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7年,餐厨垃圾处置迷局已破?

餐厨垃圾,俗称泔水,是居民在生活消费过程中形成的食物残余和废弃食用油脂,极易腐烂变质,散发恶臭,传播细菌。

随着人口增加、餐饮业快速发展,餐厨垃圾产量逐年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餐厨垃圾产生量约为4000万吨/年,约10万吨/日,且以每年10%的比例持续增长。然而,与此对应的餐厨垃圾处置行业却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十二五”规划,截止2015年底,餐厨厂处置能力应达到3万吨/日,但实际运营能力仅0.81万吨/日,实际处理量小于50%。餐厨垃圾“产过于处”,餐厨垃圾处置已成燃眉之急。

为打破这一困境,国家采用“试点先行”的政策。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确定了33个餐厨垃圾试点城市,突击餐厨难题。截止目前,试点城市数量已经达到100座。经过十二五的沉淀,不少试点城市取得了成果,相继涌现出“苏州模式”、“常州模式”、“南宁模式”等典型。与此同时,更多的城市还处在摸索阶段。在新一轮发展大潮涌现之际,我们不妨从优秀试点城市、国外城市的处置经验着手,博采众长,看看“十三五”期间,餐厨垃圾处置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一.我国是餐厨垃圾“产量大国”,然而餐厨垃圾处置却未跟上

1.餐厨垃圾产量巨大,越发达的城市越是如此

餐厨垃圾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年产量约为4000万吨,占城市生活垃圾比重约为37%-62%。餐厨垃圾以每年10%的增长率持续增长,预计到2020年底,我国餐厨垃圾产生量将达到12万吨/天,产量惊人。

不同城市餐厨垃圾产生量差异较大,餐厨垃圾产生量与城市发达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成正态分布。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资料显示,全国657个设市城市中,餐厨垃圾日均产量超过50吨的有512个,北上广深等餐饮业发达城市餐厨垃圾产量更是惊人。广州市人均日产餐厨垃圾最多,每人每天产生餐厨垃圾0.296kg,其次为深圳市,人均日产量为0.158kg,北京为0.122kg。在省份方面,广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餐厨垃圾日产生量位于前三位,分别是16328吨、6250吨和6033吨。

图:2015年部分省市餐厨垃圾日产量情况

(单位:吨/日,kg/人·日)

2.餐厨垃圾“产过于处”,终端处置已成为燃眉之急

2015年末全国餐厨垃圾实际运营能力仅0.81万吨/日,实际处理量小于50%,与“十二五”规划的3万吨/日相差较远,日处置率仅为5.25%。餐厨垃圾产量已超发达国家,然而餐厨垃圾处置却相去甚远,我们的邻国韩国,早在2006年餐厨垃圾回收率就达到了94.2%,是我们现如今水平的近18倍。

餐厨垃圾处置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远高于西部地区,发达城市远高于欠发达城市。我国餐厨垃圾处置总量排名前六的省市分别为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湖北,餐厨垃圾处置量占全国总处置量的41.7%,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学上的“二八效应”。从区域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城市餐厨垃圾处置水平较高,且同欠发达城市存在严重的差距。

二.困扰我国餐厨垃圾处置的几大难题

1.政策体系作为第一道关卡,尚未健全

餐厨垃圾处置政策作为处置行业的第一道关卡,在餐厨垃圾处置行业发展初期,对于制定行业准入规则、明确餐厨处置走向、扶持餐饮收运企业发展等方面尤为重要。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餐厨垃圾处置的相关政策,如苏州《苏州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北京《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但国家层面关于餐厨垃圾处置的条例尚未出台。缺少政策法律支撑和权威性标准支撑,现如今餐厨垃圾政策市场的状态好比“群龙无首”,地方性的管理办法缺乏稳定性、统一性,亟待一场自上而下的政策“变革”。

2.黑色利益链是餐厨垃圾处置的第二道“顽疾”

在长期不规范的收运环境下形成的利益链条,是困扰我国餐厨垃圾收运的“顽疾”。违法行为如非法售卖、私人收集、垃圾掺水,将直接导致地沟油回流餐桌,带来食品安全问题。2013年中国地沟油主要去向比例显示,重返餐厨的比例达到55%以上。餐厨厂更是遇到有史以来最尴尬的处境,餐厨垃圾产量日益增多,然而多数餐厨厂还是“吃不饱”,企业投了大量资金建设餐厨处置项目,却难以通过经营收回成本,长此以往将形成恶性循环。

图:2013中国地沟油主要去向比例

3.处置工艺的单一与局限

就我国近年来餐厨垃圾处置和利用的统计分析来看,厌氧发酵是目前主流的处理技术,已确定技术路线的111座餐厨垃圾处置设施中,采用厌氧发酵技术的有80座。厌氧技术对公司技术水平要求高,且处置成本较高,小型环保企业难以从中获利,政府承担的补贴压力加剧。同时,单一的处置技术并不适用于全部类型的餐厨垃圾处置,如在小型城市和县城,小型化堆肥处理就比厌氧处理的投资运行成本和收集成本更低;在国外,制蛋白饲料分干热处理技术、湿热水解技术和高温好氧发酵技术,是一种经济效益较好的利用途径,但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相应标准和出于对同源性的担忧,该途径并未得到有效推广。

4.城乡、地区餐厨垃圾处置“失衡”

01农村成为餐厨垃圾处置的“盲点”

城市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收运体系;但是在农村,由于收运体系的缺乏,餐厨垃圾的主要流向是大型养猪户。餐厨垃圾营养过剩,“垃圾猪”食用后膘肥体壮,甚至能长到八九百斤,远高于正常养殖水平,较高的利润吸引着不法分子趋之若鹜。“垃圾猪”对食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形成了餐厨垃圾管理的“盲点”,是农村餐厨垃圾处置的“毒瘤”。

02欠发达地区餐厨垃圾处置道阻且长

地区层面,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餐厨垃圾处置整体水平存在明显差距。餐厨处置总量最高的前六个省市,占据了我国餐厨垃圾处置量的41.7%,不管是处置量、设施、体系、政策还是技术,都占据了更加有力的资源。如在政策层面,北京、上海、南宁、苏州等城市近年来逐步发力,初步形成了各自餐厨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模式,苏州、厦门、杭州等城市也推出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并开始着手制定“地沟油”等餐厨垃圾技术标准,远远走在平均水平之前。餐厨垃圾处置也存在“二八定律”,欠发达地区的餐厨垃圾处置道阻且长。

三.博采众长,吸纳餐厨垃圾处置的先进经验

我们在研究餐厨垃圾处置的时候,可以学习他人经验,远有餐厨垃圾处置厉害的邻居韩国,近有苏州、常州、南宁,可供学习的“典型”很多。

1.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巩固第一道防线

2010年,苏州市作为首批餐厨垃圾试点城市之一,开启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管理变革。首先,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餐厨垃圾处置管理体系,先后出台《苏州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苏州市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置受托企业责任书》等市级政策法规,明确餐厨垃圾管理办法、企业责任、考核方法和污染防治管理。其次,联合15个有关部门和5个区,组成苏州市餐厨垃圾管理领导小组,并在各区成立领导小组,具体实施管理,形成完善的组织体系。最后,制定完整的财政补贴机制,将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补贴经费纳入财政年度预算安排,从2010年至2016年,市区两级财政累计补贴约7000万元。苏州率先试点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市政府做好餐厨垃圾处置的顶层设计,完善日常管理工作,餐厨垃圾处置工作犹如“东方天亮下大雪”,明明白白,顺顺利利,基本完成试点城市要求。

图:苏州市餐厨废弃物管理体系

现有的100座餐厨垃圾试点城市中,已出台、计划出台餐厨垃圾管理相关规定的城市占比83%。餐厨垃圾专项收运、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在法规层面的大氛围已基本形成。“十三五”期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国家层面的“餐厨废弃物管理和资源化处理条例”出台,形成国家层面的标准规范,让餐厨垃圾处置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

2.垃圾分类,从源头推进餐厨垃圾处置工作

1995年韩国成立了餐厨废弃物管理委员会,实施垃圾专用袋制度,对餐厨垃圾进行分类收集,餐厨垃圾回收率由1998年的21.7%提高到2004年的81.3%,再到2006年的94.2%,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由于餐厨垃圾特有的腐蚀性、酸臭性,污损其他可回收废品,混收为后期分拣工作带来巨大负担,应该首先得到分离,单独存放。尤其是在我国当前餐厨垃圾产生量大、收集运输体系不完善、处置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分类实现减量化、无害化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

参照一些先行城市的经验,从试点和制度两个方面规范餐厨垃圾分类。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设置了餐厨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广州市出台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明文要求将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作为“十三五”期间的重要议题,是推动餐厨垃圾源头规范化的重要机遇,希望更多的城市能够重视并利用起来,从源头上解决餐厨垃圾处置问题。

3. 撬动社会资本,以PPP模式实现收运处一体化

PPP模式可以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到餐厨垃圾处置,有效解决投资资金不足等问题,还能简化运行管理,使政府部门集中精力负责餐厨垃圾收运处置的监督,减少餐厨垃圾的不规范处置。常州餐厨是PPP合作的典型案例,由市政府出资500万元,购买21辆餐厨垃圾收集运输专用车辆,分配到各城区环卫部门,进行餐厨垃圾的收集和运输;由运营公司负责100吨/日餐厨垃圾应急处置设施的技术工艺、设备投资和建设运行。截至2014年3月,重点收集335个大型餐馆饭店的餐厨垃圾,平均每日收集处置量70吨。作为社会资本方的运营公司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使得政府摆脱了债务和技术含量低导致的运营效率低下等诸多难题。

PPP模式的优势尤其体现在餐厨垃圾处置厂建设和运营方面,如果在餐厨垃圾处置领域利用好这一运营模式,可以有效解决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置上存在已久的管理机制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和运营风险的同时,确保企业经营效率、经营效益双高。

图:常州餐厨项目现场

4.完善信息化监管体系,巩固收运全流程防线

2015年6月,南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打造南宁首个餐厨垃圾产生、收运、处置一体化监控平台,实现餐厨垃圾收运处全天候、无死角监管,解决餐厨垃圾收集难、利用程度低、地沟油等管理难题。平台正式运行后,9月起南宁市餐厨垃圾日收运量就突破了225吨,效益显著,南宁一跃成为餐厨试点城市的领头羊。

信息化为政府餐厨垃圾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尤其是在PPP模式日益成为主流的背景下。通过引入信息化机制,建立餐厨垃圾监管平台,对餐厨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全流程进行监管,源头保证餐厨垃圾100%收集入库;收运全过程监管,杜绝中途倒卖、私自掺水和跨区收运等行为;终端餐厨厂实时监管,确保排放物符合环保标准,产出物流向精确掌握。同时借助微信和APP等新媒体平台,深化宣传渠道,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管理氛围。

图:南宁餐厨垃圾智慧监管平台

5.处置技术多元化,技术标准规范化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根据当地餐厨垃圾产生规模、组分和理化性质,科学选择成熟可靠的处置工艺路线和技术设备,可选择肥料化、饲料化(饲料添加剂)、能源化等工艺,工艺选择须符合《餐厨垃圾处置技术规范》等要求。

加强技术研究是推进餐厨垃圾管理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从技术和标准两个方面着手:厌氧发酵技术是国内现有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但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发展并不成熟,要通过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工艺并加以吸收改造,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餐厨垃圾厌氧处理道路。在厌氧处理技术为主的同时,逐渐扩大餐厨垃圾处置工艺选择的范围,摆脱单一处理技术的局限,如加强微生物高温发酵、小型生化处置为代表的现代堆肥技术应用。第二,完善餐厨垃圾处置技术标准规范,如国家标准《餐厨垃圾资源利用技术》,行业标准《餐厨垃圾处理工程技术规范》、《餐厨垃圾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等。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问题永远排在居民生活的第一位。“十三五”期间,我们期待餐厨垃圾处置问题能正真提上日程,餐厨垃圾处置困境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让“地沟油”、“垃圾猪”等食品安全问题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注:本文系“智慧环卫学组”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餐厨垃圾,俗称泔水,是居民在生活消费过程中形成的食物残余和废弃食用油脂,极易腐烂变质,散发恶臭,传播细菌。

随着人口增加、餐饮业快速发展,餐厨垃圾产量逐年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餐厨垃圾产生量约为4000万吨/年,约10万吨/日,且以每年10%的比例持续增长。然而,与此对应的餐厨垃圾处置行业却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十二五”规划,截止2015年底,餐厨厂处置能力应达到3万吨/日,但实际运营能力仅0.81万吨/日,实际处理量小于50%。餐厨垃圾“产过于处”,餐厨垃圾处置已成燃眉之急。

为打破这一困境,国家采用“试点先行”的政策。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确定了33个餐厨垃圾试点城市,突击餐厨难题。截止目前,试点城市数量已经达到100座。经过十二五的沉淀,不少试点城市取得了成果,相继涌现出“苏州模式”、“常州模式”、“南宁模式”等典型。与此同时,更多的城市还处在摸索阶段。在新一轮发展大潮涌现之际,我们不妨从优秀试点城市、国外城市的处置经验着手,博采众长,看看“十三五”期间,餐厨垃圾处置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一.我国是餐厨垃圾“产量大国”,然而餐厨垃圾处置却未跟上

1.餐厨垃圾产量巨大,越发达的城市越是如此

餐厨垃圾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年产量约为4000万吨,占城市生活垃圾比重约为37%-62%。餐厨垃圾以每年10%的增长率持续增长,预计到2020年底,我国餐厨垃圾产生量将达到12万吨/天,产量惊人。

不同城市餐厨垃圾产生量差异较大,餐厨垃圾产生量与城市发达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成正态分布。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资料显示,全国657个设市城市中,餐厨垃圾日均产量超过50吨的有512个,北上广深等餐饮业发达城市餐厨垃圾产量更是惊人。广州市人均日产餐厨垃圾最多,每人每天产生餐厨垃圾0.296kg,其次为深圳市,人均日产量为0.158kg,北京为0.122kg。在省份方面,广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餐厨垃圾日产生量位于前三位,分别是16328吨、6250吨和6033吨。

图:2015年部分省市餐厨垃圾日产量情况

(单位:吨/日,kg/人·日)

2.餐厨垃圾“产过于处”,终端处置已成为燃眉之急

2015年末全国餐厨垃圾实际运营能力仅0.81万吨/日,实际处理量小于50%,与“十二五”规划的3万吨/日相差较远,日处置率仅为5.25%。餐厨垃圾产量已超发达国家,然而餐厨垃圾处置却相去甚远,我们的邻国韩国,早在2006年餐厨垃圾回收率就达到了94.2%,是我们现如今水平的近18倍。

餐厨垃圾处置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远高于西部地区,发达城市远高于欠发达城市。我国餐厨垃圾处置总量排名前六的省市分别为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湖北,餐厨垃圾处置量占全国总处置量的41.7%,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学上的“二八效应”。从区域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城市餐厨垃圾处置水平较高,且同欠发达城市存在严重的差距。

二.困扰我国餐厨垃圾处置的几大难题

1.政策体系作为第一道关卡,尚未健全

餐厨垃圾处置政策作为处置行业的第一道关卡,在餐厨垃圾处置行业发展初期,对于制定行业准入规则、明确餐厨处置走向、扶持餐饮收运企业发展等方面尤为重要。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餐厨垃圾处置的相关政策,如苏州《苏州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北京《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但国家层面关于餐厨垃圾处置的条例尚未出台。缺少政策法律支撑和权威性标准支撑,现如今餐厨垃圾政策市场的状态好比“群龙无首”,地方性的管理办法缺乏稳定性、统一性,亟待一场自上而下的政策“变革”。

2.黑色利益链是餐厨垃圾处置的第二道“顽疾”

在长期不规范的收运环境下形成的利益链条,是困扰我国餐厨垃圾收运的“顽疾”。违法行为如非法售卖、私人收集、垃圾掺水,将直接导致地沟油回流餐桌,带来食品安全问题。2013年中国地沟油主要去向比例显示,重返餐厨的比例达到55%以上。餐厨厂更是遇到有史以来最尴尬的处境,餐厨垃圾产量日益增多,然而多数餐厨厂还是“吃不饱”,企业投了大量资金建设餐厨处置项目,却难以通过经营收回成本,长此以往将形成恶性循环。

图:2013中国地沟油主要去向比例

3.处置工艺的单一与局限

就我国近年来餐厨垃圾处置和利用的统计分析来看,厌氧发酵是目前主流的处理技术,已确定技术路线的111座餐厨垃圾处置设施中,采用厌氧发酵技术的有80座。厌氧技术对公司技术水平要求高,且处置成本较高,小型环保企业难以从中获利,政府承担的补贴压力加剧。同时,单一的处置技术并不适用于全部类型的餐厨垃圾处置,如在小型城市和县城,小型化堆肥处理就比厌氧处理的投资运行成本和收集成本更低;在国外,制蛋白饲料分干热处理技术、湿热水解技术和高温好氧发酵技术,是一种经济效益较好的利用途径,但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相应标准和出于对同源性的担忧,该途径并未得到有效推广。

4.城乡、地区餐厨垃圾处置“失衡”

01农村成为餐厨垃圾处置的“盲点”

城市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收运体系;但是在农村,由于收运体系的缺乏,餐厨垃圾的主要流向是大型养猪户。餐厨垃圾营养过剩,“垃圾猪”食用后膘肥体壮,甚至能长到八九百斤,远高于正常养殖水平,较高的利润吸引着不法分子趋之若鹜。“垃圾猪”对食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形成了餐厨垃圾管理的“盲点”,是农村餐厨垃圾处置的“毒瘤”。

02欠发达地区餐厨垃圾处置道阻且长

地区层面,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餐厨垃圾处置整体水平存在明显差距。餐厨处置总量最高的前六个省市,占据了我国餐厨垃圾处置量的41.7%,不管是处置量、设施、体系、政策还是技术,都占据了更加有力的资源。如在政策层面,北京、上海、南宁、苏州等城市近年来逐步发力,初步形成了各自餐厨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模式,苏州、厦门、杭州等城市也推出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并开始着手制定“地沟油”等餐厨垃圾技术标准,远远走在平均水平之前。餐厨垃圾处置也存在“二八定律”,欠发达地区的餐厨垃圾处置道阻且长。

三.博采众长,吸纳餐厨垃圾处置的先进经验

我们在研究餐厨垃圾处置的时候,可以学习他人经验,远有餐厨垃圾处置厉害的邻居韩国,近有苏州、常州、南宁,可供学习的“典型”很多。

1.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巩固第一道防线

2010年,苏州市作为首批餐厨垃圾试点城市之一,开启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管理变革。首先,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餐厨垃圾处置管理体系,先后出台《苏州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苏州市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置受托企业责任书》等市级政策法规,明确餐厨垃圾管理办法、企业责任、考核方法和污染防治管理。其次,联合15个有关部门和5个区,组成苏州市餐厨垃圾管理领导小组,并在各区成立领导小组,具体实施管理,形成完善的组织体系。最后,制定完整的财政补贴机制,将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补贴经费纳入财政年度预算安排,从2010年至2016年,市区两级财政累计补贴约7000万元。苏州率先试点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市政府做好餐厨垃圾处置的顶层设计,完善日常管理工作,餐厨垃圾处置工作犹如“东方天亮下大雪”,明明白白,顺顺利利,基本完成试点城市要求。

图:苏州市餐厨废弃物管理体系

现有的100座餐厨垃圾试点城市中,已出台、计划出台餐厨垃圾管理相关规定的城市占比83%。餐厨垃圾专项收运、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在法规层面的大氛围已基本形成。“十三五”期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国家层面的“餐厨废弃物管理和资源化处理条例”出台,形成国家层面的标准规范,让餐厨垃圾处置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

2.垃圾分类,从源头推进餐厨垃圾处置工作

1995年韩国成立了餐厨废弃物管理委员会,实施垃圾专用袋制度,对餐厨垃圾进行分类收集,餐厨垃圾回收率由1998年的21.7%提高到2004年的81.3%,再到2006年的94.2%,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由于餐厨垃圾特有的腐蚀性、酸臭性,污损其他可回收废品,混收为后期分拣工作带来巨大负担,应该首先得到分离,单独存放。尤其是在我国当前餐厨垃圾产生量大、收集运输体系不完善、处置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分类实现减量化、无害化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

参照一些先行城市的经验,从试点和制度两个方面规范餐厨垃圾分类。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设置了餐厨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广州市出台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明文要求将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作为“十三五”期间的重要议题,是推动餐厨垃圾源头规范化的重要机遇,希望更多的城市能够重视并利用起来,从源头上解决餐厨垃圾处置问题。

3. 撬动社会资本,以PPP模式实现收运处一体化

PPP模式可以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到餐厨垃圾处置,有效解决投资资金不足等问题,还能简化运行管理,使政府部门集中精力负责餐厨垃圾收运处置的监督,减少餐厨垃圾的不规范处置。常州餐厨是PPP合作的典型案例,由市政府出资500万元,购买21辆餐厨垃圾收集运输专用车辆,分配到各城区环卫部门,进行餐厨垃圾的收集和运输;由运营公司负责100吨/日餐厨垃圾应急处置设施的技术工艺、设备投资和建设运行。截至2014年3月,重点收集335个大型餐馆饭店的餐厨垃圾,平均每日收集处置量70吨。作为社会资本方的运营公司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使得政府摆脱了债务和技术含量低导致的运营效率低下等诸多难题。

PPP模式的优势尤其体现在餐厨垃圾处置厂建设和运营方面,如果在餐厨垃圾处置领域利用好这一运营模式,可以有效解决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置上存在已久的管理机制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和运营风险的同时,确保企业经营效率、经营效益双高。

图:常州餐厨项目现场

4.完善信息化监管体系,巩固收运全流程防线

2015年6月,南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打造南宁首个餐厨垃圾产生、收运、处置一体化监控平台,实现餐厨垃圾收运处全天候、无死角监管,解决餐厨垃圾收集难、利用程度低、地沟油等管理难题。平台正式运行后,9月起南宁市餐厨垃圾日收运量就突破了225吨,效益显著,南宁一跃成为餐厨试点城市的领头羊。

信息化为政府餐厨垃圾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尤其是在PPP模式日益成为主流的背景下。通过引入信息化机制,建立餐厨垃圾监管平台,对餐厨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全流程进行监管,源头保证餐厨垃圾100%收集入库;收运全过程监管,杜绝中途倒卖、私自掺水和跨区收运等行为;终端餐厨厂实时监管,确保排放物符合环保标准,产出物流向精确掌握。同时借助微信和APP等新媒体平台,深化宣传渠道,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管理氛围。

图:南宁餐厨垃圾智慧监管平台

5.处置技术多元化,技术标准规范化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根据当地餐厨垃圾产生规模、组分和理化性质,科学选择成熟可靠的处置工艺路线和技术设备,可选择肥料化、饲料化(饲料添加剂)、能源化等工艺,工艺选择须符合《餐厨垃圾处置技术规范》等要求。

加强技术研究是推进餐厨垃圾管理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从技术和标准两个方面着手:厌氧发酵技术是国内现有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但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发展并不成熟,要通过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工艺并加以吸收改造,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餐厨垃圾厌氧处理道路。在厌氧处理技术为主的同时,逐渐扩大餐厨垃圾处置工艺选择的范围,摆脱单一处理技术的局限,如加强微生物高温发酵、小型生化处置为代表的现代堆肥技术应用。第二,完善餐厨垃圾处置技术标准规范,如国家标准《餐厨垃圾资源利用技术》,行业标准《餐厨垃圾处理工程技术规范》、《餐厨垃圾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等。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问题永远排在居民生活的第一位。“十三五”期间,我们期待餐厨垃圾处置问题能正真提上日程,餐厨垃圾处置困境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让“地沟油”、“垃圾猪”等食品安全问题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注:本文系“智慧环卫学组”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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