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建于1271年,其前尚有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之后于1260年称成吉思汗,率诸部西征,在西亚及欧洲获得大量宝物和财富。长达65年之久的蒙古汗时期,渎山大玉海便造成于此期间,故在讲述元代玉器之前必先涉及蒙古汗时期玉器。
元代,蒙古贵族依靠战骑和以极端的民族压迫为统治手段,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这一时期,城市商业及手工业(主要是官办手工业)得到了畸形发展,陆路和海道交通顺畅,对外贸易发达。由于民族歧视和仕途阻塞,汉族知识阶层多沦落潦倒,有机会接触底层社会,了解民间疾苦,从事文艺创作,所以,元代文学艺术有了特殊发展,比较著名的有元曲和文人画o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玉器工艺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变化。
蒙古族发祥于漠北,受地理环境制约,比较喜欢玛瑙、碧甸子(松石)。成吉思汗及其部落攻入欧洲,占领中、西亚,掠夺了大量宝石,并对其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但是,蒙古骑兵入主中原,若想巩固其统治就必须接受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 当政者也不得不注意玉器的碾琢与使用。如忽必烈在灭宋之前十四年,即至元二年(1265年),当“渎山大玉海”竣工之后,“敕置广寒宫”,这件不平凡的大玉瓮引起了蒙古统治者关注,说明蒙古族接受了汉族的玉文化观,将玉器摆在重要的地位上。
元统一全国后,在礼制上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在冠服、车舆等制度上广泛地应用玉器,比宋、金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天子冕服用玉甚多,玉辂以玉饰之,镇圭、国玺也用玉琢制。据参与拆毁元故宫的明工部郎中萧洵《故宫遗录》所记:元惠宗妥欢帖睦尔逃离皇宫后仍留下延春堂的玉台床,玉德殿贴白玉龙云花片楹拱及殿中的白玉金花山字屏台及上置的玉床等等玉件。总之,皇帝从头到脚的装饰及其坐卧出行之器具无不用玉制作或以玉饰之。但是,百官公服用玉则受到极大限制。如偏带,只有正、从一品用玉,或花或素并八铐;器皿,一品或三品许用金玉;鞍辔,一品许用金玉。庶人之帽笠则不准饰用金玉。违反用玉制度者要受到处罚。
蒙古当权者为了满足皇帝、后妃、皇子以及王公、贵族、命妇等人用玉的需求,设置“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玉局提举司”(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上都大都路貂鼠软皮等局提领所玛瑙玉局”(至元十六年,1279年立)、 “杭州路金玉总管府”(至元十七年,1280年立)等三个管理碾玉手工业的政府机构以及多处官办玉作坊。元官办玉器作坊始终以大都为主,早期可能在和林,接着又设于杭州。玉的产地有和田与匪力沙两地。碾玉砂产于大同路,当权者设大同路采砂所。碾玉砂亦称“磨玉夏水砂”,运往大都,以供玉工磨砻之用。元代控制玉、砂产地,掌握了大批玉工,制造了大量的玉器。所以元代官办玉工艺不仅在规模上相当可观,而且还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元代官办玉器作坊利用和田、匪力沙所出玉材碾玉或以旧改新。蒙古族人喜欢戴大檐帽,以玉钮作顶饰。明人沈德符对这种玉帽顶有所记述:“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常见有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当时俱西域国手所制,至贵者值数千金。”这种玉帽顶传世甚多,但尚未见九龙者。而西域国手玉匠来到大都碾玉九龙帽顶一事,说明在官办玉作坊中,至少有汉族和西域少数民族的玉工在为皇家碾玉。苏、宁、杭及和田等地方玉作坊也仍然在维持生产或有所发展。
元代社会各阶层收藏玉器的情况,因不见文献记载,故详情不明。但从元书画家朱德润编辑的《古玉图》玉器图录传世,可以想见元代民间收藏玉器之风还是相当盛行的。官、民用玉情况,通过大同冯道真、安庆范文虎、吴县吕师孟、苏州张士诚父母等墓出土玉器可以知其只鳞片爪。故宫博物院和各省市博物馆也收藏一批传世元代玉器,有的艺术水平很高,而出土玉器中则鲜见高水平者。
现在,拟分为朝廷用玉、佩饰、首饰、陈设、器皿、文具、肖生、春水秋山八种分别介绍。
朝廷用玉
渎山大玉海高1750px,口径3375px×4550px,最大周长12325px,膛深1375px,约重7000斤(1斤一0.5公斤),可贮酒30余石,是元玉中最为硕大的一件。蒙古汗官办玉作始于中统二年(1261年),以和林人匠置局造作”,至元三年(1266年)成立玉匠局。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琢成此器,“敕置广寒宫”,它应是蒙古汗玉器的代表作。此器玉色青白夹带黑色,是墨玉中杂色者,乾隆帝考证为蜀玉。其周身碾琢隐起或深或浅的海龙、海马、海羊、海豚、海犀、海蛙、海螺、海鱼、海鹿等海中瑞兽1 3种,神态生动,气势雄伟。可惜的是今日所见之海兽波涛已为乾隆帝命工“刮苔涤垢”,现出本来面貌后,他不满元玉作工,又命工磨细水兽,水纹,再命工修琢磨做异兽鬃毛花纹,最后,还传旨照小玉瓮龙鳞一样刻作玉海龙鳞、海兽等鳞甲。于是玉海上的蒙古汗时代海龙的鬃毛、鳞、甲以及水纹统统按照清乾隆初年模式进行再加工,已面目皆非了。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件脍炙人口、流传有绪的玉宝,值得珍爱。青玉莲托坐龙为元官办玉局所碾,用作器钮或嵌于宫廷典章器物以充装饰。青玉镂空龙凤钮亦为元大内器物之钮。
佩饰玉器
元代佩饰玉中继承前朝的有带钩、环、鱼坠等器,新兴的有带扣、帽钮等。
莲花纹玉带钩(上图) 现藏无锡市博物馆
江苏省无锡市钱裕墓出土的玉带钩是元早期之物,钩首以阴刻莲花为饰,腹面镂空莲花水藻纹,它是元代绦环的组件。
钱裕墓出土的鱼、桃以及圆形、牌形等小件玉器碾工精简,略具轮廓,不求细节,特征鲜明,均有穿孔,应为佩饰的组件,其结合关系已无法复原。此系民间文人所用之玉佩,其单元组合与宫廷玉佩不同,可能由钱裕随意组合,反映了世俗文人用佩的情况,有一定研究价值。
玉首饰
元人喜爱首饰,出土或传世的金银首饰较多,但玉首饰却很少。钱裕墓出土的水晶项链以四十三颗水晶珠串成,以水晶菱角为坠,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韵味。
陈设玉器
元代陈设玉器出土很少,传世玉陈设也不多,但不乏精品,有的还是举世无双的孤品。
白玉贯耳盖瓶(图57):玉缜密晶莹,有盖,盖顶施平凸细身蟠螭,贯耳,扁肚,矮圈足,器型仿商、周铜卣,但盖上蟠螭细身蟠屈,脊刻阴沟,是标准元代风格。从玉瓶器型来看应属仿古玉,这是迄今所知唯一一例元 !代仿古玉的鉴定标准器。
青玉龙纹双耳活环樽(图58):器体扁方,直颈,阔腹,高台圈足,兽首衔活环耳,颈饰“工”字纹锦地隐起云龙纹,腹部饰弦纹“十”字纹、云雷纹和“至”字纹。此器为仿古玉,其“工”字锦地龙纹的形式、手法均与元大都出土的汉白玉栏板龙纹相似。其时代特征极为鲜明,不愧为元代陈设仿古玉的重器。
白玉双人耳礼乐杯(图59):以身着广袖宽袍的垂髻幼童为耳;杯身外撇,琢隐起八女仙奏乐;圈足;内壁底琢三十二个起突如意头朵云。此杯造型敦厚凝重,装饰华丽庄严,非日常生活用器,可供陈设之用。乾隆帝十分赏识此杯,并命工仿制一件,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玉器皿
迄今为止,正式发掘的元代墓葬中还未出土玉器皿。现在我们要依靠传世器皿来认识元代玉器皿的特点。
文房用玉
出土的也很少,但传世者为数不少。如臂搁、墨床等。
青玉桃形洗:钱裕墓出土。身为半桃实形,以镂空枝叶为柄,碾工粗简,反映了江南一批文人所用玉文具的情况,也是江南民玉的代表性作品。
肖生玉雕
元代肖生玉往往与佩饰、帽顶、盖钮等结合在一起。钱裕墓出土的各种人、兽、鱼等佩件均极生动,其作工疏简,看起来粗糙,然而寥寥数刀足以表现其外貌及神态特征。
春水秋山玉
元代钱裕墓出土玉器(春水玉带扣)
元代继承女真族春水、秋山玉的形式与作工,并 .将其推向全国钱裕墓出土春水玉饰,说明它已被传播到江南地区的这件春水玉碾工虽然粗简,但鹅、荷均极生动,形神毕肖,仍有宋、金遗风。其功能应为绦环与玉带钩相配为一套完整的玉绦钩环。
在传世的春水玉中堪称粗工者已寥寥无几。传世秋山玉中较为特殊的件头则是白玉镂雕双虎环佩。此佩以粗环托树石为背景,其前地上卧子母虎,子虎卧于母虎颔下,母虎正在以舌舔子虎。母虎爱怜幼虎 ,的情景十分感人。二虎与柞树均留皮,呈黄色,柞树黄叶表现深秋季节,留皮黄虎更加真实。同样都是留皮,但其意义与功能是不相同的。
元代春水、秋山玉的新趋势是由平面向立体方面发展,即由佩向钮演变,构图与情节也趋向复杂化、多样化。
螭纹连环玉带环(上图)元代玉质用具,现藏故宫博物院。
通长12、宽5.1、厚2.1厘米。玉质青白,略有沁色,以籽料雕成。器为由一方环连接的两块方形带饰组成。方环上浮雕灵芝纹,右侧带饰中心有一孔供勾扣,四周浮雕一首尾相连的螭虎;左侧带饰浮雕一口衔灵芝的螭虎,背面有圆纽,可接束带。)
龙穿牡丹纹玉炉顶(上图)
元代玉质用具,现藏故宫博物院。
高7.5、底径7厘米。玉质青白色,局部留有黄褐色玉皮痕迹。略作凸弧的圆柱体,通体镂雕一龙穿牡丹花纹。龙首有双角,张口露齿,游动于花丛中,牡丹花枝叶繁茂。此器为元代典型俏色作品。
虎纽玉押(上图)元代玉质用具,安徽省安庆市范文虎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通高2.7.边长3.5厘米。玉质青色,局部有黄褐色沁斑。纽为浮雕的卧虎,身下有一横孔。面上有剔地阳文画押。押是元代文书契约上签字或代替签字的符号)
概而言之:元代玉器仍沿着宋、辽、金玉器的形神兼备的艺术道路前进,其器形、图案、碾 .工都出现了新特点。渎山大玉海代表了蒙古民族气盖山河的魄力与汉族玉工卓绝的碾琢功力,并标志蒙古族完全接受了汉族古老的玉文化观念。同时,它与玉押、玉帽顶都是产生于蒙元的帝玉新形式。而螭虎、灵芝则是它的新兴图案,堪与西汉螭虎相媲美。它的贡献则是在我国玉器史上又呈现出一次小变。而形神兼备的玉雕艺术至此已宣告结束
元代建于1271年,其前尚有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之后于1260年称成吉思汗,率诸部西征,在西亚及欧洲获得大量宝物和财富。长达65年之久的蒙古汗时期,渎山大玉海便造成于此期间,故在讲述元代玉器之前必先涉及蒙古汗时期玉器。
元代,蒙古贵族依靠战骑和以极端的民族压迫为统治手段,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这一时期,城市商业及手工业(主要是官办手工业)得到了畸形发展,陆路和海道交通顺畅,对外贸易发达。由于民族歧视和仕途阻塞,汉族知识阶层多沦落潦倒,有机会接触底层社会,了解民间疾苦,从事文艺创作,所以,元代文学艺术有了特殊发展,比较著名的有元曲和文人画o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玉器工艺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变化。
蒙古族发祥于漠北,受地理环境制约,比较喜欢玛瑙、碧甸子(松石)。成吉思汗及其部落攻入欧洲,占领中、西亚,掠夺了大量宝石,并对其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但是,蒙古骑兵入主中原,若想巩固其统治就必须接受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 当政者也不得不注意玉器的碾琢与使用。如忽必烈在灭宋之前十四年,即至元二年(1265年),当“渎山大玉海”竣工之后,“敕置广寒宫”,这件不平凡的大玉瓮引起了蒙古统治者关注,说明蒙古族接受了汉族的玉文化观,将玉器摆在重要的地位上。
元统一全国后,在礼制上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在冠服、车舆等制度上广泛地应用玉器,比宋、金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天子冕服用玉甚多,玉辂以玉饰之,镇圭、国玺也用玉琢制。据参与拆毁元故宫的明工部郎中萧洵《故宫遗录》所记:元惠宗妥欢帖睦尔逃离皇宫后仍留下延春堂的玉台床,玉德殿贴白玉龙云花片楹拱及殿中的白玉金花山字屏台及上置的玉床等等玉件。总之,皇帝从头到脚的装饰及其坐卧出行之器具无不用玉制作或以玉饰之。但是,百官公服用玉则受到极大限制。如偏带,只有正、从一品用玉,或花或素并八铐;器皿,一品或三品许用金玉;鞍辔,一品许用金玉。庶人之帽笠则不准饰用金玉。违反用玉制度者要受到处罚。
蒙古当权者为了满足皇帝、后妃、皇子以及王公、贵族、命妇等人用玉的需求,设置“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玉局提举司”(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上都大都路貂鼠软皮等局提领所玛瑙玉局”(至元十六年,1279年立)、 “杭州路金玉总管府”(至元十七年,1280年立)等三个管理碾玉手工业的政府机构以及多处官办玉作坊。元官办玉器作坊始终以大都为主,早期可能在和林,接着又设于杭州。玉的产地有和田与匪力沙两地。碾玉砂产于大同路,当权者设大同路采砂所。碾玉砂亦称“磨玉夏水砂”,运往大都,以供玉工磨砻之用。元代控制玉、砂产地,掌握了大批玉工,制造了大量的玉器。所以元代官办玉工艺不仅在规模上相当可观,而且还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元代官办玉器作坊利用和田、匪力沙所出玉材碾玉或以旧改新。蒙古族人喜欢戴大檐帽,以玉钮作顶饰。明人沈德符对这种玉帽顶有所记述:“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常见有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当时俱西域国手所制,至贵者值数千金。”这种玉帽顶传世甚多,但尚未见九龙者。而西域国手玉匠来到大都碾玉九龙帽顶一事,说明在官办玉作坊中,至少有汉族和西域少数民族的玉工在为皇家碾玉。苏、宁、杭及和田等地方玉作坊也仍然在维持生产或有所发展。
元代社会各阶层收藏玉器的情况,因不见文献记载,故详情不明。但从元书画家朱德润编辑的《古玉图》玉器图录传世,可以想见元代民间收藏玉器之风还是相当盛行的。官、民用玉情况,通过大同冯道真、安庆范文虎、吴县吕师孟、苏州张士诚父母等墓出土玉器可以知其只鳞片爪。故宫博物院和各省市博物馆也收藏一批传世元代玉器,有的艺术水平很高,而出土玉器中则鲜见高水平者。
现在,拟分为朝廷用玉、佩饰、首饰、陈设、器皿、文具、肖生、春水秋山八种分别介绍。
朝廷用玉
渎山大玉海高1750px,口径3375px×4550px,最大周长12325px,膛深1375px,约重7000斤(1斤一0.5公斤),可贮酒30余石,是元玉中最为硕大的一件。蒙古汗官办玉作始于中统二年(1261年),以和林人匠置局造作”,至元三年(1266年)成立玉匠局。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琢成此器,“敕置广寒宫”,它应是蒙古汗玉器的代表作。此器玉色青白夹带黑色,是墨玉中杂色者,乾隆帝考证为蜀玉。其周身碾琢隐起或深或浅的海龙、海马、海羊、海豚、海犀、海蛙、海螺、海鱼、海鹿等海中瑞兽1 3种,神态生动,气势雄伟。可惜的是今日所见之海兽波涛已为乾隆帝命工“刮苔涤垢”,现出本来面貌后,他不满元玉作工,又命工磨细水兽,水纹,再命工修琢磨做异兽鬃毛花纹,最后,还传旨照小玉瓮龙鳞一样刻作玉海龙鳞、海兽等鳞甲。于是玉海上的蒙古汗时代海龙的鬃毛、鳞、甲以及水纹统统按照清乾隆初年模式进行再加工,已面目皆非了。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件脍炙人口、流传有绪的玉宝,值得珍爱。青玉莲托坐龙为元官办玉局所碾,用作器钮或嵌于宫廷典章器物以充装饰。青玉镂空龙凤钮亦为元大内器物之钮。
佩饰玉器
元代佩饰玉中继承前朝的有带钩、环、鱼坠等器,新兴的有带扣、帽钮等。
莲花纹玉带钩(上图) 现藏无锡市博物馆
江苏省无锡市钱裕墓出土的玉带钩是元早期之物,钩首以阴刻莲花为饰,腹面镂空莲花水藻纹,它是元代绦环的组件。
钱裕墓出土的鱼、桃以及圆形、牌形等小件玉器碾工精简,略具轮廓,不求细节,特征鲜明,均有穿孔,应为佩饰的组件,其结合关系已无法复原。此系民间文人所用之玉佩,其单元组合与宫廷玉佩不同,可能由钱裕随意组合,反映了世俗文人用佩的情况,有一定研究价值。
玉首饰
元人喜爱首饰,出土或传世的金银首饰较多,但玉首饰却很少。钱裕墓出土的水晶项链以四十三颗水晶珠串成,以水晶菱角为坠,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韵味。
陈设玉器
元代陈设玉器出土很少,传世玉陈设也不多,但不乏精品,有的还是举世无双的孤品。
白玉贯耳盖瓶(图57):玉缜密晶莹,有盖,盖顶施平凸细身蟠螭,贯耳,扁肚,矮圈足,器型仿商、周铜卣,但盖上蟠螭细身蟠屈,脊刻阴沟,是标准元代风格。从玉瓶器型来看应属仿古玉,这是迄今所知唯一一例元 !代仿古玉的鉴定标准器。
青玉龙纹双耳活环樽(图58):器体扁方,直颈,阔腹,高台圈足,兽首衔活环耳,颈饰“工”字纹锦地隐起云龙纹,腹部饰弦纹“十”字纹、云雷纹和“至”字纹。此器为仿古玉,其“工”字锦地龙纹的形式、手法均与元大都出土的汉白玉栏板龙纹相似。其时代特征极为鲜明,不愧为元代陈设仿古玉的重器。
白玉双人耳礼乐杯(图59):以身着广袖宽袍的垂髻幼童为耳;杯身外撇,琢隐起八女仙奏乐;圈足;内壁底琢三十二个起突如意头朵云。此杯造型敦厚凝重,装饰华丽庄严,非日常生活用器,可供陈设之用。乾隆帝十分赏识此杯,并命工仿制一件,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玉器皿
迄今为止,正式发掘的元代墓葬中还未出土玉器皿。现在我们要依靠传世器皿来认识元代玉器皿的特点。
文房用玉
出土的也很少,但传世者为数不少。如臂搁、墨床等。
青玉桃形洗:钱裕墓出土。身为半桃实形,以镂空枝叶为柄,碾工粗简,反映了江南一批文人所用玉文具的情况,也是江南民玉的代表性作品。
肖生玉雕
元代肖生玉往往与佩饰、帽顶、盖钮等结合在一起。钱裕墓出土的各种人、兽、鱼等佩件均极生动,其作工疏简,看起来粗糙,然而寥寥数刀足以表现其外貌及神态特征。
春水秋山玉
元代钱裕墓出土玉器(春水玉带扣)
元代继承女真族春水、秋山玉的形式与作工,并 .将其推向全国钱裕墓出土春水玉饰,说明它已被传播到江南地区的这件春水玉碾工虽然粗简,但鹅、荷均极生动,形神毕肖,仍有宋、金遗风。其功能应为绦环与玉带钩相配为一套完整的玉绦钩环。
在传世的春水玉中堪称粗工者已寥寥无几。传世秋山玉中较为特殊的件头则是白玉镂雕双虎环佩。此佩以粗环托树石为背景,其前地上卧子母虎,子虎卧于母虎颔下,母虎正在以舌舔子虎。母虎爱怜幼虎 ,的情景十分感人。二虎与柞树均留皮,呈黄色,柞树黄叶表现深秋季节,留皮黄虎更加真实。同样都是留皮,但其意义与功能是不相同的。
元代春水、秋山玉的新趋势是由平面向立体方面发展,即由佩向钮演变,构图与情节也趋向复杂化、多样化。
螭纹连环玉带环(上图)元代玉质用具,现藏故宫博物院。
通长12、宽5.1、厚2.1厘米。玉质青白,略有沁色,以籽料雕成。器为由一方环连接的两块方形带饰组成。方环上浮雕灵芝纹,右侧带饰中心有一孔供勾扣,四周浮雕一首尾相连的螭虎;左侧带饰浮雕一口衔灵芝的螭虎,背面有圆纽,可接束带。)
龙穿牡丹纹玉炉顶(上图)
元代玉质用具,现藏故宫博物院。
高7.5、底径7厘米。玉质青白色,局部留有黄褐色玉皮痕迹。略作凸弧的圆柱体,通体镂雕一龙穿牡丹花纹。龙首有双角,张口露齿,游动于花丛中,牡丹花枝叶繁茂。此器为元代典型俏色作品。
虎纽玉押(上图)元代玉质用具,安徽省安庆市范文虎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通高2.7.边长3.5厘米。玉质青色,局部有黄褐色沁斑。纽为浮雕的卧虎,身下有一横孔。面上有剔地阳文画押。押是元代文书契约上签字或代替签字的符号)
概而言之:元代玉器仍沿着宋、辽、金玉器的形神兼备的艺术道路前进,其器形、图案、碾 .工都出现了新特点。渎山大玉海代表了蒙古民族气盖山河的魄力与汉族玉工卓绝的碾琢功力,并标志蒙古族完全接受了汉族古老的玉文化观念。同时,它与玉押、玉帽顶都是产生于蒙元的帝玉新形式。而螭虎、灵芝则是它的新兴图案,堪与西汉螭虎相媲美。它的贡献则是在我国玉器史上又呈现出一次小变。而形神兼备的玉雕艺术至此已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