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1925年4月14日鲁迅写到：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潮，愚弄的专制使人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更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哭，敢笑，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
42
钱理群到福州讲学，被作为"语文教学学家"请到福建教育电视台的直播间。既然是"语文教学专家"就需要回家观众热线非常细碎的"语文教学"问题。诸如："杂交水稻是科技人员和各级领导十几年的心血结晶"算不算病句之类。这样的问题钱理群对付不了，同台亮相的孙绍振则能回答，他毕竟久经沙场，什么问题都擅长，且不说正谬，孙先生的反应确实比较快，同时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的思路总是"我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他要比老钱更"活泼"。不过即使如此，钱先生也自有一种素朴的魅力：他坐得很沉着，发胖的身体透着和善，谈吐极有分寸，锋芒藏而不露，使人很愿意走近他。我不知道这是钱先生第几次上电视，总之他不怯场（这不算什么），不卖弄，对自己一贯的立场态度极为严肃，是一个语重心长的人。1999年我曾经因为阅读他某篇文章很激动，就寄了一本诗集去。这次我原想到电视台和他谈几句，但最后还是选择在家里看电视。不过我仍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和他作了交流（他只知道我是某一个没有面目的观众），我的问题是：这50年来，作文教学问题很多，写作能力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评价的一统化、模式化、标准化，而是这诸"化"背后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它根本就不张扬人的个性，甚至还以抑制和扼杀人的自由为己任，如果人没有人性，没有自由的心灵，如何能有个性化的表达？请钱先生以您《话说周氏兄弟》中强调的鲁迅先生"别立新宗"和"立人"的思想，谈谈作文教学怎样才能走出泥潭？我的问题够长的，拐了几拐，钱先生的回答是：最近我担任《中国青年报》全国作文大赛的评委，我曾谈到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对写作的基本看法，文章叫《无声的中国》，他提出中国人要写文章，要说话，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要说自己的话，一个要说真话。刚才这位先生谈到"立人"--立什么人，就是让人个性自由发展，人的精神自由发展，首先要说自己的话，说真话，我觉得这是鲁迅先生给我们指导作文教学提出的基本要求，或者可以说对作为一个人怎么说话的基本要求。语文教育恰好就有这方面的问题。说话背后其实就是怎么做的问题。语文教育改革涉及到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43
肖雪慧多次对我提到：钱理群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从钱先生的面貌和谈吐我体会到了这种"不错"。也有人觉得他思想很旧，仍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我则以为这一点恰恰是他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启蒙主义者需要勇气、胆识、对时代的洞见、大声疾呼的热情和诲人不倦的风范，这些正好都是钱理群先生身上所充溢的，也许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一种精神尺度。
44
某日，我翻到一本书中引用的里尔克临死前所写的一首鲜为人知的吟咏痛苦的诗的最后几行：被烧灼得不成人形的人便是我？/我没有把我的回忆置于其中。/哦，生活，生活：在外的生活。/我身处烈焰之中，没有人能够认识我。
45
歌德说，衰老就是"逐渐从现形中退却"。某些画家不同时期的自画像可以看到这种"退却"，现在我们则以照片目睹自己逐渐的衰老，但更令人不安的是每日醒来，当我们想到不断重复的生活，又不得不时钟般一跃而起时，内在的衰老才叫人沮丧。
46
严秀下了很大的工夫"调查"斯大林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几日的表现。根据赫鲁晓夫内部报告、米高扬的回忆录、莫洛托夫的回忆录、布尔加宁的回忆、当时政治局及政府首脑会议的惟一记录人恰达耶夫的回忆录、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的证明等等，所"证实"的竟然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在战争爆发初期居然因为恐惧、沮丧、不知所措、完全丧失信心而"躺倒不干"了。同时在卫国战争初期，还有过一个"割地议和"的协议，即通过割让"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换取希特勒停止战争行动的建议。这些材料使我震惊和沮丧。"历史教科书"完全不是这样表述的。而这样的"历史教科书"是我的前辈、同辈和下一代共同的"必考"读物，我甚至还因为凭借对这些读物极为牢固的记忆才得以考上华东师范大学，我高考时所报的所有的大学的第一专业均是历史学系，所幸当年华东师大历史系没有录取我这个历史"高分生"。我记得当时上课的文史楼有历史系学生会办的"新史学"墙刊，我从中第一次知道了"可怕的北朝鲜"，但那时还没有谁有勇气、有材料、有可能道出可怕的"斯大林"。过去，我们几乎都是在铁幕的牢固的封锁下喝着狼奶长大的，我们脑袋某些深刻的记忆以及凭此记忆而形成的"思想"今天已无法清洗或者删改了，甚至连这种意识与反省能力都没有。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47
我读大学时，中学同学陈君当时正好也在上海郊区当兵。有一次他到学校找我，说了一件我无法忘怀的事：我们的营区与外面是封闭的，大家都是年轻人，精力旺盛，晚上想的都是一样的事。这一点不像那些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脑袋里装满了领袖的教导的英雄。我们却只能自己安慰自己，第二天营区总是挂满色迹斑斑的床单和短裤。刚到部队，大家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习惯了。有一次，连长的妻子来，整个连队就像过节一样，大家都往连长屋里跑，这倒是另一种"鱼水情"，人之常情，我相信那几天大家的想法也都是一样的。
陈君比我大好多岁，为了当兵还伪造了年龄。当时他说的话令我相当难堪，但也是一种开启，我开始懂得另一种真实的生活。
48
各种督查、评估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教师对待学生的方式继续恶化了。或者更可怕地恶化了。
49
2000年我以为应该是一个新的世纪，没想到按所谓的国际惯例，新世纪要从2001年算起。在我看来，新的世纪被延迟了一年。不过即使从2001年算起，我们也不必期待新的气象，生活仍在继续。正像有人所划分的那样，我们在前文革时期、文革时期、以及后文革时期。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样，至于"后"不"后"，则是每个人自己可以去体会的。我想的是20世纪的教育，也应该给它写一份悼词了。不知有没有人这样做。世界名人是这样论20世纪的：法国农艺学家、生态学家迪蒙说："我看20世纪，只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说："我只是止不住地想，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哲学家伯林说："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英国音乐家梅纽因则说："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地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和理想。"这些见解我都抄自《随笔》1999年第6期。我不想再做更多的笔录，现在回到我原来的思路，我必须为20世纪的教育拟一份悼词。我要先在心中琢磨着这件事。新型教育的兴起，理性与人性的毁灭，荒诞与谬误的合唱，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盛宴，……我脑海里一下子很凌乱涌现很多东西。
50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已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印象极为深刻。那个时代，那个年龄，这非常正常。我的女儿，现在读的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她已经把大部分童话名篇读完了。作为父亲，我只能极为有限地保护她，毕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她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接受所规定的教育。
41
1925年4月14日鲁迅写到：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潮，愚弄的专制使人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更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哭，敢笑，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
42
钱理群到福州讲学，被作为"语文教学学家"请到福建教育电视台的直播间。既然是"语文教学专家"就需要回家观众热线非常细碎的"语文教学"问题。诸如："杂交水稻是科技人员和各级领导十几年的心血结晶"算不算病句之类。这样的问题钱理群对付不了，同台亮相的孙绍振则能回答，他毕竟久经沙场，什么问题都擅长，且不说正谬，孙先生的反应确实比较快，同时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的思路总是"我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他要比老钱更"活泼"。不过即使如此，钱先生也自有一种素朴的魅力：他坐得很沉着，发胖的身体透着和善，谈吐极有分寸，锋芒藏而不露，使人很愿意走近他。我不知道这是钱先生第几次上电视，总之他不怯场（这不算什么），不卖弄，对自己一贯的立场态度极为严肃，是一个语重心长的人。1999年我曾经因为阅读他某篇文章很激动，就寄了一本诗集去。这次我原想到电视台和他谈几句，但最后还是选择在家里看电视。不过我仍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和他作了交流（他只知道我是某一个没有面目的观众），我的问题是：这50年来，作文教学问题很多，写作能力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评价的一统化、模式化、标准化，而是这诸"化"背后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它根本就不张扬人的个性，甚至还以抑制和扼杀人的自由为己任，如果人没有人性，没有自由的心灵，如何能有个性化的表达？请钱先生以您《话说周氏兄弟》中强调的鲁迅先生"别立新宗"和"立人"的思想，谈谈作文教学怎样才能走出泥潭？我的问题够长的，拐了几拐，钱先生的回答是：最近我担任《中国青年报》全国作文大赛的评委，我曾谈到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对写作的基本看法，文章叫《无声的中国》，他提出中国人要写文章，要说话，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要说自己的话，一个要说真话。刚才这位先生谈到"立人"--立什么人，就是让人个性自由发展，人的精神自由发展，首先要说自己的话，说真话，我觉得这是鲁迅先生给我们指导作文教学提出的基本要求，或者可以说对作为一个人怎么说话的基本要求。语文教育恰好就有这方面的问题。说话背后其实就是怎么做的问题。语文教育改革涉及到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43
肖雪慧多次对我提到：钱理群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从钱先生的面貌和谈吐我体会到了这种"不错"。也有人觉得他思想很旧，仍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我则以为这一点恰恰是他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启蒙主义者需要勇气、胆识、对时代的洞见、大声疾呼的热情和诲人不倦的风范，这些正好都是钱理群先生身上所充溢的，也许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一种精神尺度。
44
某日，我翻到一本书中引用的里尔克临死前所写的一首鲜为人知的吟咏痛苦的诗的最后几行：被烧灼得不成人形的人便是我？/我没有把我的回忆置于其中。/哦，生活，生活：在外的生活。/我身处烈焰之中，没有人能够认识我。
45
歌德说，衰老就是"逐渐从现形中退却"。某些画家不同时期的自画像可以看到这种"退却"，现在我们则以照片目睹自己逐渐的衰老，但更令人不安的是每日醒来，当我们想到不断重复的生活，又不得不时钟般一跃而起时，内在的衰老才叫人沮丧。
46
严秀下了很大的工夫"调查"斯大林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几日的表现。根据赫鲁晓夫内部报告、米高扬的回忆录、莫洛托夫的回忆录、布尔加宁的回忆、当时政治局及政府首脑会议的惟一记录人恰达耶夫的回忆录、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的证明等等，所"证实"的竟然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在战争爆发初期居然因为恐惧、沮丧、不知所措、完全丧失信心而"躺倒不干"了。同时在卫国战争初期，还有过一个"割地议和"的协议，即通过割让"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换取希特勒停止战争行动的建议。这些材料使我震惊和沮丧。"历史教科书"完全不是这样表述的。而这样的"历史教科书"是我的前辈、同辈和下一代共同的"必考"读物，我甚至还因为凭借对这些读物极为牢固的记忆才得以考上华东师范大学，我高考时所报的所有的大学的第一专业均是历史学系，所幸当年华东师大历史系没有录取我这个历史"高分生"。我记得当时上课的文史楼有历史系学生会办的"新史学"墙刊，我从中第一次知道了"可怕的北朝鲜"，但那时还没有谁有勇气、有材料、有可能道出可怕的"斯大林"。过去，我们几乎都是在铁幕的牢固的封锁下喝着狼奶长大的，我们脑袋某些深刻的记忆以及凭此记忆而形成的"思想"今天已无法清洗或者删改了，甚至连这种意识与反省能力都没有。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47
我读大学时，中学同学陈君当时正好也在上海郊区当兵。有一次他到学校找我，说了一件我无法忘怀的事：我们的营区与外面是封闭的，大家都是年轻人，精力旺盛，晚上想的都是一样的事。这一点不像那些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脑袋里装满了领袖的教导的英雄。我们却只能自己安慰自己，第二天营区总是挂满色迹斑斑的床单和短裤。刚到部队，大家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习惯了。有一次，连长的妻子来，整个连队就像过节一样，大家都往连长屋里跑，这倒是另一种"鱼水情"，人之常情，我相信那几天大家的想法也都是一样的。
陈君比我大好多岁，为了当兵还伪造了年龄。当时他说的话令我相当难堪，但也是一种开启，我开始懂得另一种真实的生活。
48
各种督查、评估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教师对待学生的方式继续恶化了。或者更可怕地恶化了。
49
2000年我以为应该是一个新的世纪，没想到按所谓的国际惯例，新世纪要从2001年算起。在我看来，新的世纪被延迟了一年。不过即使从2001年算起，我们也不必期待新的气象，生活仍在继续。正像有人所划分的那样，我们在前文革时期、文革时期、以及后文革时期。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样，至于"后"不"后"，则是每个人自己可以去体会的。我想的是20世纪的教育，也应该给它写一份悼词了。不知有没有人这样做。世界名人是这样论20世纪的：法国农艺学家、生态学家迪蒙说："我看20世纪，只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说："我只是止不住地想，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哲学家伯林说："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英国音乐家梅纽因则说："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地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和理想。"这些见解我都抄自《随笔》1999年第6期。我不想再做更多的笔录，现在回到我原来的思路，我必须为20世纪的教育拟一份悼词。我要先在心中琢磨着这件事。新型教育的兴起，理性与人性的毁灭，荒诞与谬误的合唱，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盛宴，……我脑海里一下子很凌乱涌现很多东西。
50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已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印象极为深刻。那个时代，那个年龄，这非常正常。我的女儿，现在读的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她已经把大部分童话名篇读完了。作为父亲，我只能极为有限地保护她，毕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她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接受所规定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