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俗语 和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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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句北京俗语
北京话里俗语很多，大多有“典”可据，即有其出处。北京是辽、金、元、明数代古都。清朝在北京建都二百数十年。北京话的俗语中与少数民族有关者不少，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有关者不少。兹举几句北京俗语为例，以窥其源。
1．要菜。北京话说人“摆谱儿”、“摆臭架子”、“故意卖弄”等为“要菜”。如“别在这儿跟我要菜啦！”意思是说别摆臭架子了。此话原是指太监而言的。清因明制而设内官，但鉴于明代宦官的弊病，所以朝廷立法，严禁太监干政，并把太监打在极低的地位，视之不齿于人类。虽然如此，但是太监仍仗皇家势力在外大摆其谱儿，总思在各种场合抖抖威风，表示他不同于一般人。清朝太监有个特点，在皇宫和王府里身居奴下奴的地位，不但皇帝和王贝勒不拿太监当人，八旗官兵和一般旗人皆鄙视之。可是太监一离开皇宫和王贝勒府第，立即挺胸伸脖儿，摇身一变，以老爷自居。各行业者图其手头阔绰，利用其变态心理而趋奉逢迎，太监则以此为扬眉吐气的机会，欣然接受，不惜掏银子。那时不但官宦人家讲究大办喜、丧、寿、诞诸事，一般人家也以搭棚办事为体面。搭棚办事只希贵客光临，所以太监很有出份子参加红白事的机会。北京有“口子”承应办事，包办酒席。在“落作儿”之日，口子的茶房就向办事人家请来几位“里扇儿的”（太监。民间以此尊称之）。下面就说到“要菜”了。
众人入席，茶房依所定菜单一一上菜。这时，高踞上座的太监每见上一菜，立即摇头摆手，撇嘴咂舌，连说这种菜简直无法入口。茶房早知必然如此，上过三个菜后，就走到“里扇儿的”面前请安，口说“请老爷点菜”。这时太监必胡乱点个菜名，茶房遵命传厨师备办。其实他要的菜并不比席面的菜好，但“老爷”要摆这个谱儿。饭后，太监大把地掏银子，赏给厨师和茶房。因此那时口子上的人希望办事人家多请些位里扇儿的。
太监要菜是为了摆臭架子，故意卖弄他是皇家和王府的使用人。由此，北京话里产生了“要菜”这个俗语。现在这个俗语仍为人们口头使用。
2．熬鹰。“熬鹰”也说“熬大鹰”。北京话说熬夜，特别是不得已而彻夜不得睡眠为“熬鹰”或“熬大鹰”。这句俗话来源于满族驯鹰法。凡鹰鹞等猛禽之属，小自雀鹰和鹞子，大至黄鹰和海青，捕来后，必须严加调驯，始可供猎用。猛禽性烈，极难服人指挥，这就必须“熬”。雀鹰和鹞子用大网和攒叉捕捉，黄鹰（大鹰）用鹰杆子捕捉。捉来以后，先戴上帽子，将两眼盖住，放在架子上。过两天开始熬。人在架前，看鹰稍一闭目，立即用小棍敲它一下，鹰就醒了。过一会鹰困得又闭目要睡，人又用小棍敲它一下。这样，整夜不许鹰闭眼瞌睡。这样熬过数日，鹰的野性渐被消磨净尽。这就是熬鹰的方法。由此而形成北京俗语“熬鹰”或“熬大鹰”。比如说受人干扰而不得睡眠，或别人某种活动使自己没法睡觉，就说“你在这儿熬大鹰哪！搅得我整夜没得睡觉。”别人夜里不想睡，也不叫自己睡，就说“我不能整夜陪着你熬鹰。你这样熬大鹰，我可受不了。”
3．吃官饭放私骆驼。北京话说拿着工资干私活儿，或利用办公事之机办私事，常说“吃官饭放私骆驼”。这句俗语来自清代八旗军饲养驼马的制度。那时没有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清代八旗兵不时奉命在各地执行军事任务，而且大多在边陲地带，因而需用极大量的马匹和骆驼。八旗每一旗每一参领都有官马和官驼，每个佐领有官马而无官驼。因军用马匹和骆驼数量极大，已成为军中
一项大事，所以饲养工作极为重要。八旗军在关外和口外有大面积的牧场，专门饲养和放牧军用马匹和骆驼。北京八旗驻军各佐领皆有马匹，有军用马场；各参领更有骆驼饲养和放牧的场所。因此事关系军事甚大，所以极受政府重视，设有专门饲养员担任牧养。到了清代后期，各项定制渐趋松弛，竟有私人饲养马匹和骆驼，委托公家的饲养员在公家牧场中代为牧养。官马官驼数量极大，私人所养的为数甚微，官牧场甚是宽阔，极少数私人驼马牧养其间是不会被发现的。私人想这样占公家便宜，必须买通饲养员。只要花银钱使饲养员同意，就一切万事大吉。后来人们就说这样的饲养员吃官饭放私骆驼。凡利用公家的便利条件而利私者，皆可用这句话。现在这句俗话仍活在北京话中。
4．少不征南，老不扫北。早年北京旗人皆知这句俗话。本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东郊的旗人仍知此语。这句俗语纯系清代八旗兵留在北京话里的，现虽已不似从前那样通用，但在清代曾流行二百余年。所谓“少”，指的是年轻人，“老”并非老年人，而说的是中年人。清代军方调兵赴各地作战时，对战士年龄有所考虑。调到南方（云南、两广等地）去作战的战士，多选中年人。调到北方（内蒙等地）去作战的战士，多选青年人。认为反过来是不宜的。为什么呢？原因如下。军队领导认为南方风气开化，才将入伍的青年战士易受诱惑，而中年战士思想不那么简单，处世有经验，不易为外界诱惑所动。因此征南不选用青年人。反过来看，北方气候严寒，风沙飞扬，年岁稍大的人不及小青年更耐得住。因此，派年轻人到北方去作战为宜。
清代北京内城专住八旗人户。有清二百数十年，发生过几次大战争，零星小战连年不断。因此北京内城住的旗人出征频频，成为当时社会上常见常谈的事。由此而使这句话变成了北京俗语。它反映清代旗人的军事生活。
5．叫了王承恩啦。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后称景山）。他自杀前，曾奔出皇宫到大官宦家求援，但无人救他。最后迫不得已而吊死在煤山，当时跟随他的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王承恩随同自缢身死。北京是数代建都之地，历代政治、军事等行动也在北京话中留下痕迹。崇祯孤立无援而自杀的事，给北京人留下深不可灭的印象，竟由此而留下俗语“叫了王承恩啦”。意思是说人到了穷途末路了，一筹莫展了，陷入绝境了。当然用此俗语也不一定严重到死亡降临的地步，凡说人没办法了，无计可施了，皆可用此俗语。比如说某人办事无方，自以为是，不听别人的建议，终于办不下去了，就说“这回他可叫了王承恩啦！”或说“你早要是听人忠告，何至于弄得叫王承恩呀！”或说“别管他，早晚得叫了王承恩。”
6．官马屁股。北京话形容人胖，特别是形容人脸胖圆了，说“成了官马屁股啦！”这句俗话来源于清代八旗养马。八旗兵各佐领皆饲养军马，俗话称之为官马。国家规定官马的“马银子”，就是每匹马所需的饲养费，官马的饲料由国家拨经费供给。官马吃国家供给的草料粮豆，十分充足，所以官马肥胖。私人养马由个人出资负担，其草料决不如官方供给的那样充足，所以私马比官马瘦得多。马肥最突出地表现在屁股。马一肥起来，其臀部就胖成大圆球形。清代八旗兵在北京驻军二百数十年之久，官马肥胖的大圆屁股给北京人以深刻的印象，由此而形成这句俗语。说人胖，常说“胖成官马屁股啦！”瞧那孩子多胖！脸都胖成官马屁股啦！”“还说他瘦哪？脸都成官马屁股啦！”
7．打狼。北京话说许多人集聚而行，常说“干什么去？打狼去呀！”为什么说许多人同行为打狼去呢？这来源于满族传统的围猎方式。在狩猎器械落后，武器杀伤力差的条件下，满族自其先世就采取围猎的方法。许多人列队走到适当之处，人们形成一个自大而小的圈，取包围形式，将圈内的兽类围住而打，称为围猎。
围猎只有青壮年男子参加，老弱和女子例不参与。但打狼则全部落的人都参加，青壮年男子在前，老弱和女子在后，人人手执棍棒刀矛，齐声呐喊。打狼必须人多，需要声势大，喊声震天，才能将狼吓住。这种打猎的方式为满族人自关外带到北京，年深日久，给北京人以深刻的印象，形成了这句俗语。人们看见许多人同行，常开玩笑说“你们打狼去呀！”
二、几首北京童谣
老北京幼年说唱的童谣中也有不少“典故”，与少数民族和地方民俗有关，并涉及政治、军事、宗教及其他方面。兹举几首为例。
1．北京旗人家的儿童自幼就由长辈教唱：
金轱辘棒烧热炕，
爷爷打板儿奶奶唱，
一唱唱到大天亮。
今儿个唱，
明儿不唱，
插上柳枝接着唱。
听了这段童谣，可以得知数点。首先是烧热炕，炕烧热了，奶奶歌唱，爷爷打板儿，必是伴奏。既然是一直唱到天亮，说明是在夜里唱。今天唱过之后，明天就不唱了，等到插上柳树枝再唱。当年老北京儿童不论旗汉，人人幼时皆熟知这段童谣。这个童谣不是唱的，而是说的。今溯其源，找到满族从关外带到北京来的萨玛信仰习俗。
满族承其先世女真人的萨玛信仰，入关后自皇家至于官兵家庭皆依旧俗不断跳神以求福祉。满族各氏族皆有本氏族的萨玛，由女性担任。凡朝祭、夕祭、背灯换索、柳树求福诸祭，皆于家中举行。萨玛多由年长的老祖母担任，跳神时萨玛唱神歌，众人打板如伴奏一般。这个童谣的内容就是冬天晚上烧好了热炕，举行背灯祭，奶奶唱神歌跳神，爷爷打板。今天唱完了，明天不唱，等到“插上柳枝”再接着唱。所谓插上柳枝就是举行柳树枝求福，目的是求佛多妈妈（fodo mama）保佑孩子们。求福祭时，采来柳树枝插好，用索绳将柳树枝与神板连结起来，给孩子们换新索，换下的旧索放在西墙上挂着的“妈妈口袋”里。童谣说插上柳树枝求福换索时接着唱。满人入关将这个旧俗带到北京，沿之而行。至道光时代，民间因费用问题，杀猪祭神难以负担，祭祀次数渐减，但仍在一年举行数次，至少三次。完颜氏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祭神”一文中说，那时其家祭祀是“乐陈而不作”。乐虽不作，但萨玛仍跳神歌唱。
这段童谣的来源与民俗、宗教等诸多方面直接相关。虽仅几句，但内容丰富，甚有研究价值。近年研究满族萨玛教者颇不乏人，写了不少文章，然其内容大多雷同。其实乾隆时编了一部《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述翔实，再作泛泛之论，已无必要。倒是这段童谣道出了事物的真像。
2．旧时老北京家的孩子们常常双双对立，每人先自己一拍手，然后二人对拍手，同时连说带唱这么一段童谣：
（说）打花巴掌的（读dei，阴平），
正月正，
老太太抽烟看花灯。
（唱）烧着香儿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啊。
江西腊呀，
霭杭尖啊！
茉莉茉莉花儿啊。
（说）打花巴掌的，
二月二……
这个童谣是老北京的创作，是旗人的作品。
正月看花灯是京俗，并非满俗。女真人进入辽沈一带以前居于故土时，根本没有过新年之俗，过年过节是后来向汉族人学来的。满人进关后，以陈汉军人为媒介而大量吸取汉俗，才懂得看花灯。烧香和捻纸捻儿只表明老北京家老太太的悠闲生活。捻纸捻儿是为了吸水烟，水烟袋要用纸捻儿燃点。荣莉和江西腊都是花卉名称，无可论之处。“霭杭尖儿”是什么呢？这个词不见经传，无典故，无出处，查遍词书也难寻到。早年的老北京懂得它。到现在，真正懂得这个词的恐怕剩不下几个人了，剩下的那几个人不会年在七旬以下。
要弄懂“霭杭”二字，只有到满语里查找。
现存的满语词典很多，有中国人编的也有外国人编的，编纂的时代自清康熙年间至本世纪（20世纪）。中国人编的有《清文鉴》、《清文汇书》及其他数种，外国人编的有《满和词典》、《满俄词典》及其他数种。这些满语词典中都有一个词aigan，其释义是“练习射箭用的靶”。但是根据这许多词典一致的拼写法aigan，读音应是“霭干”，而绝拼不出“霭杭”这个音来。gan音“干”，hang才拼出“杭”音。是不是弄错了呢？并没弄错，这里有个音韵上的道理。了解此理，就知道gan发hang音的原因了。
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满语词典中的每个满语词，都是根据明代末年建州女真方言音而拼写出来的，但是女真语有数种方言，其语音各有不同。清初满人入关时带到北京来的满语方言音与词典中拼写的建州女真语音有些不同之处。建州音的g，在北京满语方言音大多发h音；建州音的n，在北京满语方言音大多发ng音。因此，词典中的aigan，在北京满语的发音是aihang。这样，用汉字译出“箭靶”一词的音就不是“霭干”，而是“霭杭”；这就是这首童谣里这个“霭杭”的来源。 清代满人以骑射为要务，人们自十几岁就练习步射（徒步射箭），年岁稍长就学习骑射（人骑在马上，马向前飞奔，人在马上射箭）。北京到处有八旗军营，练习射箭的地方很多，所以“箭靶”这一词的满语音普遍流传，人们口头上常说，渐渐进入了童谣中。诸书中对于清代满人射箭有大量叙述和议论，比不了童谣词生动有趣。
3．早年北京有一段童谣，其词句很多，这里有不少典故，它们与历史和民俗有关。录之如下：
上轱辘台，下轱辘台，
张家妈妈倒茶来。
茶也香，酒也香，
十八个骆驼驮衣裳，
驮不动，叫马愕。
马愕马愕含口水，
喷了小姐的花裤腿。
小姐小姐你别恼，
明儿后儿车来到。
什么车，红轱辘轿车白马拉，
里头坐着俏人家。
灰鼠皮袄银鼠褂，
对子荷包小针扎。
阿哥阿哥你上哪儿？
我到南边瞧亲家。
瞧完亲家到我家，
我家没别的，
鞑子饽饽就奶茶，
烫你狗儿的小包牙。
这段童谣的典故很多，先从“张家妈妈”说起。这里的“张家”依清代官方规定应写“张佳”。清代官方编纂《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满族人的姓氏，就像记载汉人姓氏的《百家姓》。大部分满族姓如钮祜禄、叶赫那拉等及其他，一看就知与汉姓无关，而是古肃慎之裔的姓氏。其中有些姓，如张佳、王佳、李佳、孙佳、刘佳等及其他，分明是汉姓加个“佳”字。这些“佳”字姓都归入八旗满洲姓氏之内。这个问题迄未引起研究者注意，故尚无人研究它。原来金代女真族统治者占领中原后，将大量汉族人强行迁入女真地区。这些汉人自金代进入女真，至满族共同体形成之时，已历时约四百年之久，他们已完全女真化了。构成满族共同体时将女真人编入旗的组织，这些人自然作为女真成员而进入八旗。他们的原姓（汉姓）后加一“佳”字，是他们进入女真后适应女真语的音韵结构而加的，清代将满语的这个——giya译写汉字“佳”。女真语（及后世的满语）吸收汉语译词时，例于原来的汉语音后面加一个音节，例如称“蒜”为suwanda，“蒜”音后加个da；称“布”为boso，“布”音后加个so等等。张家妈妈应写作张佳妈妈，其原因即在于此。再说“妈妈”，不是汉语表示“母亲”的意思，而是满语mama的译音，意思是“祖母”。童谣中说的是“张佳奶奶”。
为什么用十八个骆驼，不多不少呢？原来清代不论官方或民间，均将九头骆驼构成一组，驼与驼之间前后用绳串着，北京俗话将这九个一组骆驼叫做“一把子”骆驼。这有个来历。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以用兵征服蒙古部落为要务。以后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继续进行并终于完成了绥服蒙古的事业。清统治者强迫蒙古统治者纳“九白之贡”，贡品中有九头白骆驼。由此而形成定制，官方和民间养骆驼以九头为一组。两组共十八头骆驼，十八头骆驼连成两串，九头一串。童谣中的“十八个骆驼驮衣裳”之句，其来源即在于此。老北京皆知骆驼九头为一把子。“红轱辘轿车”是满族自关外带到北京的。清代有轿车和大鞍车两种，大同小异。讲究人家的轿车轱辘上红色油漆，一般的用黑漆。轿车的赶车人斜坐在左辕，随从人跨在车辕上叫做“跨车辕”。清代的轿车极显满族特色。
“灰鼠皮袄银鼠褂”是两件衣服。清代满族人沿其先世狩猎者的传统习俗，穿用野兽皮衣极为普遍，但是不穿羊皮衣服。灰鼠和银鼠皆野兽皮，为满人常穿的。“袄”是长服，大襟，襟开在右侧。“褂”比袄短，其长到达膝盖，对襟。穿衣时先穿袄，再穿褂，褂罩在袄的外面。这是满族先世女真人的传统衣着。“对子荷包小针儿扎”表现十分浓厚的满俗气氛。“荷包”是有带的小口袋，但口袋呈圆形，荷包呈扁形。带穿在袋口四周，一抽带，袋口就缩紧。这是狩猎者出猎时身上必带的，用以盛放零星小件什物。荷包系在腰带上，它突出地表现狩猎者的生活。农耕者早晨出家门到田里劳动，田地不会离家过远，总是在村外不远之处。午间或是回家吃饭，或是在田边等着家里送饭来吃；总之是不必将一些器物随身携带。猎人则与此不同。离开家后，往往在遥远的山林中奔走数日至数十日，露宿野餐，所以必须随身携带必需之物。荷包的来源就在于此。满人入关后，原来的猎人成
了官兵和差役，人们不去山林打猎了，但服饰仍依旧俗。荷包变小了，制作精细了，渐变为服装饰件；清代满人腰带上必挂精致的荷包。这就谈到“小针儿扎”了。满族民间盛行刺绣，北京话说“绣花”为“扎花”。荷包制作之精，主要在扎花的粗细。扎粗花用大针，要扎细花，就得用小针。“小针儿扎”是刺绣精细的表示。 “阿哥”是满语词age的音译。age译义为“老兄”、“大哥”，这是满人之间极一般的称呼。
“鞑子饽饽就奶茶”是满族共同体形成后产生的一项生活习惯。前面讲过，八旗满洲各佐领内编入了蒙古族人，后来又将蒙古族人编成蒙古八旗，从此满蒙二族人共同生产和生活，生活习惯互相影响和传播。鞑子饽饽是蒙古式的点心食品，奶茶是蒙古族人喜食的。后来这两种食品传入满族，入关时，满人已惯于吃蒙古式糕点，喝蒙古式奶茶了。
俗语和童谣极能表现民俗特点。在北京话里更是如此。北京是几个少数民族建都之地，是历时数百年的古都，诸民族的特点和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活动，有不少反映在北京的俗语和童谣中。语言本是反映社会的镜子，俗语和童谣则是一面镜子中最明亮的部分。农业社会的民间俗语多与农耕有关，北京的俗语则与民族、政治、军事等有关。例如北京话有“柳木脑袋”一语，意为“挨刀（挨杀）的货”。源自清代官员获罪被杀头后，收殓时配个柳木做的假人头，装棺抬埋。这充分说明北京是历时数百年几朝建都之地，随便一句俗语也与政治有关。
北京俗语 和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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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句北京俗语
北京话里俗语很多，大多有“典”可据，即有其出处。北京是辽、金、元、明数代古都。清朝在北京建都二百数十年。北京话的俗语中与少数民族有关者不少，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有关者不少。兹举几句北京俗语为例，以窥其源。
1．要菜。北京话说人“摆谱儿”、“摆臭架子”、“故意卖弄”等为“要菜”。如“别在这儿跟我要菜啦！”意思是说别摆臭架子了。此话原是指太监而言的。清因明制而设内官，但鉴于明代宦官的弊病，所以朝廷立法，严禁太监干政，并把太监打在极低的地位，视之不齿于人类。虽然如此，但是太监仍仗皇家势力在外大摆其谱儿，总思在各种场合抖抖威风，表示他不同于一般人。清朝太监有个特点，在皇宫和王府里身居奴下奴的地位，不但皇帝和王贝勒不拿太监当人，八旗官兵和一般旗人皆鄙视之。可是太监一离开皇宫和王贝勒府第，立即挺胸伸脖儿，摇身一变，以老爷自居。各行业者图其手头阔绰，利用其变态心理而趋奉逢迎，太监则以此为扬眉吐气的机会，欣然接受，不惜掏银子。那时不但官宦人家讲究大办喜、丧、寿、诞诸事，一般人家也以搭棚办事为体面。搭棚办事只希贵客光临，所以太监很有出份子参加红白事的机会。北京有“口子”承应办事，包办酒席。在“落作儿”之日，口子的茶房就向办事人家请来几位“里扇儿的”（太监。民间以此尊称之）。下面就说到“要菜”了。
众人入席，茶房依所定菜单一一上菜。这时，高踞上座的太监每见上一菜，立即摇头摆手，撇嘴咂舌，连说这种菜简直无法入口。茶房早知必然如此，上过三个菜后，就走到“里扇儿的”面前请安，口说“请老爷点菜”。这时太监必胡乱点个菜名，茶房遵命传厨师备办。其实他要的菜并不比席面的菜好，但“老爷”要摆这个谱儿。饭后，太监大把地掏银子，赏给厨师和茶房。因此那时口子上的人希望办事人家多请些位里扇儿的。
太监要菜是为了摆臭架子，故意卖弄他是皇家和王府的使用人。由此，北京话里产生了“要菜”这个俗语。现在这个俗语仍为人们口头使用。
2．熬鹰。“熬鹰”也说“熬大鹰”。北京话说熬夜，特别是不得已而彻夜不得睡眠为“熬鹰”或“熬大鹰”。这句俗话来源于满族驯鹰法。凡鹰鹞等猛禽之属，小自雀鹰和鹞子，大至黄鹰和海青，捕来后，必须严加调驯，始可供猎用。猛禽性烈，极难服人指挥，这就必须“熬”。雀鹰和鹞子用大网和攒叉捕捉，黄鹰（大鹰）用鹰杆子捕捉。捉来以后，先戴上帽子，将两眼盖住，放在架子上。过两天开始熬。人在架前，看鹰稍一闭目，立即用小棍敲它一下，鹰就醒了。过一会鹰困得又闭目要睡，人又用小棍敲它一下。这样，整夜不许鹰闭眼瞌睡。这样熬过数日，鹰的野性渐被消磨净尽。这就是熬鹰的方法。由此而形成北京俗语“熬鹰”或“熬大鹰”。比如说受人干扰而不得睡眠，或别人某种活动使自己没法睡觉，就说“你在这儿熬大鹰哪！搅得我整夜没得睡觉。”别人夜里不想睡，也不叫自己睡，就说“我不能整夜陪着你熬鹰。你这样熬大鹰，我可受不了。”
3．吃官饭放私骆驼。北京话说拿着工资干私活儿，或利用办公事之机办私事，常说“吃官饭放私骆驼”。这句俗语来自清代八旗军饲养驼马的制度。那时没有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清代八旗兵不时奉命在各地执行军事任务，而且大多在边陲地带，因而需用极大量的马匹和骆驼。八旗每一旗每一参领都有官马和官驼，每个佐领有官马而无官驼。因军用马匹和骆驼数量极大，已成为军中
一项大事，所以饲养工作极为重要。八旗军在关外和口外有大面积的牧场，专门饲养和放牧军用马匹和骆驼。北京八旗驻军各佐领皆有马匹，有军用马场；各参领更有骆驼饲养和放牧的场所。因此事关系军事甚大，所以极受政府重视，设有专门饲养员担任牧养。到了清代后期，各项定制渐趋松弛，竟有私人饲养马匹和骆驼，委托公家的饲养员在公家牧场中代为牧养。官马官驼数量极大，私人所养的为数甚微，官牧场甚是宽阔，极少数私人驼马牧养其间是不会被发现的。私人想这样占公家便宜，必须买通饲养员。只要花银钱使饲养员同意，就一切万事大吉。后来人们就说这样的饲养员吃官饭放私骆驼。凡利用公家的便利条件而利私者，皆可用这句话。现在这句俗话仍活在北京话中。
4．少不征南，老不扫北。早年北京旗人皆知这句俗话。本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东郊的旗人仍知此语。这句俗语纯系清代八旗兵留在北京话里的，现虽已不似从前那样通用，但在清代曾流行二百余年。所谓“少”，指的是年轻人，“老”并非老年人，而说的是中年人。清代军方调兵赴各地作战时，对战士年龄有所考虑。调到南方（云南、两广等地）去作战的战士，多选中年人。调到北方（内蒙等地）去作战的战士，多选青年人。认为反过来是不宜的。为什么呢？原因如下。军队领导认为南方风气开化，才将入伍的青年战士易受诱惑，而中年战士思想不那么简单，处世有经验，不易为外界诱惑所动。因此征南不选用青年人。反过来看，北方气候严寒，风沙飞扬，年岁稍大的人不及小青年更耐得住。因此，派年轻人到北方去作战为宜。
清代北京内城专住八旗人户。有清二百数十年，发生过几次大战争，零星小战连年不断。因此北京内城住的旗人出征频频，成为当时社会上常见常谈的事。由此而使这句话变成了北京俗语。它反映清代旗人的军事生活。
5．叫了王承恩啦。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后称景山）。他自杀前，曾奔出皇宫到大官宦家求援，但无人救他。最后迫不得已而吊死在煤山，当时跟随他的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王承恩随同自缢身死。北京是数代建都之地，历代政治、军事等行动也在北京话中留下痕迹。崇祯孤立无援而自杀的事，给北京人留下深不可灭的印象，竟由此而留下俗语“叫了王承恩啦”。意思是说人到了穷途末路了，一筹莫展了，陷入绝境了。当然用此俗语也不一定严重到死亡降临的地步，凡说人没办法了，无计可施了，皆可用此俗语。比如说某人办事无方，自以为是，不听别人的建议，终于办不下去了，就说“这回他可叫了王承恩啦！”或说“你早要是听人忠告，何至于弄得叫王承恩呀！”或说“别管他，早晚得叫了王承恩。”
6．官马屁股。北京话形容人胖，特别是形容人脸胖圆了，说“成了官马屁股啦！”这句俗话来源于清代八旗养马。八旗兵各佐领皆饲养军马，俗话称之为官马。国家规定官马的“马银子”，就是每匹马所需的饲养费，官马的饲料由国家拨经费供给。官马吃国家供给的草料粮豆，十分充足，所以官马肥胖。私人养马由个人出资负担，其草料决不如官方供给的那样充足，所以私马比官马瘦得多。马肥最突出地表现在屁股。马一肥起来，其臀部就胖成大圆球形。清代八旗兵在北京驻军二百数十年之久，官马肥胖的大圆屁股给北京人以深刻的印象，由此而形成这句俗语。说人胖，常说“胖成官马屁股啦！”瞧那孩子多胖！脸都胖成官马屁股啦！”“还说他瘦哪？脸都成官马屁股啦！”
7．打狼。北京话说许多人集聚而行，常说“干什么去？打狼去呀！”为什么说许多人同行为打狼去呢？这来源于满族传统的围猎方式。在狩猎器械落后，武器杀伤力差的条件下，满族自其先世就采取围猎的方法。许多人列队走到适当之处，人们形成一个自大而小的圈，取包围形式，将圈内的兽类围住而打，称为围猎。
围猎只有青壮年男子参加，老弱和女子例不参与。但打狼则全部落的人都参加，青壮年男子在前，老弱和女子在后，人人手执棍棒刀矛，齐声呐喊。打狼必须人多，需要声势大，喊声震天，才能将狼吓住。这种打猎的方式为满族人自关外带到北京，年深日久，给北京人以深刻的印象，形成了这句俗语。人们看见许多人同行，常开玩笑说“你们打狼去呀！”
二、几首北京童谣
老北京幼年说唱的童谣中也有不少“典故”，与少数民族和地方民俗有关，并涉及政治、军事、宗教及其他方面。兹举几首为例。
1．北京旗人家的儿童自幼就由长辈教唱：
金轱辘棒烧热炕，
爷爷打板儿奶奶唱，
一唱唱到大天亮。
今儿个唱，
明儿不唱，
插上柳枝接着唱。
听了这段童谣，可以得知数点。首先是烧热炕，炕烧热了，奶奶歌唱，爷爷打板儿，必是伴奏。既然是一直唱到天亮，说明是在夜里唱。今天唱过之后，明天就不唱了，等到插上柳树枝再唱。当年老北京儿童不论旗汉，人人幼时皆熟知这段童谣。这个童谣不是唱的，而是说的。今溯其源，找到满族从关外带到北京来的萨玛信仰习俗。
满族承其先世女真人的萨玛信仰，入关后自皇家至于官兵家庭皆依旧俗不断跳神以求福祉。满族各氏族皆有本氏族的萨玛，由女性担任。凡朝祭、夕祭、背灯换索、柳树求福诸祭，皆于家中举行。萨玛多由年长的老祖母担任，跳神时萨玛唱神歌，众人打板如伴奏一般。这个童谣的内容就是冬天晚上烧好了热炕，举行背灯祭，奶奶唱神歌跳神，爷爷打板。今天唱完了，明天不唱，等到“插上柳枝”再接着唱。所谓插上柳枝就是举行柳树枝求福，目的是求佛多妈妈（fodo mama）保佑孩子们。求福祭时，采来柳树枝插好，用索绳将柳树枝与神板连结起来，给孩子们换新索，换下的旧索放在西墙上挂着的“妈妈口袋”里。童谣说插上柳树枝求福换索时接着唱。满人入关将这个旧俗带到北京，沿之而行。至道光时代，民间因费用问题，杀猪祭神难以负担，祭祀次数渐减，但仍在一年举行数次，至少三次。完颜氏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祭神”一文中说，那时其家祭祀是“乐陈而不作”。乐虽不作，但萨玛仍跳神歌唱。
这段童谣的来源与民俗、宗教等诸多方面直接相关。虽仅几句，但内容丰富，甚有研究价值。近年研究满族萨玛教者颇不乏人，写了不少文章，然其内容大多雷同。其实乾隆时编了一部《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述翔实，再作泛泛之论，已无必要。倒是这段童谣道出了事物的真像。
2．旧时老北京家的孩子们常常双双对立，每人先自己一拍手，然后二人对拍手，同时连说带唱这么一段童谣：
（说）打花巴掌的（读dei，阴平），
正月正，
老太太抽烟看花灯。
（唱）烧着香儿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啊。
江西腊呀，
霭杭尖啊！
茉莉茉莉花儿啊。
（说）打花巴掌的，
二月二……
这个童谣是老北京的创作，是旗人的作品。
正月看花灯是京俗，并非满俗。女真人进入辽沈一带以前居于故土时，根本没有过新年之俗，过年过节是后来向汉族人学来的。满人进关后，以陈汉军人为媒介而大量吸取汉俗，才懂得看花灯。烧香和捻纸捻儿只表明老北京家老太太的悠闲生活。捻纸捻儿是为了吸水烟，水烟袋要用纸捻儿燃点。荣莉和江西腊都是花卉名称，无可论之处。“霭杭尖儿”是什么呢？这个词不见经传，无典故，无出处，查遍词书也难寻到。早年的老北京懂得它。到现在，真正懂得这个词的恐怕剩不下几个人了，剩下的那几个人不会年在七旬以下。
要弄懂“霭杭”二字，只有到满语里查找。
现存的满语词典很多，有中国人编的也有外国人编的，编纂的时代自清康熙年间至本世纪（20世纪）。中国人编的有《清文鉴》、《清文汇书》及其他数种，外国人编的有《满和词典》、《满俄词典》及其他数种。这些满语词典中都有一个词aigan，其释义是“练习射箭用的靶”。但是根据这许多词典一致的拼写法aigan，读音应是“霭干”，而绝拼不出“霭杭”这个音来。gan音“干”，hang才拼出“杭”音。是不是弄错了呢？并没弄错，这里有个音韵上的道理。了解此理，就知道gan发hang音的原因了。
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满语词典中的每个满语词，都是根据明代末年建州女真方言音而拼写出来的，但是女真语有数种方言，其语音各有不同。清初满人入关时带到北京来的满语方言音与词典中拼写的建州女真语音有些不同之处。建州音的g，在北京满语方言音大多发h音；建州音的n，在北京满语方言音大多发ng音。因此，词典中的aigan，在北京满语的发音是aihang。这样，用汉字译出“箭靶”一词的音就不是“霭干”，而是“霭杭”；这就是这首童谣里这个“霭杭”的来源。 清代满人以骑射为要务，人们自十几岁就练习步射（徒步射箭），年岁稍长就学习骑射（人骑在马上，马向前飞奔，人在马上射箭）。北京到处有八旗军营，练习射箭的地方很多，所以“箭靶”这一词的满语音普遍流传，人们口头上常说，渐渐进入了童谣中。诸书中对于清代满人射箭有大量叙述和议论，比不了童谣词生动有趣。
3．早年北京有一段童谣，其词句很多，这里有不少典故，它们与历史和民俗有关。录之如下：
上轱辘台，下轱辘台，
张家妈妈倒茶来。
茶也香，酒也香，
十八个骆驼驮衣裳，
驮不动，叫马愕。
马愕马愕含口水，
喷了小姐的花裤腿。
小姐小姐你别恼，
明儿后儿车来到。
什么车，红轱辘轿车白马拉，
里头坐着俏人家。
灰鼠皮袄银鼠褂，
对子荷包小针扎。
阿哥阿哥你上哪儿？
我到南边瞧亲家。
瞧完亲家到我家，
我家没别的，
鞑子饽饽就奶茶，
烫你狗儿的小包牙。
这段童谣的典故很多，先从“张家妈妈”说起。这里的“张家”依清代官方规定应写“张佳”。清代官方编纂《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满族人的姓氏，就像记载汉人姓氏的《百家姓》。大部分满族姓如钮祜禄、叶赫那拉等及其他，一看就知与汉姓无关，而是古肃慎之裔的姓氏。其中有些姓，如张佳、王佳、李佳、孙佳、刘佳等及其他，分明是汉姓加个“佳”字。这些“佳”字姓都归入八旗满洲姓氏之内。这个问题迄未引起研究者注意，故尚无人研究它。原来金代女真族统治者占领中原后，将大量汉族人强行迁入女真地区。这些汉人自金代进入女真，至满族共同体形成之时，已历时约四百年之久，他们已完全女真化了。构成满族共同体时将女真人编入旗的组织，这些人自然作为女真成员而进入八旗。他们的原姓（汉姓）后加一“佳”字，是他们进入女真后适应女真语的音韵结构而加的，清代将满语的这个——giya译写汉字“佳”。女真语（及后世的满语）吸收汉语译词时，例于原来的汉语音后面加一个音节，例如称“蒜”为suwanda，“蒜”音后加个da；称“布”为boso，“布”音后加个so等等。张家妈妈应写作张佳妈妈，其原因即在于此。再说“妈妈”，不是汉语表示“母亲”的意思，而是满语mama的译音，意思是“祖母”。童谣中说的是“张佳奶奶”。
为什么用十八个骆驼，不多不少呢？原来清代不论官方或民间，均将九头骆驼构成一组，驼与驼之间前后用绳串着，北京俗话将这九个一组骆驼叫做“一把子”骆驼。这有个来历。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以用兵征服蒙古部落为要务。以后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继续进行并终于完成了绥服蒙古的事业。清统治者强迫蒙古统治者纳“九白之贡”，贡品中有九头白骆驼。由此而形成定制，官方和民间养骆驼以九头为一组。两组共十八头骆驼，十八头骆驼连成两串，九头一串。童谣中的“十八个骆驼驮衣裳”之句，其来源即在于此。老北京皆知骆驼九头为一把子。“红轱辘轿车”是满族自关外带到北京的。清代有轿车和大鞍车两种，大同小异。讲究人家的轿车轱辘上红色油漆，一般的用黑漆。轿车的赶车人斜坐在左辕，随从人跨在车辕上叫做“跨车辕”。清代的轿车极显满族特色。
“灰鼠皮袄银鼠褂”是两件衣服。清代满族人沿其先世狩猎者的传统习俗，穿用野兽皮衣极为普遍，但是不穿羊皮衣服。灰鼠和银鼠皆野兽皮，为满人常穿的。“袄”是长服，大襟，襟开在右侧。“褂”比袄短，其长到达膝盖，对襟。穿衣时先穿袄，再穿褂，褂罩在袄的外面。这是满族先世女真人的传统衣着。“对子荷包小针儿扎”表现十分浓厚的满俗气氛。“荷包”是有带的小口袋，但口袋呈圆形，荷包呈扁形。带穿在袋口四周，一抽带，袋口就缩紧。这是狩猎者出猎时身上必带的，用以盛放零星小件什物。荷包系在腰带上，它突出地表现狩猎者的生活。农耕者早晨出家门到田里劳动，田地不会离家过远，总是在村外不远之处。午间或是回家吃饭，或是在田边等着家里送饭来吃；总之是不必将一些器物随身携带。猎人则与此不同。离开家后，往往在遥远的山林中奔走数日至数十日，露宿野餐，所以必须随身携带必需之物。荷包的来源就在于此。满人入关后，原来的猎人成
了官兵和差役，人们不去山林打猎了，但服饰仍依旧俗。荷包变小了，制作精细了，渐变为服装饰件；清代满人腰带上必挂精致的荷包。这就谈到“小针儿扎”了。满族民间盛行刺绣，北京话说“绣花”为“扎花”。荷包制作之精，主要在扎花的粗细。扎粗花用大针，要扎细花，就得用小针。“小针儿扎”是刺绣精细的表示。 “阿哥”是满语词age的音译。age译义为“老兄”、“大哥”，这是满人之间极一般的称呼。
“鞑子饽饽就奶茶”是满族共同体形成后产生的一项生活习惯。前面讲过，八旗满洲各佐领内编入了蒙古族人，后来又将蒙古族人编成蒙古八旗，从此满蒙二族人共同生产和生活，生活习惯互相影响和传播。鞑子饽饽是蒙古式的点心食品，奶茶是蒙古族人喜食的。后来这两种食品传入满族，入关时，满人已惯于吃蒙古式糕点，喝蒙古式奶茶了。
俗语和童谣极能表现民俗特点。在北京话里更是如此。北京是几个少数民族建都之地，是历时数百年的古都，诸民族的特点和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活动，有不少反映在北京的俗语和童谣中。语言本是反映社会的镜子，俗语和童谣则是一面镜子中最明亮的部分。农业社会的民间俗语多与农耕有关，北京的俗语则与民族、政治、军事等有关。例如北京话有“柳木脑袋”一语，意为“挨刀（挨杀）的货”。源自清代官员获罪被杀头后，收殓时配个柳木做的假人头，装棺抬埋。这充分说明北京是历时数百年几朝建都之地，随便一句俗语也与政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