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华生刘明余宇新
财贸经济 2010年05期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0）01—0063—05
一、文献回顾
税收影响经济行为，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产生超额负担。国外关于税收超额负担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Adam Smith（1776）认为，政府征税导致的私人成本要高于税收收入；Dupuit（1844）最早给出了计算税收超额负担的方法，即“如果已知税收带来的消费变化，那么就会发现效用损失的上限等于消费变化量与税率乘积的1／2。”；Harberger（1964）运用二阶近似法推导了超额负担的计算公式；Rosen（1978）直接根据估计的普通需求函数计算税收的超额负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学家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构建了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CGE）模型，用于经济学的定量分析，也被广泛应用于税收超额负担的研究，例如，Shoven（1976）最早运用CGE模型测量了企业所得税所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税制改革，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方法对税制改革方案效应进行了分析，CGE模型是其中之一，例如，Ballardetal（1982）运用CGE模型对美国税收的福利成本进行了全面分析，Jorgenson和Yun（1991）运用一个动态跨期优化的CGE模型，对美国1985年税制改革前后的超额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等等。
国内学者对税收超额负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陈波（1999）对我国税收超额负担进行了定量研究；郝春红（2001）定性地分析了我国增值税、营业税等主要税种税收超额负担；汪昊（2007）利用税收平滑模型，分析了我国1995—2006年税收超额负担变化态势；楚文海（2009）采用哈维·罗森推导出的商品税税收超额负担计算公式，测算了我国部分工业行业商品税超额负担；汪浩（2009）采用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讨论最优流转税的特点及其带来的“超额负担”，等等。但从定量研究角度看，国内对税收超额负担研究的成果并不多。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一个多部门的CGE模型，对我国税收超额负担总量和构成进行测量与分析，并对减税政策效应进行测算。
二、CGE模型构建与设定
（一）CGE模型结构
概括而言，CGE模型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将经济学家对经济各个局部组成部分的数量分析和定量研究组织起来，以分析经济中某一局部变动对经济整体和其他经济组成部分变动影响的一种模型。本文CGE模型主要包含了三个宏观均衡，即储蓄与投资的均衡、要素市场的均衡和商品市场的均衡。目前，CGE模型已成为国外定量分析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实验室”。CGE模型结构反映了宏观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主要包括生产、分配、消费、进出口和储蓄／投资等，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模型共有66组方程，总计621个方程，限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将模型所包含的具体方程列示出来，本文将运用GAMS软件编制程序测算我国税制的超额负担和减税的福利收益。
图1 CGE结构
（二）模型设定
为避免其他因素对CGE模型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消费者行为、生产者结构以及收入分配基本情况作如下设定：
1.消费者行为的设定
2.生产结构的设定
根据现有数据条件和CGE模型通常的处理方式，模型将生产分为14个行业，①每个行业的资本和劳动通过CES函数复合构成增加值，增加值和行业总中间投入通过CES函数复合构成行业总产出；行业总中间投入由该行业对各个行业的中间投入通过Leontief生产函数构成；资本由正规部门资本（企业、事业单位、政府等使用的资本）和非正规部门资本（个体经营者、承包经营等使用的资本）通过CES复合构成；国内生产的产品通过CET函数转化为内销产品和出口产品，内销产品和进口产品通过CES函数复合构成国内商品总供给。
3.收入分配的设定
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和劳动都需要支付要素报酬，资本所得首先要向政府缴纳要素所得税，然后分配给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企业保留部分资本收入，其余分配给消费者。消费者的收入分为劳动收入、资本所得、企业分利和政府转移收入；消费者需要向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剩余的收入部分用于购买商品，其余部分则用于储蓄。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资本收入和税收；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向消费者的转移支付和政府购买，其余部分则被作为政府储蓄。
三、税收超额负担测算
我国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收体系格局。其中，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无论从组织收入，还是政策功能，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消费税是在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特定消费品征收。目前我国消费税征收范围较小，不符合模型要求，本文不予以考虑。因此，本文的分析以上述四个税种为主。②
（一）数据说明
按照CGE模型要求，需要构建社会核算矩阵，基于我国现有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模型要求，本文采集了2007年相关数据，并构建了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③ 进行测算和分析。
与此同时，对CGE模型参数进行校准，需要确定替代弹性系数，主要包括：一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二是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三是当期效用H和预期未来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四是商品消费的复合和闲暇l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对前两种替代弹性系数，本文采用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的数据；对于后两种替代弹性系数，需要由劳动对工资的供给弹性和储蓄对利率的弹性推导出来。④ 由于目前国内尚无关于劳动供给弹性和储蓄供给弹性的经验数据，本文将采用国外模型通常使用的参数值，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敏感性分析，即对于劳动供给弹性，采用0.15为主要估计值，同时采用0.00进行敏感性分析；对于储蓄供给弹性，采用0.40为主要估计值，同时采用0.00进行敏感性分析，而其他参数主要参考了国内CGE研究所设定的数值。
（二）测算结果
从国外研究成果来看，采用CGE模型测量税收超额负担一般采用Musgrave（1959）提出的differential分析方法，即在保持政府财政收入不变的条件下，用一种税收取代另一种税收，以分析社会福利的变化，通常采用总额税取代扭曲税，由于总额税不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不产生扭曲效应，社会福利将高于经济中存在扭曲税时的情形，高出部分即为扭曲税产生的超额负担。⑤
1.总体税收超额负担
本文通过采集相关数据，建立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按照上述分析方法，用总额税替代所有扭曲税，计算总的福利收益，其值即为原来税制所产生的总体超额负担，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表1数据显示，即使在假定储蓄弹性和劳动弹性非常小的情况下，我国税收超额负担和税收的比率也超过0.4，即平均每单位税收产生超过0.4单位的超额负担。通过比较发现，在不同的弹性系数下，税收超额负担变动不大，说明弹性系数对税收的超额负担影响不大。
2.主要税种超额负担测算
按照上述思路与分析方法，本文使用CGE模型，在储蓄弹性系数为0.4、劳动弹性系数为0.15时，测算了我国主要税种的超额负担情况，其中，对个人资本利得由于规模极小，本文不予考虑，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表2数据显示，在上述四个主要税种中，增值税造成的超额负担绝对规模最大，企业所得税的总超额负担最大，每单位企业所得税的平均超额负担也远高于其他税种，这种现象说明，我国目前开征的企业所得税，对于社会经济运行而言，是缺乏效率的，这一研究结论和国际上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研究成果是相一致的，而劳动要素所得税超额负担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最小。
3.税率差别产生的税收超额负担
影响税收超额负担大小的不仅是税种性质和税率水平，差别税率也是税收超额负担产生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CGE模型，在储蓄弹性等于0.4，劳动弹性等于0.15时，对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由于税率差别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进行测算。遵循的思路是：先测量主要税种基期的平均税收负担率，再将相应税种各行业的税率全部设定为平均税收负担率，测算替代后的福利收益，即为税率差别造成的超额负担。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表3数据显示，在所测算的三个主要税种中，企业所得税由于税率差别产生的超额负担最高，相对规模达到0.167，增值税由于税率差别造成的超额负担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是最小的，但总体而言，实施差别税率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并不大，这一结果说明，同一税种下产生的税收超额负担主要是由税率水平决定的。
四、减税政策效应测算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税收体系主要税种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所产生的税收超额负担规模最大。本文认为，我国如果需要通过减税来降低社会超额负担，那么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应作为考虑的重点，减税可以通过降低税率、减征和免征等途径实现，作为一种普惠政策，降低税率水平产生的效果更为显著。为了反映和比较降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产生的实际效应，本文仍利用CGE模型，在储蓄弹性为0.4，劳动弹性为0.15条件下，测算相应的社会福利收益和税收减少量，以此作为减税政策选择的依据。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表4数据表明，一是降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所带来的平均社会福利收益都较高，两者之间差异显著，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较降低增值税税率所带来的福利收益要高，平均降低1单位企业所得税税收，福利收益可增加2单位以上，而增值税在1.48单位以上；二是税率水平越高，福利收益与税收减少的比率也越高，这一结果表明，上述两个税种的税率水平对福利水平的影响具有边际增加的特点，因而，降低高税率水平税种的税率，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收益较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结合我国税制实际情况，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我国税收超额负担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基于2007年数据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每征收1单位税收，产生0.4单位的超额负担。近几年来，我国税制改革总体并没有呈现明显的减税特征，相反，却伴随着税收收入高增长态势。2006年以来，我国税制改革主要集中于消费税（2006）、增值税（2009）和企业所得税（2008），其中，消费税改革主要是税目调整及少部分税目税率的调整，增值税改革主要是增值税类型转型，即由原来的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企业所得税改革主要是“两税”合并。从实际情况看，消费税改革倾向强化税收调节，增值税改革倾向有效利用固定资产所含税金的时间价值，企业所得税改革倾向公平税负并带有减税，税率水平对内资企业而言表现为降低，对外资企业而言表现为上升，税前扣除力度加大。因此，在没有明显减税趋势下，高税收增长必然导致高超额负担。
2.我国税收超额负担结构性特征明显。上述分析表明，主体税种对税收超额负担的形成影响显著，往往筹集收入越多的税种，所产生的超额负担越多，所得税所导致的每单位税收超额负担要高于流转税，单个税种所产生的税收超额负担主要由税率水平决定。
3.对所得税采取直接减税政策效果明显。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税收的超额负担主要由税率水平决定，采取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办法，所带来的平均社会福利收益较高，降低税收超额负担的效果明显要好于降低流转税税率效果。因此，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角度出发，应当优先考虑降低企业所得税水平。这一结论从我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结果得到了验证。
（二）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多的困难，政府主要采用扩大政府支出方式应对，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相反，所形成的支出刚性，将导致新一轮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因此，本文认为，从财政政策角度出发，宜采用多种形式的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减税是重要政策。在目前我国财政面临支出和收入双重压力的情况下，加强财政支出效率管理，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是可行的，重点应推进所得税的减税政策，这样既可以降低企业税负，加快企业资本积累和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也可以降低个人的税负，促进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推行减税政策应强化对支出的管理，提高支出使用效率。只有这样，短期内由于实施减税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减少效应才不会对财政带来大的冲击，从长期来看，减税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CGE模型研究的结果是否有效，取决于模型的各种假设是否符合实际经济情况。在建模过程中，许多方面依赖于作者的判断和选择，作者的选择是否符合实际经济情况，会影响结果的有效性。本文模型测量的税收超额负担是在完全竞争市场（没有考虑资本存量的变动，也没有包含金融市场）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存在不足，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对模型不断加以改进。
注释：
① 14个行业分别为：1.农业；2.采掘业；3.轻工业；4.重工业；5.电气水生产与供应业；6.建筑业；7.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8.计算机软件业；9.批发和零售贸易业；10.住宿和餐饮业；11.金融保险业；12.房地产业；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4.其他行业（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
② 本文不考虑社会保险费，假定其和个人收益高度相关，不会对劳动者行为产生影响，这一假设在我国当前还是比较现实的。
③ 本模型的社会核算矩阵（SAM）有14个行业（前面有所介绍），对应14种商品；投入要素为劳动和资本，资本分为折旧、企业资本和个人资本等三个账户；机构部门有家庭、企业和政府；政府部门分出营业税、增值税、商品税、关税、进口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体经营所得税和其他个人所得税等账户；此外，还包含储蓄—投资、存货和世界其他地区等三个账户。受文章篇幅限制，本文无法详细介绍SAM的结构。
④ 推导过程见Ballardetal.（1985）。本文采用Rutherford（1990）的数值计算方法。
⑤ 福利的变化用EV（等价性确定量）衡量。EV是指价格变动后，居民所要恢复到的基期效用水平，即是按基期价格计算所需要的收入。
作者介绍：欧阳华生，南京审计学院副教授、博士，邮编：210029；刘明，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邮编：200433；余宇新，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博士，邮编：200235。
作者：欧阳华生刘明余宇新
财贸经济 2010年05期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0）01—0063—05
一、文献回顾
税收影响经济行为，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产生超额负担。国外关于税收超额负担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Adam Smith（1776）认为，政府征税导致的私人成本要高于税收收入；Dupuit（1844）最早给出了计算税收超额负担的方法，即“如果已知税收带来的消费变化，那么就会发现效用损失的上限等于消费变化量与税率乘积的1／2。”；Harberger（1964）运用二阶近似法推导了超额负担的计算公式；Rosen（1978）直接根据估计的普通需求函数计算税收的超额负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学家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构建了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CGE）模型，用于经济学的定量分析，也被广泛应用于税收超额负担的研究，例如，Shoven（1976）最早运用CGE模型测量了企业所得税所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税制改革，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方法对税制改革方案效应进行了分析，CGE模型是其中之一，例如，Ballardetal（1982）运用CGE模型对美国税收的福利成本进行了全面分析，Jorgenson和Yun（1991）运用一个动态跨期优化的CGE模型，对美国1985年税制改革前后的超额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等等。
国内学者对税收超额负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陈波（1999）对我国税收超额负担进行了定量研究；郝春红（2001）定性地分析了我国增值税、营业税等主要税种税收超额负担；汪昊（2007）利用税收平滑模型，分析了我国1995—2006年税收超额负担变化态势；楚文海（2009）采用哈维·罗森推导出的商品税税收超额负担计算公式，测算了我国部分工业行业商品税超额负担；汪浩（2009）采用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讨论最优流转税的特点及其带来的“超额负担”，等等。但从定量研究角度看，国内对税收超额负担研究的成果并不多。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一个多部门的CGE模型，对我国税收超额负担总量和构成进行测量与分析，并对减税政策效应进行测算。
二、CGE模型构建与设定
（一）CGE模型结构
概括而言，CGE模型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将经济学家对经济各个局部组成部分的数量分析和定量研究组织起来，以分析经济中某一局部变动对经济整体和其他经济组成部分变动影响的一种模型。本文CGE模型主要包含了三个宏观均衡，即储蓄与投资的均衡、要素市场的均衡和商品市场的均衡。目前，CGE模型已成为国外定量分析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实验室”。CGE模型结构反映了宏观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主要包括生产、分配、消费、进出口和储蓄／投资等，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模型共有66组方程，总计621个方程，限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将模型所包含的具体方程列示出来，本文将运用GAMS软件编制程序测算我国税制的超额负担和减税的福利收益。
图1 CGE结构
（二）模型设定
为避免其他因素对CGE模型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消费者行为、生产者结构以及收入分配基本情况作如下设定：
1.消费者行为的设定
2.生产结构的设定
根据现有数据条件和CGE模型通常的处理方式，模型将生产分为14个行业，①每个行业的资本和劳动通过CES函数复合构成增加值，增加值和行业总中间投入通过CES函数复合构成行业总产出；行业总中间投入由该行业对各个行业的中间投入通过Leontief生产函数构成；资本由正规部门资本（企业、事业单位、政府等使用的资本）和非正规部门资本（个体经营者、承包经营等使用的资本）通过CES复合构成；国内生产的产品通过CET函数转化为内销产品和出口产品，内销产品和进口产品通过CES函数复合构成国内商品总供给。
3.收入分配的设定
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和劳动都需要支付要素报酬，资本所得首先要向政府缴纳要素所得税，然后分配给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企业保留部分资本收入，其余分配给消费者。消费者的收入分为劳动收入、资本所得、企业分利和政府转移收入；消费者需要向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剩余的收入部分用于购买商品，其余部分则用于储蓄。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资本收入和税收；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向消费者的转移支付和政府购买，其余部分则被作为政府储蓄。
三、税收超额负担测算
我国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收体系格局。其中，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无论从组织收入，还是政策功能，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消费税是在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特定消费品征收。目前我国消费税征收范围较小，不符合模型要求，本文不予以考虑。因此，本文的分析以上述四个税种为主。②
（一）数据说明
按照CGE模型要求，需要构建社会核算矩阵，基于我国现有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模型要求，本文采集了2007年相关数据，并构建了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③ 进行测算和分析。
与此同时，对CGE模型参数进行校准，需要确定替代弹性系数，主要包括：一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二是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三是当期效用H和预期未来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四是商品消费的复合和闲暇l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对前两种替代弹性系数，本文采用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的数据；对于后两种替代弹性系数，需要由劳动对工资的供给弹性和储蓄对利率的弹性推导出来。④ 由于目前国内尚无关于劳动供给弹性和储蓄供给弹性的经验数据，本文将采用国外模型通常使用的参数值，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敏感性分析，即对于劳动供给弹性，采用0.15为主要估计值，同时采用0.00进行敏感性分析；对于储蓄供给弹性，采用0.40为主要估计值，同时采用0.00进行敏感性分析，而其他参数主要参考了国内CGE研究所设定的数值。
（二）测算结果
从国外研究成果来看，采用CGE模型测量税收超额负担一般采用Musgrave（1959）提出的differential分析方法，即在保持政府财政收入不变的条件下，用一种税收取代另一种税收，以分析社会福利的变化，通常采用总额税取代扭曲税，由于总额税不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不产生扭曲效应，社会福利将高于经济中存在扭曲税时的情形，高出部分即为扭曲税产生的超额负担。⑤
1.总体税收超额负担
本文通过采集相关数据，建立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按照上述分析方法，用总额税替代所有扭曲税，计算总的福利收益，其值即为原来税制所产生的总体超额负担，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表1数据显示，即使在假定储蓄弹性和劳动弹性非常小的情况下，我国税收超额负担和税收的比率也超过0.4，即平均每单位税收产生超过0.4单位的超额负担。通过比较发现，在不同的弹性系数下，税收超额负担变动不大，说明弹性系数对税收的超额负担影响不大。
2.主要税种超额负担测算
按照上述思路与分析方法，本文使用CGE模型，在储蓄弹性系数为0.4、劳动弹性系数为0.15时，测算了我国主要税种的超额负担情况，其中，对个人资本利得由于规模极小，本文不予考虑，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表2数据显示，在上述四个主要税种中，增值税造成的超额负担绝对规模最大，企业所得税的总超额负担最大，每单位企业所得税的平均超额负担也远高于其他税种，这种现象说明，我国目前开征的企业所得税，对于社会经济运行而言，是缺乏效率的，这一研究结论和国际上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研究成果是相一致的，而劳动要素所得税超额负担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最小。
3.税率差别产生的税收超额负担
影响税收超额负担大小的不仅是税种性质和税率水平，差别税率也是税收超额负担产生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CGE模型，在储蓄弹性等于0.4，劳动弹性等于0.15时，对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由于税率差别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进行测算。遵循的思路是：先测量主要税种基期的平均税收负担率，再将相应税种各行业的税率全部设定为平均税收负担率，测算替代后的福利收益，即为税率差别造成的超额负担。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表3数据显示，在所测算的三个主要税种中，企业所得税由于税率差别产生的超额负担最高，相对规模达到0.167，增值税由于税率差别造成的超额负担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是最小的，但总体而言，实施差别税率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并不大，这一结果说明，同一税种下产生的税收超额负担主要是由税率水平决定的。
四、减税政策效应测算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税收体系主要税种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所产生的税收超额负担规模最大。本文认为，我国如果需要通过减税来降低社会超额负担，那么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应作为考虑的重点，减税可以通过降低税率、减征和免征等途径实现，作为一种普惠政策，降低税率水平产生的效果更为显著。为了反映和比较降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产生的实际效应，本文仍利用CGE模型，在储蓄弹性为0.4，劳动弹性为0.15条件下，测算相应的社会福利收益和税收减少量，以此作为减税政策选择的依据。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表4数据表明，一是降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所带来的平均社会福利收益都较高，两者之间差异显著，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较降低增值税税率所带来的福利收益要高，平均降低1单位企业所得税税收，福利收益可增加2单位以上，而增值税在1.48单位以上；二是税率水平越高，福利收益与税收减少的比率也越高，这一结果表明，上述两个税种的税率水平对福利水平的影响具有边际增加的特点，因而，降低高税率水平税种的税率，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收益较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结合我国税制实际情况，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我国税收超额负担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基于2007年数据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每征收1单位税收，产生0.4单位的超额负担。近几年来，我国税制改革总体并没有呈现明显的减税特征，相反，却伴随着税收收入高增长态势。2006年以来，我国税制改革主要集中于消费税（2006）、增值税（2009）和企业所得税（2008），其中，消费税改革主要是税目调整及少部分税目税率的调整，增值税改革主要是增值税类型转型，即由原来的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企业所得税改革主要是“两税”合并。从实际情况看，消费税改革倾向强化税收调节，增值税改革倾向有效利用固定资产所含税金的时间价值，企业所得税改革倾向公平税负并带有减税，税率水平对内资企业而言表现为降低，对外资企业而言表现为上升，税前扣除力度加大。因此，在没有明显减税趋势下，高税收增长必然导致高超额负担。
2.我国税收超额负担结构性特征明显。上述分析表明，主体税种对税收超额负担的形成影响显著，往往筹集收入越多的税种，所产生的超额负担越多，所得税所导致的每单位税收超额负担要高于流转税，单个税种所产生的税收超额负担主要由税率水平决定。
3.对所得税采取直接减税政策效果明显。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税收的超额负担主要由税率水平决定，采取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办法，所带来的平均社会福利收益较高，降低税收超额负担的效果明显要好于降低流转税税率效果。因此，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角度出发，应当优先考虑降低企业所得税水平。这一结论从我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结果得到了验证。
（二）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多的困难，政府主要采用扩大政府支出方式应对，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相反，所形成的支出刚性，将导致新一轮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因此，本文认为，从财政政策角度出发，宜采用多种形式的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减税是重要政策。在目前我国财政面临支出和收入双重压力的情况下，加强财政支出效率管理，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是可行的，重点应推进所得税的减税政策，这样既可以降低企业税负，加快企业资本积累和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也可以降低个人的税负，促进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推行减税政策应强化对支出的管理，提高支出使用效率。只有这样，短期内由于实施减税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减少效应才不会对财政带来大的冲击，从长期来看，减税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CGE模型研究的结果是否有效，取决于模型的各种假设是否符合实际经济情况。在建模过程中，许多方面依赖于作者的判断和选择，作者的选择是否符合实际经济情况，会影响结果的有效性。本文模型测量的税收超额负担是在完全竞争市场（没有考虑资本存量的变动，也没有包含金融市场）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存在不足，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对模型不断加以改进。
注释：
① 14个行业分别为：1.农业；2.采掘业；3.轻工业；4.重工业；5.电气水生产与供应业；6.建筑业；7.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8.计算机软件业；9.批发和零售贸易业；10.住宿和餐饮业；11.金融保险业；12.房地产业；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4.其他行业（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
② 本文不考虑社会保险费，假定其和个人收益高度相关，不会对劳动者行为产生影响，这一假设在我国当前还是比较现实的。
③ 本模型的社会核算矩阵（SAM）有14个行业（前面有所介绍），对应14种商品；投入要素为劳动和资本，资本分为折旧、企业资本和个人资本等三个账户；机构部门有家庭、企业和政府；政府部门分出营业税、增值税、商品税、关税、进口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体经营所得税和其他个人所得税等账户；此外，还包含储蓄—投资、存货和世界其他地区等三个账户。受文章篇幅限制，本文无法详细介绍SAM的结构。
④ 推导过程见Ballardetal.（1985）。本文采用Rutherford（1990）的数值计算方法。
⑤ 福利的变化用EV（等价性确定量）衡量。EV是指价格变动后，居民所要恢复到的基期效用水平，即是按基期价格计算所需要的收入。
作者介绍：欧阳华生，南京审计学院副教授、博士，邮编：210029；刘明，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邮编：200433；余宇新，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博士，邮编：20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