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过程的含义》（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一书，出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Kirzner）之手，它秉承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又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本书的副标题“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界定了全书论述的范围，而主标题《市场过程的含义》则道明其论述的主线为市场过程及其相关理论。在原文前言里，作者柯兹纳强调，本论文集既是对经济理论的现代历史，也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代复兴的一个贡献。作者在论文集中梳理了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史研究成果，剖析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一些学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从根本上来说，与主流经济学主张存在市场均衡倾向的观点无法调和。对此，柯兹纳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逻辑一贯地加深奥地利学派的认识，不一定要否定主流经济学的主旨（即将市场结果理解成倾向于根据资源约束情况反映消费者的相对偏好），而只需强调主流经济学的这些结论只有通过引入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主观主义思想才能得到自恰的捍卫。在此，柯兹纳试图在奥地利学派的非均衡论和主流经济学均衡论之间铺设一条桥梁。他虽然坚持非均衡论，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均衡论，认同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可均衡性”观点，但不拒斥市场可实际上达致均衡的观点。正是这种对市场“可均衡性”的认同，铺设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桥梁。这种市场“可均衡性”意义重大，不等同于达致均衡本身。可用来正确理解这种“可均衡性”以及“均衡化”过程的理论，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西方是一门生机勃勃的科学，它与主流经济学确实泾渭分明。在很多人眼里，现代的经济学世界流派纷纭，迷雾茫茫。一个单一的个体已经很难掌握全部经济学的知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使很多人迷信于“需求管理”和赤字财政，它也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古典经济学退居二线。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越发成为显学。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踊跃充当“帝王师”，新古典经济学也成为辅佐“帝王”的“御用工具”。其结果是，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宏观经济学，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权力恶性膨胀、侵犯私人产权的工具。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专注于扩大政府支出，维持短期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支付，而置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产权于不顾。目前的世界各国似乎都已沉湎于这一轰轰烈烈的全球“产权破坏运动”之中。在19世纪就曾有人指称经济学属于“沉默的科学”。但是，乐于充任“帝王师”的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绝对不会觉得主流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但对于很多宪政主义者来说，主流经济学因其在破坏产权方面助纣为虐，确实是够“沉闷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虽有部分内容进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但总体上不与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同流合污，没有参与到上述全球“产权破坏运动”当中。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坚持产权保护，坚持市场经济是增进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唯一道路。一般人以为，奥地利学派既然不是主流，就没有借鉴和利用的必要。事实上，作为显学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看上去是一条主流，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看上去只是一条支流。但是，如果把经济学放在时间的长河中，这条支流就有可能成为主流。其实，即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支流，它代表的是一种米塞斯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学，涵盖个人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所有选择，它与其他非经济学领域的学科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比如与个人主义哲学和宪政主义思想的关系，由此构成的洪流目前实际上要远远大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条“主流”，它在未来也应能代表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方向。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不然，它与人类迄今为止在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相互隔绝、相互背离，其本质是强调在经济领域通过政府权能的相对扩张和私人领域的相对压缩来促进“社会总福利”意义上的整体“自由”，而这种整体“自由”是一种幻象，往往是建立在损害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的，因为个人福利不能简单加总，而且往往相互冲突。在西方国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往往与现代民主政体的多数表决制一拍即合，造成“多数暴政”，成为践踏个人自由的帮凶。在某些东方国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往往与政府威权体制相结合，也会对个人自由造成侵犯。可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总体上是一门伪科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没有此类问题。
国内对奥地利经济学的关注在不断扩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落脚点是对个人及其行为的分析，将个人行为看成在真实世界里基于自身偏好与主观价值观所做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有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将对个体生产活动的分析建立在了个体消费者的偏好、需求与主观价值基础之上。每一个消费者的自我选择都受到自身偏好与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些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决定了消费者的需要，影响所有生产活动的数量与方向变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致力于分析个体面对真实环境时的状态，认为生产活动建立在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奥地利经济学还是一门有关个人基本权利的经济学，主张私人财产是有效运用资源所不可或缺的，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和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坚信政府对于市场过程的干预将会导致非意图的不良后果。
《市场过程的含义》的作者柯兹纳是继米塞斯与哈耶克之后最杰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30年2月13日出生在英国伦敦，1940年随家人迁居南非，1947年至1948年就读于开普敦大学，1950年至1951年入读伦敦大学国际项目，并于1954年获得布鲁克林学院最优等学士学位，1955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学完MBA课程后，柯兹纳偶遇米塞斯，当即决定放弃会计专业而决心成为一名学院经济学家。1957年，他曾短期担任布鲁克林学院讲师职务。在同一年，他在米塞斯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在1960年以《经济学视角》（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为题出版。其后，他在纽约大学执教。1968年担任该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2002年正式退休。其后，柯兹纳一直作为荣誉退休教授发挥作用。 柯兹纳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思想和经济学方法论权威专家之一。其主要研究工作集中在有关知识、市场过程和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市场伦理研究。他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成果有其独到之处。2006年，柯兹纳由于其提出强调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过程运作重要性的经济学理论而获得全球企业家精神研究奖。
柯兹纳迄今为止出版了17部著作，其中最经典的作品为1973年出版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和1992年出版的《市场过程的含义》。《竞争与企业家精神》系统论述了市场过程、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柯兹纳有关这三个相互关联方面的基本原创性思想，总体上包括在此书中。《市场过程的含义》梳理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发展脉络，其主线仍然是对这三个方面的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发展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说，该书更为系统地总结了《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中有关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还超出了《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尤其得到美国乔治一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彼得·贝奇的高度推崇。贝奇教授几度提议推荐柯兹纳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他认为，在柯兹纳的作品中，上上之作当数《市场过程的含义》。该书梳理和解释了价格和盈亏这些引致市场变量与嗜好和技术等基本市场变量之间的系统关系。根据贝奇的解释，在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理论里，市场是一种没有终结的对来自交换的共同收益机会的企业家发现过程。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基本的嗜好和技术可能性变量展示了对价格和盈亏这些引致变量的强大拉动。而且即便没有任何干预性变化，来自交换的收益的诱惑也足以引致变量与基本变量看齐。但是市场过程是一种不间断的变化，而且由于嗜好和技术可能性持续变化的性质，引致变量在永远趋向基本变量方向的过程中从来不是相当完善地映射基本变量。
柯兹纳认为，市场过程是由一系列发现而造就的变化构成，这些发现是因为有构成最初不均衡状态的无知的存在。它把市场看作是在所有时间都表现出激励真正的、有价值的发现的强大力量。企业家的警觉在其发现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把市场过程看作是系统性的、相互协调的一系列计划修正。正如柯兹纳所言，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市场过程被理解为提供一种系统性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企业家的警觉而被启动，倾向于降低相互性无知的程度。“均衡”确实从来都没有被实现，但市场确实展现出强烈的“朝向均衡趋近”的倾向性。
根据柯兹纳的观点，企业家能够警觉地发现现有市场选择协调模式中的缺陷，允许我们看到为何可以把系统性（“均衡化”的）市场趋势归因到创造性的、原生性的企业家警觉。但他也认为，企业家在发现和消除错误的过程中也会犯错，在这个过程中趋向动态均衡（但不是达致“均衡”）。
柯兹纳市场过程理论中的企业家理论不同于熊彼特的理论。柯兹纳在哈耶克的知识理论基础上，在20世纪70年代连续发表数篇文献，复活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并逐渐将它融入主流经济学理论。熊彼特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最初引入了一个“循环流转”的状态，其中没有企业家和创新，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随后他引入了企业家和创新，从动态和发展的视角看待经济体系。作为创新的结果，原来的“循环流转”状态被打破，经济进入更高层面的“循环流转”状态。熊彼特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指出，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是创新的主体。对于熊彼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替代旧组合。他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始作俑者。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代之以新的、高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
上述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主要解释的是一个经济体如何依赖企业家的“创新”打破原有的“循环流转”状态，从一个均衡走向另外一个均衡，因而是仍然立足于均衡论、承认均衡论的。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是市场过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秉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主流观点，即不承认存在“均衡”，只承认市场存在可均衡性和趋向于“均衡”的特点。但这个“均衡”总是在没有达致之前就因市场情势的变化而被打破。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主要解释了企业家创新发生之后，企业家的警觉和发现如何使得经济朝着趋向于“均衡”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个“均衡”没有真正达致。当然，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也可用来补充解释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企业家警觉和发现。但这至少在柯兹纳的理论中并没有占据过多笔墨。此外，熊彼特和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的另外一个差别是，熊彼特的理论很少从信息不完全或者分散知识的角度去论证企业家过程，柯兹纳的理论则充分利用了信息不完全或者分散知识的视角。正因为如此，柯兹纳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中指出，哈耶克所指熊彼特理论中所缺乏的东西就是“对市场过程的正视”。而在市场过程中，“所有有关资源可得性和消费者估价的分散信息被调动起来并据以支撑支配生产和资源配置的选择”。柯兹纳认为，“需要引入熊彼特经济体系思想的是对企业家警觉性和想象力的角色的认可，它们能够激发和驱动这一知识动员的市场过程——尤其在面对不可知未来的十足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他由此得出结论，正因为熊彼特未能认识到市场过程的这个主观维度，使得他相信消费者的价值评估可以自动转换成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价值评估。对于柯兹纳来说，正因为存在这一主观维度，消费者的价值评估和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价值评估都是会犯错的。而这些犯错的可能性或事实本身又为容易犯错的企业家警觉和发现创造了机会。
有关市场过程中企业家警觉与发现的作用，柯兹纳认为，人类行为中的企业家因素，就是对纯利润机会信号做出的反应，这种纯利润源于社会中由于分散知识而产生的错误。正是这种纯利润激励促成了“竞争性的企业家发现过程”，它让市场参与者了解越来越多的、分散于市场中的相关信息。按照柯兹纳的观点，正是这种企业家的竞争性过程，解决了集中计划者难以回避的根本性的知识问题。他认为，假如集中计划取代企业家发现的过程，无论是全社会范围的大包大揽计划，还是自由市场中国家零敲碎打式的干预，计划者都扼杀了市场超越基本的知识问题的能力，还使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束手无策。他坚信，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哈耶克所指的知识分散问题：集中计划没有办法解决知识分散问题；权力的集中即使不是彻底终止市场发现的过程，也是对它构成了阻挠。
根据柯兹纳的观点，直接激发以及塑造企业家行为的是（对于未来会如何的）想象而不是这些事实本身。但是企业家的警觉性使其努力去注意的并且正确地想象的是（将要发生的）未来的现实，并且是这些现实带来的预期收益“开启”了企业家的警觉性。柯兹纳在其理论中实际上引入了“试错”的观点。他认为，说企业家的行为可以被看成是对“现实”做出“反应”，一定是在一种修正的意义上讲的；为未来而采取的行动总是在试图更正确地想象未来（并且从中获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因为企业家警觉性不足，没有对这些激励做出反应，企业家采取的行动虽然是错误的，但仍然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情况，它们可能现在对企业家的警觉性提供一种激励，使得他们的行为趋于实现社会效率。
本书的每一个章节不仅仅是对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综述，而且还包括深度分析和发展。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柯兹纳自身对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企业家警觉”和“企业家发现”。如果多加研读此书，相信读者会有一种醍醐灌顶和豁然开朗的感觉，会利用其中的洞见去感悟微观市场过程和宏观经济政策。每个读者都可以是“企业家”，可以对周边的任何市场和非市场交换过程保持“企业家警觉”，获得“企业家发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市场过程的含义——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伊斯雷尔·柯兹纳著，冯兴元等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市场过程的含义》（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一书，出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Kirzner）之手，它秉承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又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本书的副标题“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界定了全书论述的范围，而主标题《市场过程的含义》则道明其论述的主线为市场过程及其相关理论。在原文前言里，作者柯兹纳强调，本论文集既是对经济理论的现代历史，也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代复兴的一个贡献。作者在论文集中梳理了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史研究成果，剖析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一些学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从根本上来说，与主流经济学主张存在市场均衡倾向的观点无法调和。对此，柯兹纳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逻辑一贯地加深奥地利学派的认识，不一定要否定主流经济学的主旨（即将市场结果理解成倾向于根据资源约束情况反映消费者的相对偏好），而只需强调主流经济学的这些结论只有通过引入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主观主义思想才能得到自恰的捍卫。在此，柯兹纳试图在奥地利学派的非均衡论和主流经济学均衡论之间铺设一条桥梁。他虽然坚持非均衡论，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均衡论，认同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可均衡性”观点，但不拒斥市场可实际上达致均衡的观点。正是这种对市场“可均衡性”的认同，铺设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桥梁。这种市场“可均衡性”意义重大，不等同于达致均衡本身。可用来正确理解这种“可均衡性”以及“均衡化”过程的理论，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西方是一门生机勃勃的科学，它与主流经济学确实泾渭分明。在很多人眼里，现代的经济学世界流派纷纭，迷雾茫茫。一个单一的个体已经很难掌握全部经济学的知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使很多人迷信于“需求管理”和赤字财政，它也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古典经济学退居二线。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越发成为显学。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踊跃充当“帝王师”，新古典经济学也成为辅佐“帝王”的“御用工具”。其结果是，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宏观经济学，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权力恶性膨胀、侵犯私人产权的工具。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专注于扩大政府支出，维持短期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支付，而置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产权于不顾。目前的世界各国似乎都已沉湎于这一轰轰烈烈的全球“产权破坏运动”之中。在19世纪就曾有人指称经济学属于“沉默的科学”。但是，乐于充任“帝王师”的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绝对不会觉得主流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但对于很多宪政主义者来说，主流经济学因其在破坏产权方面助纣为虐，确实是够“沉闷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虽有部分内容进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但总体上不与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同流合污，没有参与到上述全球“产权破坏运动”当中。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坚持产权保护，坚持市场经济是增进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唯一道路。一般人以为，奥地利学派既然不是主流，就没有借鉴和利用的必要。事实上，作为显学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看上去是一条主流，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看上去只是一条支流。但是，如果把经济学放在时间的长河中，这条支流就有可能成为主流。其实，即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支流，它代表的是一种米塞斯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学，涵盖个人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所有选择，它与其他非经济学领域的学科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比如与个人主义哲学和宪政主义思想的关系，由此构成的洪流目前实际上要远远大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条“主流”，它在未来也应能代表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方向。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不然，它与人类迄今为止在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相互隔绝、相互背离，其本质是强调在经济领域通过政府权能的相对扩张和私人领域的相对压缩来促进“社会总福利”意义上的整体“自由”，而这种整体“自由”是一种幻象，往往是建立在损害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的，因为个人福利不能简单加总，而且往往相互冲突。在西方国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往往与现代民主政体的多数表决制一拍即合，造成“多数暴政”，成为践踏个人自由的帮凶。在某些东方国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往往与政府威权体制相结合，也会对个人自由造成侵犯。可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总体上是一门伪科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没有此类问题。
国内对奥地利经济学的关注在不断扩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落脚点是对个人及其行为的分析，将个人行为看成在真实世界里基于自身偏好与主观价值观所做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有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将对个体生产活动的分析建立在了个体消费者的偏好、需求与主观价值基础之上。每一个消费者的自我选择都受到自身偏好与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些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决定了消费者的需要，影响所有生产活动的数量与方向变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致力于分析个体面对真实环境时的状态，认为生产活动建立在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奥地利经济学还是一门有关个人基本权利的经济学，主张私人财产是有效运用资源所不可或缺的，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和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坚信政府对于市场过程的干预将会导致非意图的不良后果。
《市场过程的含义》的作者柯兹纳是继米塞斯与哈耶克之后最杰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30年2月13日出生在英国伦敦，1940年随家人迁居南非，1947年至1948年就读于开普敦大学，1950年至1951年入读伦敦大学国际项目，并于1954年获得布鲁克林学院最优等学士学位，1955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学完MBA课程后，柯兹纳偶遇米塞斯，当即决定放弃会计专业而决心成为一名学院经济学家。1957年，他曾短期担任布鲁克林学院讲师职务。在同一年，他在米塞斯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在1960年以《经济学视角》（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为题出版。其后，他在纽约大学执教。1968年担任该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2002年正式退休。其后，柯兹纳一直作为荣誉退休教授发挥作用。 柯兹纳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思想和经济学方法论权威专家之一。其主要研究工作集中在有关知识、市场过程和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市场伦理研究。他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成果有其独到之处。2006年，柯兹纳由于其提出强调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过程运作重要性的经济学理论而获得全球企业家精神研究奖。
柯兹纳迄今为止出版了17部著作，其中最经典的作品为1973年出版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和1992年出版的《市场过程的含义》。《竞争与企业家精神》系统论述了市场过程、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柯兹纳有关这三个相互关联方面的基本原创性思想，总体上包括在此书中。《市场过程的含义》梳理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发展脉络，其主线仍然是对这三个方面的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发展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说，该书更为系统地总结了《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中有关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还超出了《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尤其得到美国乔治一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彼得·贝奇的高度推崇。贝奇教授几度提议推荐柯兹纳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他认为，在柯兹纳的作品中，上上之作当数《市场过程的含义》。该书梳理和解释了价格和盈亏这些引致市场变量与嗜好和技术等基本市场变量之间的系统关系。根据贝奇的解释，在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理论里，市场是一种没有终结的对来自交换的共同收益机会的企业家发现过程。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基本的嗜好和技术可能性变量展示了对价格和盈亏这些引致变量的强大拉动。而且即便没有任何干预性变化，来自交换的收益的诱惑也足以引致变量与基本变量看齐。但是市场过程是一种不间断的变化，而且由于嗜好和技术可能性持续变化的性质，引致变量在永远趋向基本变量方向的过程中从来不是相当完善地映射基本变量。
柯兹纳认为，市场过程是由一系列发现而造就的变化构成，这些发现是因为有构成最初不均衡状态的无知的存在。它把市场看作是在所有时间都表现出激励真正的、有价值的发现的强大力量。企业家的警觉在其发现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把市场过程看作是系统性的、相互协调的一系列计划修正。正如柯兹纳所言，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市场过程被理解为提供一种系统性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企业家的警觉而被启动，倾向于降低相互性无知的程度。“均衡”确实从来都没有被实现，但市场确实展现出强烈的“朝向均衡趋近”的倾向性。
根据柯兹纳的观点，企业家能够警觉地发现现有市场选择协调模式中的缺陷，允许我们看到为何可以把系统性（“均衡化”的）市场趋势归因到创造性的、原生性的企业家警觉。但他也认为，企业家在发现和消除错误的过程中也会犯错，在这个过程中趋向动态均衡（但不是达致“均衡”）。
柯兹纳市场过程理论中的企业家理论不同于熊彼特的理论。柯兹纳在哈耶克的知识理论基础上，在20世纪70年代连续发表数篇文献，复活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并逐渐将它融入主流经济学理论。熊彼特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最初引入了一个“循环流转”的状态，其中没有企业家和创新，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随后他引入了企业家和创新，从动态和发展的视角看待经济体系。作为创新的结果，原来的“循环流转”状态被打破，经济进入更高层面的“循环流转”状态。熊彼特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指出，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是创新的主体。对于熊彼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替代旧组合。他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始作俑者。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代之以新的、高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
上述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主要解释的是一个经济体如何依赖企业家的“创新”打破原有的“循环流转”状态，从一个均衡走向另外一个均衡，因而是仍然立足于均衡论、承认均衡论的。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是市场过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秉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主流观点，即不承认存在“均衡”，只承认市场存在可均衡性和趋向于“均衡”的特点。但这个“均衡”总是在没有达致之前就因市场情势的变化而被打破。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主要解释了企业家创新发生之后，企业家的警觉和发现如何使得经济朝着趋向于“均衡”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个“均衡”没有真正达致。当然，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也可用来补充解释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企业家警觉和发现。但这至少在柯兹纳的理论中并没有占据过多笔墨。此外，熊彼特和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的另外一个差别是，熊彼特的理论很少从信息不完全或者分散知识的角度去论证企业家过程，柯兹纳的理论则充分利用了信息不完全或者分散知识的视角。正因为如此，柯兹纳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中指出，哈耶克所指熊彼特理论中所缺乏的东西就是“对市场过程的正视”。而在市场过程中，“所有有关资源可得性和消费者估价的分散信息被调动起来并据以支撑支配生产和资源配置的选择”。柯兹纳认为，“需要引入熊彼特经济体系思想的是对企业家警觉性和想象力的角色的认可，它们能够激发和驱动这一知识动员的市场过程——尤其在面对不可知未来的十足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他由此得出结论，正因为熊彼特未能认识到市场过程的这个主观维度，使得他相信消费者的价值评估可以自动转换成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价值评估。对于柯兹纳来说，正因为存在这一主观维度，消费者的价值评估和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价值评估都是会犯错的。而这些犯错的可能性或事实本身又为容易犯错的企业家警觉和发现创造了机会。
有关市场过程中企业家警觉与发现的作用，柯兹纳认为，人类行为中的企业家因素，就是对纯利润机会信号做出的反应，这种纯利润源于社会中由于分散知识而产生的错误。正是这种纯利润激励促成了“竞争性的企业家发现过程”，它让市场参与者了解越来越多的、分散于市场中的相关信息。按照柯兹纳的观点，正是这种企业家的竞争性过程，解决了集中计划者难以回避的根本性的知识问题。他认为，假如集中计划取代企业家发现的过程，无论是全社会范围的大包大揽计划，还是自由市场中国家零敲碎打式的干预，计划者都扼杀了市场超越基本的知识问题的能力，还使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束手无策。他坚信，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哈耶克所指的知识分散问题：集中计划没有办法解决知识分散问题；权力的集中即使不是彻底终止市场发现的过程，也是对它构成了阻挠。
根据柯兹纳的观点，直接激发以及塑造企业家行为的是（对于未来会如何的）想象而不是这些事实本身。但是企业家的警觉性使其努力去注意的并且正确地想象的是（将要发生的）未来的现实，并且是这些现实带来的预期收益“开启”了企业家的警觉性。柯兹纳在其理论中实际上引入了“试错”的观点。他认为，说企业家的行为可以被看成是对“现实”做出“反应”，一定是在一种修正的意义上讲的；为未来而采取的行动总是在试图更正确地想象未来（并且从中获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因为企业家警觉性不足，没有对这些激励做出反应，企业家采取的行动虽然是错误的，但仍然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情况，它们可能现在对企业家的警觉性提供一种激励，使得他们的行为趋于实现社会效率。
本书的每一个章节不仅仅是对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综述，而且还包括深度分析和发展。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柯兹纳自身对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企业家警觉”和“企业家发现”。如果多加研读此书，相信读者会有一种醍醐灌顶和豁然开朗的感觉，会利用其中的洞见去感悟微观市场过程和宏观经济政策。每个读者都可以是“企业家”，可以对周边的任何市场和非市场交换过程保持“企业家警觉”，获得“企业家发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市场过程的含义——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伊斯雷尔·柯兹纳著，冯兴元等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