相继发生国家汇率暴跌。截至1998年1月15日，泰铢贬值达47%，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分别贬值36.2%、71.9%和41.2%。
需要指出的是，开始于边缘市场的那场金融危机并没有对全球金融的稳定产生真正的影响，丝毫没触有动后工业经济的任何利益。当年10月21日-27日，道琼斯指数从8060点降到7161点，降幅11%，但没有过一个半月，12月5日，指数回升达到8149点，以高于1996年末23%的7908点结束了这一年。欧洲也没有出现东亚式的任何灾难性后果。1997年10月危机期间，伦敦指数下跌7.6%，巴黎指数下跌11.2%，法兰克福指数下跌14.5%，然而回升也是快速果断的。1998年1月初至6月底，主要股票指数继续攀升达到了空前高度：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从7980.02点升到9367.84点，德国的DAX从4249.7点升到6217.83点，意大利的Mibtel从16806点升到26741点，法国的CAC-40从2998.9点升到4404.9点，半年中的最大涨幅为59.12%，最小涨幅为18.46%。美国经济在1998年后半年和1999年第一季度的持续上升，牵动道琼斯指数突破11000点大关。
三、东亚经济复苏的道路仍然遥远
面对走向后工业文明繁荣的西方经济，工业国家要想发展自主经济的希望几乎是渺茫的。从东亚金融危机中看到的不仅是金融投机者的影响，更深层的原因应当是东亚国家一味追求以产品进入发达国家的“追赶”工业发展模式。今天，边缘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后工业中心，从前具有独立意义的工业生产正在全球范围内遭到重击。推动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正在过渡为信息和知识，信息和知识在当今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占有绝对优势，作为战略性商品的信息和知识今天有着最大的市场需求和最小的价格弹性。当信息技术广泛普及并且成为现代生产不可分离的因素时，后工业国家会操控这类产品的价格，而信息产品的价格垄断必然会拉大后工业国家与停留在70年代后半期天然资源生产者地位的单一工业生产国家的距离。今天的后工业国家无论在公民自身的发展方面，还是生产消费与非生产的界限以及出口商品和服务方面，同其他国家相比都已经跨入了另一个经济现实。今日西方经济的发展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后工业模式优越性，同时也指出了当代条件下工业经济体制生存的艰难性。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后工业时代受制约的地位，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必须加以根本改造，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才有可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东亚经济复苏的道路依然漫长、遥远。
后工业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已成为空前的经济中心和金融援助中心，工业国家如何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选择最佳的协调发展模式将是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0-09-03
作者介绍：王鸿(1949-)，女，山西五台人，山西省委党校副研究员。山西省委党校，山西 太原 030006
作者：王鸿
《经济问题》 200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F4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00)11-0050-04
东亚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人们普遍把过去的那场危机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过分依赖。1999年东亚经济的回升迹象明显，有些国家甚至出现强劲增长势头，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的东亚经济复苏会不会继续潜伏着危机？会不会再次牵动整个亚洲经济发生动荡？我们认为，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来看，东亚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本地区国家自身经济的“追赶”式工业发展模式。处于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的工业国家，时刻受到来自后工业国家经济、金融、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制约。因此，当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后工业时代的工业经济危机。东亚经济要彻底消除阴影，真正复苏，走向持续稳定增长，依然任重而道远，绝非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认识当今后工业化经济的特征，以及东亚经济在后工业时代的受制约地位。
一、后工业国家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
20世纪的最后10年，以美国为首的后工业国家率先占领信息产业经济成果，进入经济全面稳定增长的新时代，通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都控制在较低水平，创造了90年代的经济繁荣。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后工业国家对各种资源的利用也大大超过国界，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的推动，已经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说，今日的后工业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1.科技创新中心。遥遥领先的科学研究潜能完全集中于美国及其后工业国家之中。如全世界平均科技人员的数量在90年代初每100万居民为2.34万人，而在北美则为12.62万人。发达国家控制着全世界390万件发明专利的87%（截止登记于1993年底）。由此可见，后工业国家在创新源泉方面无疑占据着绝对优势，而美国和西欧就是这一市值不断增长的创新源泉市场的主要操盘手。仅1970-1990年间发达国家对工业产品需求的价格同服务业和信息业的价格相比几乎下降了75%，而且这一下降趋势近年来还在继续。在高科技产品领域中，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同美国竞争，高科技产业中员工的低收入不仅使其无法保持有利的市场地位，而且是其继续落后于美国的实际原因。例如，印度高级软件开发人员的工资为年薪6000美元，结果使得印度的软件开发业失去了竞争能力，大量的印度专家移居美国。当代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十分严重，这无疑为当代后工业国家的科技实力增加了分量。
目前，后工业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已占世界总额的85%以上，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在研究和开发上的支出都已接近其GNP的3%，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0.5%。近年来，美国每年用于科研开发的投入已达3000亿美元，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6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仅用于信息产业的投资每年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每增长率超过10%，占每年投资总额中的40%以上。后工业国家在占领高科技领域成果之后，对发展中国家严密控制最新技术和成果的泄露，实行科技封锁或“高价”政策，更巩固了其在当代世界科技中心的地位。
2.国际金融中心。源源不断的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美国已经成为当代资本市场的巨无霸。据统计，1997年流入美国的外国资金达24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1600亿美元；1998年流入美国的国际投资超过28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约16.7%，其中直接投资增加到1930亿美元；1999年涌入美国的外资超3500亿美元，增长幅度为25%。据有关人士分析，今年流入美国的国际投资预计接近4000亿美元，2002年将超过4300亿美元。这不仅将进一步扩大美国的资本市场，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
90年代，后工业国家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储蓄率利率下降。1975年美国的储蓄利率最高值为9.4%，到1996年降到了4.3%，1997年更降到了3.8%，大大低于战后以来的利率。但是，储蓄利率的下降并没有对其投资积极性造成预先想象的灾难性后果。1996年美国动用的占国民总产值18%的投资依然可以同瑞典(14.5%)、英国(15%)、意大利(17%)、加拿大(17.5%)、法国(18%)相并列。美国公司投资国外的资本规模几乎为日本和德国国外投资总和的1.5倍，其资本回收始终高居于日本、英国和德国企业在美国本土的资本回收之上。美国经济在去年国民总产值增长4.2%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又达到5.4%的高水平。
对后工业国投资的依赖成了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惟一来源。从战后至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资金90%以上来自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从80年代起，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只能依靠新的借贷来支付高额利息。1981-1993年间，外国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增长了2倍，在韩国增长了3.5倍，投入到马来西亚经济的资金从1987-1992年间增长了8倍，泰国增长了14倍，印度尼西亚增长了15倍。仅1996年投入东亚地区的直接外资就达930亿美元，比前5年增加了2倍。更不寻常的是当地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增长，1990年的资金总量不超过20亿美元，而在1990-1994年间这一总量超过420亿美元，使得当地公司在股市中的不超过20亿美元，而在1990-1994年间这一总量超过420亿美元，使得当地公司在股市中的牌价上涨。1994年马来西亚公司的市场资本化程度超过国民总产值的300%，是美国的2倍。
3.国际市场中心。后工业国家是当今国际市场的主要占有者。据统计，目前后工业国家出口总额中相互出口占到80%，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仅占18%，而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中相互出口不到30%，70%的出口要依赖于占有主要国际市场的后工业国家才能实现。
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龙头就是出口业，因此对外贸易对后工业国家的依赖必然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政策。近年来后工业国家普遍完成了自身结构化调整，使得市场机制比以往更加灵活，更加有效。进入90年代，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美国的产品，服务和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化大生产、高速度、大容量地跨国界流动，建立了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市场体系。巨额贸易逆差和外资弥补了储蓄与投资缺口，使美国能够进口廉价的商品和资产。美国经济对进口和对外投资的依赖度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10%增加到1999年的16%还强。1998年和1999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2000亿-30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总产值的3%，创80年代中期以来的历史高峰，成为当今世界贸易逆差最大、资本净流入最多的国家。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竞争力削弱的结果，而是经济强劲、国内需求旺盛导致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增长的结果。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格局中，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对后工业国家的依附地位。随着后工业国家经济实力的继续加强，发展中国家与后工业国家的发展差距将继续扩大。
二、东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后工业时代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
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60年代中期开始，采取粗放式工业模式取得了经济速度保持多年增长的纪录，从而走上了经济全面依赖于后工业国家的道路。70年代，台湾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9.4%时，其生产能力的增速仅为2.6%；韩国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10.3%时，生产能力增速仅1.2%；新加坡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8.7%时，生产能力增速仅0.2%。与此同时，法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5.0%时，生产能力增速为3.0%。8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同西方七国相比相应下降了7.23%和34%。无可置疑，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惟一基础就是国内资金，随着资金消耗，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趋缓、中止。因此，指望国外资本的投入就成了急于进入工业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维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981-1993年间，国外资本对东亚廉价劳动力和诱人的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兴趣，投资东亚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外国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增长了2倍，在韩国增长了3.5倍，同时投入到马来西亚经济的外资从1987-1992年间增长了8倍，泰国增长了14倍，印度尼西亚增长了15倍。但是，这些投资并没有给进口配件和技术的东亚国家提供国产化自主的保证。80年代末，韩国生产计算机的85%价值是由进口配件组成。配件总数的95%是按国外许可证生产的，而程序软件100%由国外提供保障。其他国家的依赖规模更高：1998年10个东亚新工业国家的进口额为7480亿美元，超过了欧盟当年进口额，而且欧盟进口的绝大部分为技术商品。
东亚国家疯狂追逐投资来满足经济增长的目标，迫使银行拿出更多贷款来刺激经济和增加出口，接下来就是生产效率的继续下降和使用短期贷款后的经济体系超负荷运行。到1997年韩国最大的30家公司得到了总额为65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占国民总产值的39%，为了支付高额利息只得通过一部分新的贷款来弥补。马来西亚公司需支付的资金在危机前夕达到国家民总产值的160%。经济倾覆已经迫在眉睫。
东亚地区把对后工业国家的出口想象成了走出危机阴影的希望，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些国家出口额与国民总产值的比值只能说明该国经济对后工业国家国外市场依赖的程度。可以说，80年代韩国和台湾经济增长中的42%和74%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工业产品买主。后工业国家的出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不高于7%-8%，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这一比值相当高：中国为21.2%，印度尼西亚为21.9%，菲律宾为24.4%，韩国为26.8%，泰国为30.2%，台湾为42.5%，马来西亚为78.8%，香港和新加坡甚至达到117.3%和132.9%这一难以置信的程度。还应该指出，1995-1996年间来自亚洲的出口增长明显减缓。1995年韩国的出口增额超过30%，马来西亚增额26%，中国增额25%，泰国增额23%，到1996年的相应增额为4.2%、4.0%、1.5%和0.5%（另有资料为0.1%），最终导致东亚国家1996年国际收支赤字达365亿美元，年增幅达10%。
在教育方面对后工业国家的依赖性同样是东亚国家的悲哀。东亚发展中国家在消费水平普遍不高的条件下，教育不会真正体现其有意义的价值，创造性活动也不会成为有组织的迫切需求。从80年代开始涌向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学生，并没有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经济繁荣，而是驻脚于美国和欧洲现代经济所创造的美景不再返回。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从199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外流达到70%，这无疑严重地阻滞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
酿成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东亚国家国际市场的狭隘性，未能形成自主的技术工艺战略，以及对国外投资的单一依赖性，而外债偿还困难加之无法保持本地区大多数国家汇率稳定最终成了引发金融动荡的根源。从1997年8月泰铢贬值开始，一个月里，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相继发生国家汇率暴跌。截至1998年1月15日，泰铢贬值达47%，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分别贬值36.2%、71.9%和41.2%。
需要指出的是，开始于边缘市场的那场金融危机并没有对全球金融的稳定产生真正的影响，丝毫没触有动后工业经济的任何利益。当年10月21日-27日，道琼斯指数从8060点降到7161点，降幅11%，但没有过一个半月，12月5日，指数回升达到8149点，以高于1996年末23%的7908点结束了这一年。欧洲也没有出现东亚式的任何灾难性后果。1997年10月危机期间，伦敦指数下跌7.6%，巴黎指数下跌11.2%，法兰克福指数下跌14.5%，然而回升也是快速果断的。1998年1月初至6月底，主要股票指数继续攀升达到了空前高度：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从7980.02点升到9367.84点，德国的DAX从4249.7点升到6217.83点，意大利的Mibtel从16806点升到26741点，法国的CAC-40从2998.9点升到4404.9点，半年中的最大涨幅为59.12%，最小涨幅为18.46%。美国经济在1998年后半年和1999年第一季度的持续上升，牵动道琼斯指数突破11000点大关。
三、东亚经济复苏的道路仍然遥远
面对走向后工业文明繁荣的西方经济，工业国家要想发展自主经济的希望几乎是渺茫的。从东亚金融危机中看到的不仅是金融投机者的影响，更深层的原因应当是东亚国家一味追求以产品进入发达国家的“追赶”工业发展模式。今天，边缘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后工业中心，从前具有独立意义的工业生产正在全球范围内遭到重击。推动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正在过渡为信息和知识，信息和知识在当今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占有绝对优势，作为战略性商品的信息和知识今天有着最大的市场需求和最小的价格弹性。当信息技术广泛普及并且成为现代生产不可分离的因素时，后工业国家会操控这类产品的价格，而信息产品的价格垄断必然会拉大后工业国家与停留在70年代后半期天然资源生产者地位的单一工业生产国家的距离。今天的后工业国家无论在公民自身的发展方面，还是生产消费与非生产的界限以及出口商品和服务方面，同其他国家相比都已经跨入了另一个经济现实。今日西方经济的发展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后工业模式优越性，同时也指出了当代条件下工业经济体制生存的艰难性。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后工业时代受制约的地位，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必须加以根本改造，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才有可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东亚经济复苏的道路依然漫长、遥远。
后工业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已成为空前的经济中心和金融援助中心，工业国家如何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选择最佳的协调发展模式将是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0-09-03
作者介绍：王鸿(1949-)，女，山西五台人，山西省委党校副研究员。山西省委党校，山西 太原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