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批判
原载：大公网
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为本质特征的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
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是经济学内容和方法的统一，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经济学范式中的方法部分。如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方法、假设方法、一般均衡方法、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数理模型方法、可证伪方法、刊物级别与论文引用率排名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线性思维研究范式。对称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公理方法、对称平衡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边际效益分析方法、典型分析方法、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对称思维研究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研究范式决定经济学内容，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研究范式产生一般均衡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改进理论、价格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对称思维研究范式产生对称平衡理论、主体性理论、平等理论、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理论、价值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总体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是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科学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不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产生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局限性与历史必然性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以假设为出发点研究范式的典型，是田国强发表在《经济研究》2005.2期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什么是假说？假说就是未经验证
的学说。假说经过验证后成为科学事实或科学原理（包括公理），假说被证伪后就成为谬误。假说只是科学发展的拐杖、科学真理形成的过渡环节之一，不是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科学史上许多科学真理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把假说看成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是错误的，把假说当做科学原理乃至公理更是荒谬的。什么是假设？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高达95%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出发点。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但主张把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以假设为论述的出发点。从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和科学史的事实两方面来看，以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论述的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
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私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这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
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还不如科学史上的假设。科学史上的假设在被证伪前假定是适合于特定领域的所有现象的，如果不是适合于该领域所有现象即意味着被证伪，该假设就应该被抛弃。而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明明知道只适合于大多数人而不是适合于所有人却仍然抱住不放，照样将错就错作为研究和论述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适合大多数人的“本性自私”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用已经被证伪、明明知道已经被证伪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证明了以假设为出发点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缺陷。
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是由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假设建立起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公理而超出“假设”的范畴。但由于该“假设”混淆了“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命题，使之不能自圆其说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是亚当·斯密前后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互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以假设还是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命题推导出市场自发论、经济活动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的结论，而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命题却可以得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市场自发和自觉的统一、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结论。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源于西方线性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源于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两者可以划等号；在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包括“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有自私和无私两方面”。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
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公理等价的经济学公理。
马克斯·普朗克（1858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展。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学说：辐射能只能以普朗克称为量子这个基本单位的整倍数形式辐射出来。根据普朗克学说，一个光量子的大小取决于光的频率（即颜色）且与一个物理量成正比。普朗克把这个物理量缩写为h，现在被称为普朗克常数。他利用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准确地推导了正确的黑体辐射公式，说明他的假说得到实践的验证。普朗克常数h 在物理理论中有着准原理、辐射学说和许多科学公式中。1905年爱因斯坦用这一概念解释光电效应，1913年尼尔斯·玻尔在他的原子结构学说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1918年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量子力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微观粒子客观实在依赖于主体的观测方式说明主客体不可分，不确定中有确定性，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统一，可证实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体系出发点公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
根据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这里要把“本原”与“本质”区别开来。本原和本质的区别在于：本质是层次范畴，本原是实体范畴；“本原”是最原始的要素，“本质”则是由作为本原的要素及其对称关系组成最原始的对称结构；本原是唯一的，本质则有不同的层次：普遍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个别本质。“本原”与“本质”的区分可以确立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不致于陷入还原论的泥坑，从而为不同学科的特殊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还原论由于没有层次概念，所以只好无限地追溯任何事物、任何学科其最后的依据，其结果是否认了各种事物、各门学科的自身的特殊本质，而把万事万物最终归结于基本粒子的运动。“本原”是形式逻辑的出发点，“本质”是对称逻辑的出发点。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的，只能是本质而不是本原。迄今发现的人体的本质是DNA 双螺旋结构，而不是细胞。以细胞为出发点，只能破坏对有机体整体的把握。很难想象，仅仅考察人体细胞或从人体细胞为出发点，会认识和把握人体的本质。仅仅考察细胞不能把人体和动物体区别开来，而考察DNA 双螺旋结构则可以。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
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黑格尔（1770—1831），德国近代哲学家，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建构了一个由概念的正反合矛盾运动组成的唯心辩证法哲学体系。但由于他的“绝对精神”是宇宙的本原而非本质，所以他无法解释从“绝对精神”到下一个范畴的演化，只能像子弹从枪膛里射出来一样突然产生。这不但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无法和后面的逻辑推演过程一致。这说明，以本原为出发点解释宇宙的产生、建立哲学体系，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以包含自身对称关系的本质为出发点，才能对宇宙的产生过程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才能够建立首尾一贯的哲学体系。经济学和任何一门科学也一样，必须以本质而非本原为出发点。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自私的经济人”是本原而非本质，所以无法建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以假设而不是和其他科学一样以公理为出发点，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
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学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西方经济学能够称之为论文的文章几乎全部运用数学模型。数学的逻辑基础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的思维定位是知性逻辑，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知性逻辑只能解释事物的质，不能解释事物的本质；只能解释线性增长，不能解释非线性发展。形式逻辑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不是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如果把形式逻辑定位为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就会产生悖论。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
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著名的“数学悖论”充分证明了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荒谬性，证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不能运用于需要理性思维的经济本质、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要解决这个悖论，只能运用对称逻辑的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
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运用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无法认识经济本
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趋势、正确解释解决经济问题。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欣法则”与“反格雷欣法则”、“菲利普斯曲线”与“反菲利普斯曲线”都能得到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也都能得到实践证明的根本原因。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造成的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是坏事。但在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 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 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
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
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所谓“价值悖论”，就是钻石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其市场价值非常高；相反，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场价值却非常低，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这个悖论。产生“价值悖论”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无法理解价值的本质，无法把握价值的相对性。只有对称经济学的边际效益分析方法才能解开“价值悖论”。
西方经济学边际效用理论认为，商品的需求价格不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而是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决定价值的是效率以及决定效率的工具、劳力与资源。钻石边际效用很大，消费者愿意以较多的价格购买；而水虽然是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给人带来极高的效用，但由于世界上水的数量很多，增加一个单位的水给人们增加的效用就很低了，即水的边际效用很低，所以水的价格自然也就很低了。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边际分析与超边际分析方法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价值悖论”。人类从月球上取回一块石头，其效率不会高于人类得到一块同等重量的钻石，但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个人收藏或使用价值绝对要低于同等重量的钻石；然而它在科学研究上的价值——对于人类的使用价值绝对要高于同等重量的钻石。“大海捞针”其效率要低于人类得到与这颗“针”同等重量的钻石，但从大海捞起来的这颗针的使用价值与市场价格绝对要低于同等分量的钻石。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有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追求科学上的新发现，而个人所得无几；这样的人追求的是自我实现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与心理上的满足。科学家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及由此带来的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富裕程度的不同，恐怕不能用科学家个人的收益与成本的边际分析来解释，与价格经济学范式和边际超边际分析方法也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看来，价值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价值理性高于价格理性。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建立完全的价格体制，而是建立完全的价值体制。连接需求与供给的不是价格而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价格经济学在微观经济领域只有近似的真理性，把其当作绝对真理就是大错特错；能够成为绝对真理的，只能是价值经济学。所谓价值经济学，就是以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价值经济学中，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使用价值的价格由使用价值的量决定，使用价值的量由稀
缺度决定，稀缺度由供求关系决定，供求关系由主客体关系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主客体关系由效益决定；而这里的效益不是指利润，而是指满足人的需求程度。人的需求，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因此，使用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用主客体关系定位价值的价值经济学、属于价值经济学范式的边际效益分析方法可以解决“价值悖论”。水虽然整体上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但由于水整体上不稀缺，所以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是由某一部分的水价值不高决定的，和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并不冲突。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特定的水对于人的价值就很高，它的价值和这个快要渴死的人身价成正比，也即这个人的身价有多高，那么这部分水的价格就可以有多高。同样，在正常环境下，因为钻石比某部分水要稀缺得多，所以钻石的使用价值要比某部分水大的多；此时钻石的价格大于某部分水，就是此时钻石的价值大于某部分水的反映。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钻石的价值就远远不如水对于此人的价值，钻石的价格也远远不如水的价格。这里，整体的水和人类之间、一般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特殊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一般环境下钻石和一般的人之间、特殊环境下钻石和特殊的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不同的，由不同的价值决定不同的价格是正常的；由主客体具体关系形成的价值是具体的，水的价值是大是小、钻石的价值是大是小，由此决定的价格孰大孰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所谓的“价值悖论”就会被化解。这才是真正的超边际分析——属于价值经济学范式的“超边际效益分析”；而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属于价格经济学范式的所谓“边际超边际分析”则不可能具体分析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所以也就无法化解上述“价值悖论”。“财富悖论”也一样：如果这边以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价格经济学悖论”。如果以满足感而不是以货币收入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价格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说，西方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价值悖论”、“财富悖论”的产生与化解说明，必须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作为边际分析的总体方法，把“边际效率分析”纳入“边际效益分析”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用对称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客体价值关系，那么隐藏在边际效益规律背后的，是价值规律而不是价格规律。人的理性的多层次、满意的多维度，价值的主体性、
整体性与相对性说明，严格意义的边际分析只能是价值分析，任何约束条件下的边际分析都只能在价值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定位。价值大小可以比较难以量化，边际效率分析无论其数学模型多精致完美都只能和实际脱节，要么没有意义要么必然被证伪。
西方经济学通行的数学模型方法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范式基础上、运用边际效率分析方法、体现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片面抽象方法的典型。在对称逻辑看来，所谓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又通过综合使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这其间，思维的抽象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非全部。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抽象方法却是把思维的抽象看成经济学思维的全部内容，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同时，抽象的前提是明确的、特定的参照系，如果参照系模糊或者参照系混淆，这个抽象就是无效。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宏观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层面现象的合理抽象，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论是以“量子”是“波”还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设”为出发点通过数学模型建构量子力学体系都是荒谬可笑的。社会经济系统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个人其本质、秉性、人生观、世界观不同，因而其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乐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质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与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对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质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只能与量子运动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
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因此不需要假设。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用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经济现象进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把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如果说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建立在片面空洞抽象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就连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都不是。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是对经济过程某些局部现象的量化分析，和经济学不能划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不能从经济学研究运用形式逻辑的必要性推出经济学研究运用数理逻辑的必要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推出任何层次经济学研究片面空洞抽象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有益性推出所有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的必然性。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研究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需要理性逻辑——对称逻辑，知性逻辑——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只能描述经济现象。数学模型只能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解释增长，不能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靠理性逻辑而不是靠知性逻辑。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思辨性质决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运用数学模型。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经济本质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田国强、杨立岩在《经济研究》2006.11期发表的《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
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也是由于他们对人的需要的片面空洞的抽象，把人的需要仅仅归结为物质需要。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人的幸福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遵守形式逻辑虽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然而又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数学，则既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某种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经济学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
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霍金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奇点”，这个“奇点”不是宇宙、时间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学数学化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的对立。实际上经济社会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是统一的，前者恰恰通过后者体现出来，正好像微观世界的自然规律通过基本粒子的无序运动体现出来一样。经济世界的多样性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学体系中，传统逻辑是必要的，数理逻辑、数学工具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量使用是有害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经济现实、特别是远离中国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脱离实际，使之显得似乎不够科学。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用严密的数学推理来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可是，当它这样做时，却使自己离现实更远，数学推理越严密，使自己越不科学。“精致”的理论体系及其“精致”的模型缺乏现实的基础，只能失去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经济现象、特别是转型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
经济世界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世界实体、属性、关系的，
数学是纯粹研究数量关系的。经济系统的功能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统一的属性深层次的结构是经济事物的本质。结构就是要素的结构，所以结构的属性已经包含了要素的属性在内。现代经济的发展，结构功能所占的比重比单独的要素功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由于忽视了结构的功能，只看到要素的数量属性，不能反映任何层次的本质，虽有抽象的认识意义，却无任何实用价值。线性的知性逻辑只能使经济科学成为抽象的真理。意义和价值的不对称不会使经济学成为合理的真理。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只体现关系的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个经济学数学化的前提不成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推导过程逻辑多么严密，数学体系多么完整，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偏概全的根源在于把经济学看成局部学科，这在前知识经济时代是正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整体的学科，经济学数学化将制约经济学的发展。数学的纯理性、抽象性与横断性使之不具备形而上学功能。从表面上看，数学是实证的；然而从本质上、整体上看，数学工具是不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都是从数量着眼对经济学形式化，不能产生新内容、新观点。除了数学以外，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数学化。数学悖论的产生、危机的出现，说明数学本身也要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对称的思维方式，只能使数学发展陷入困局。无论是数理逻辑还是数学,其普适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学只能是经济学辅助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工具。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中国转型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经济科学发展是对称的过程，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对称的过程。只有对称地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数学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属于复杂现象，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理性逻辑——对称逻辑；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哲学范式来建构，这个哲学范式就是对称哲学。
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而不是经济模型发展史、经济案例分析史。即使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科学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对任何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种与盲人摸象层次相当的“原创理论”不管用多么精致的数学模型包装，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与量子物理层次相当的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
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
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以商品供求均衡关系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参照系的经济学研究与经济解释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一般均衡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经济实践；我国产能过剩及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危机的原因、走出危机的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知识经济与经济新常态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一般均衡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经济学颠扑不破的终极真理；经济学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运用一般均衡论对经济现象进行案例分析；而运用数学模型，就是为了使这种分析更精准。西方经济学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数学模型对某类经济现象“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否认了经济学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些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精准”、“规范”的数学模型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解决经济问题；对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中国产能过剩的解决途径、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面前，一般均衡论与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只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黔驴技穷。如果说0无论是加以还是乘以10000个0都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现象不研究本质、只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构数学模型不建构原创理论的研究范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经济与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西方经济学既然把经济学的出发点都可以看成是假设，把可证伪性说成科学的本质属性是不足为奇的。张五常：“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也没有。”“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力，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验证。”（张五常：《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6，P46.73）张五常在这里是把科学和神学混为一谈。神学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科学只可证实，不可证伪。“只可证实，不可证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都是科学的
本质属性。不可证实是神学，可以证伪是伪科学。西方经济学者用不可证伪是神学为由，认为只有可证伪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所以经济学可证伪，是通过偷换“不可证实”与“不可证伪”这两个概念，肢解科学的两个不可分割本质属性，然后把科学混同与神学。神学固然不可证伪，但也不可证实。而科学不可证伪，但可以证实。把科学与神学区别开来的，不是不可证伪，而是可以证实。这就从形式逻辑这一西方经济学者自己也承认的思维方式层面“证伪了”他们关于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诡辩论，“证实了”检验经济学科学真理的标准。真正的科学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张五常之所以认为只有能被证伪的才能被证实，是因为他推行的是波普的经验归纳主义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即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而证伪主义方法论本质上只能是经验主义方法论。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也只能产生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鸡和蛋无论哪一个在先，在以还原论思维方式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建构起来的不同的参照系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实践的验证，同样也都可以轻易被证伪。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均属于为鸡和蛋哪个在先进行逻辑推演、烦琐论证、各树一帜，相互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论战中“大师”、“名人”、“著名经济学家”辈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建立起来的一个又一个体系，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虽然都有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形式逻辑严密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同样形式逻辑严密的自由主义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相互之间没有兼容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把传统逻辑形式化造成的悖论。他们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与具体的、真正的真理不沾边。从宇宙本质到现象展开、生物界从简单蛋白质到复杂蛋白质演进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蛋在先；但这个结论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不是建立在简单的事实对比、形式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认识史与客观发展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验证过程，因而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验证过程。按照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可以统一，然而却是以整体论为基础的统一。这说明：仅仅在还原论方法论范式里的形式逻辑和实证还不足以证明真理，必须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可以证实，不能证伪。
西方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之看不到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
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概率论、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基础本身是不牢的，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计量分析这个线性层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有了实验者的意向性，真实的经济过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现象浮现出来。也就是说，造成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区别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客体中制造区别，是量身定制、削足适履，把结论当前提。
能够把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统一起来的，是对称的思维方法。与社会实验相对称的方法是典型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经济模型的样本不是随机抽取的；典型分析，就是在典型事物的基础上形成感性直观即非理性或非逻辑，通过非理性非逻辑的感性直观上升到概念、范畴和范畴体系，形成科学规律和科学本质；然后上升到超理性与超逻辑即直觉的逻辑；通过直觉逻辑创造性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典型。实证科学之所以成为实证科学，根本的是运用了典型分析法；其他的属于传统逻辑范畴的方法只能是辅助方法，或者是达到典型分析法的过渡、中介、途径。典型分析得出的普遍必然性结论不可能被证伪，如果被“证伪”只能说明参照系转移，原来的典型分析的条件发生变化。以典型分析法为基础，可以建立起以对称分析法为核心的对称逻辑。典型分析方法在实证方
法中处于核心地位，以致我们可以说，实证方法本质上就是典型分析法。经济研究真正的典型分析方法必须以经济社会本身为实验室，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使之典型化、有序化、可控化，从而获得科学的结论，而不是关起门来做所谓的“实验”。典型分析方法的发展过程，与科学和知识的实证化过程是同步的。科学知识的发展成熟，应该就是它的实证化，一门学科成熟的过程即实证化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结果的科学结论不可能被证伪。
西方主流经济学只知道形式逻辑、不知道对称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把握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这一科学的方法，他们自鸣得意的建立在概率论、统计学等计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模型方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到处兜售的模型方法：前提未经证明；条件未经限定，在实践中很轻易就被证伪；一旦被证伪，他们就辩解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这是诡辩，是“实证悖论”。完整的经济学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实验方法、模型方法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张五常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科学可证伪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科学的方法，他们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可证伪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参照系；所谓没有任何参照系的“玄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以整个宇宙为参照系。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主流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不等于经济学不是科学。所谓对称的方法，就是范式与参照系对称。惯性参照系不但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参照系中真理性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有效性也不一样。换了参照系，原来有效的方法将变得无效。更大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不能理解为比更小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中都是绝对真理，因而是等价的，不存在谁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谁是相对真理，谁是绝对真理；更不能理解为新的才是真理，旧的被证伪、被推翻。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人类认识的深化、参照系的转移，适合新的参照系的科学原理的出现，并非旧的科学原理被证伪：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里都是绝对真理；
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等价的。以地球为参照系，“地球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太阳系为参照系，太阳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宇宙为参照系，无中心论是正确的。以人类为参照系，“人类中心论”是正确的。只要明确参照系，这种真理论上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所谓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就是指：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哲学依据。世界是可知的，思辩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经济主体活动和经济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辩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经济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只有思辩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辩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任何一件简单的知识（如果它可称之为知识），都有理性的因素，完全经验主义的逻辑是不存在的，纯粹的经验主义只能从实证主义的愿望出发走向诡辩，即实证主义的反面：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不可知主义。从实证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以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为中介，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可知主义，说明建立在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不可知主义，或不可知主义的变种，这也就是实证主义各流派演变的根源和实质——永远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实证。西方经济学就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而走向不可知主义。
对称逻辑是非线性思维方式的逻辑化，是研究非线性复杂现象必须运用的思维方式。应运对称逻辑和运用形式逻辑一样，都是研究经济现象必要的思维逻辑。以致我们可以说，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就是因为没有运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的产生，既是人类思维、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悖论”“逼”出来的产物。“悖论”，是对称逻辑产生的催化剂。对称逻辑的产生是逻辑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逻辑是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
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辨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辩证逻辑经过矛盾逻辑和对称逻辑两个阶段。两大阶段都以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核心规律，但矛盾逻辑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称逻辑思维和存在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对称规律。对称逻辑是对矛盾逻辑的扬弃，是矛盾逻辑发展的结果。对称逻辑由于使形式逻辑本身所蕴涵的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得以展示，所以对称逻辑实现了辩证逻辑的逻辑化，实现了辩证逻辑和传统逻辑的衔接，使辩证逻辑真正成为一门逻辑科学，从而结束了辩证逻辑到底是不是逻辑的长期争论。对称逻辑提供了足以研究复杂系统论——经济复杂系统的思维方式，为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所以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研究。用非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研究复杂的经济现象，得出的结论轻易被证伪不能用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自圆其说。
善于量化分析、擅长数学模型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学术评价方面的体现，就是把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论文与经济学者水平的标准。在这方面典型的，要算丁学良。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他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标准：看他的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的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他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有160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我相信丁学良先生在这“被学术界推崇的”“20种”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正因为这样，丁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标准”有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嫌疑；用于羞辱和他同样学术背景、处于同一经济学范式、但又进不了他的“20种俱乐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行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他们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行有行道，道有道规，谁叫你和丁先生师出同门，是同行同门加同派？这门派的老规矩，你又不是不懂！老师当时是怎么教咱哥们的？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科学学的角度来看，是刊物因为论文有影响力，而不是论文因为刊物有影响力；论文的影响力根源于它的原创性、先进性和实践有效性，而真正的原创理论（不是仅仅标新立异的“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被同行引用情况不能同步准确反映这个过程。可以说，马克
思的《资本论》在人类学说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而包括丁学良先生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迄今不承认《资本论》的影响力，更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论文被引用次数只不过是影响力的极不可靠的参数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数，更不是影响力指数。“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等都是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是指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尊重，你把它夸大成“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把特称判断夸大成全称判断，通过这种夸大其词把美国和世界划等号，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把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划等号，那也只不过是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建立在同一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相吹捧、通过互相吹捧自我量化自我拔高而已，而科学的发展恰恰体现为科学范式的转换，体现为旧的“科学共同体”的瓦解与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所以丁学良的这种“经济学家”的“评判标准”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奚落他的同门小弟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值得注意的是，丁学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真正经济学家的标准，实质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据了解，像丁学良先生这样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及其衍生物——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不是个案，也非偶然，而是西方经济学界通行的做法。这种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将使我国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一篇学术论文，是在网络上发表还是在期刊上发表，在“顶级”期刊发表还是在“低级”期刊发表，其信息含量、知识含量与学术含金量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区别，那也是目前社会通行的“刊物级别论”学术评价标准的误区对学术界和公众心理的误导造成；这种误导以及由此造成的学术腐败与学术资源分配的错位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成和科学的健康发展。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
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哈佛经济学生罢课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说明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当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求转变经济学范式，而经济学家们仍然把旧的经济学范式视同神明、顶礼膜拜时，旧的经济学范式必然对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哈佛经济学生认为是曼昆教出来的经济学生带来了经济危机是正确的，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是正确的，英国社会科学院对女王难题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深刻。每年发表在丁学良所称的“世界上有影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符合丁学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标准的“经济学家”也多如牛毛，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
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不能预测、解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危机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依据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模式与路径也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即便是丁学良举双手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陈世清：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批判
原载：大公网
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为本质特征的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
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是经济学内容和方法的统一，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经济学范式中的方法部分。如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方法、假设方法、一般均衡方法、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数理模型方法、可证伪方法、刊物级别与论文引用率排名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线性思维研究范式。对称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公理方法、对称平衡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边际效益分析方法、典型分析方法、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对称思维研究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研究范式决定经济学内容，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研究范式产生一般均衡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改进理论、价格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对称思维研究范式产生对称平衡理论、主体性理论、平等理论、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理论、价值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总体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是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科学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不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产生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局限性与历史必然性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以假设为出发点研究范式的典型，是田国强发表在《经济研究》2005.2期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什么是假说？假说就是未经验证
的学说。假说经过验证后成为科学事实或科学原理（包括公理），假说被证伪后就成为谬误。假说只是科学发展的拐杖、科学真理形成的过渡环节之一，不是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科学史上许多科学真理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把假说看成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是错误的，把假说当做科学原理乃至公理更是荒谬的。什么是假设？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高达95%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出发点。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但主张把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以假设为论述的出发点。从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和科学史的事实两方面来看，以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论述的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
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私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这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
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还不如科学史上的假设。科学史上的假设在被证伪前假定是适合于特定领域的所有现象的，如果不是适合于该领域所有现象即意味着被证伪，该假设就应该被抛弃。而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明明知道只适合于大多数人而不是适合于所有人却仍然抱住不放，照样将错就错作为研究和论述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适合大多数人的“本性自私”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用已经被证伪、明明知道已经被证伪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证明了以假设为出发点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缺陷。
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是由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假设建立起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公理而超出“假设”的范畴。但由于该“假设”混淆了“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命题，使之不能自圆其说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是亚当·斯密前后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互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以假设还是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命题推导出市场自发论、经济活动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的结论，而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命题却可以得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市场自发和自觉的统一、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结论。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源于西方线性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源于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两者可以划等号；在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包括“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有自私和无私两方面”。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
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公理等价的经济学公理。
马克斯·普朗克（1858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展。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学说：辐射能只能以普朗克称为量子这个基本单位的整倍数形式辐射出来。根据普朗克学说，一个光量子的大小取决于光的频率（即颜色）且与一个物理量成正比。普朗克把这个物理量缩写为h，现在被称为普朗克常数。他利用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准确地推导了正确的黑体辐射公式，说明他的假说得到实践的验证。普朗克常数h 在物理理论中有着准原理、辐射学说和许多科学公式中。1905年爱因斯坦用这一概念解释光电效应，1913年尼尔斯·玻尔在他的原子结构学说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1918年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量子力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微观粒子客观实在依赖于主体的观测方式说明主客体不可分，不确定中有确定性，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统一，可证实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体系出发点公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
根据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这里要把“本原”与“本质”区别开来。本原和本质的区别在于：本质是层次范畴，本原是实体范畴；“本原”是最原始的要素，“本质”则是由作为本原的要素及其对称关系组成最原始的对称结构；本原是唯一的，本质则有不同的层次：普遍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个别本质。“本原”与“本质”的区分可以确立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不致于陷入还原论的泥坑，从而为不同学科的特殊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还原论由于没有层次概念，所以只好无限地追溯任何事物、任何学科其最后的依据，其结果是否认了各种事物、各门学科的自身的特殊本质，而把万事万物最终归结于基本粒子的运动。“本原”是形式逻辑的出发点，“本质”是对称逻辑的出发点。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的，只能是本质而不是本原。迄今发现的人体的本质是DNA 双螺旋结构，而不是细胞。以细胞为出发点，只能破坏对有机体整体的把握。很难想象，仅仅考察人体细胞或从人体细胞为出发点，会认识和把握人体的本质。仅仅考察细胞不能把人体和动物体区别开来，而考察DNA 双螺旋结构则可以。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
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黑格尔（1770—1831），德国近代哲学家，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建构了一个由概念的正反合矛盾运动组成的唯心辩证法哲学体系。但由于他的“绝对精神”是宇宙的本原而非本质，所以他无法解释从“绝对精神”到下一个范畴的演化，只能像子弹从枪膛里射出来一样突然产生。这不但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无法和后面的逻辑推演过程一致。这说明，以本原为出发点解释宇宙的产生、建立哲学体系，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以包含自身对称关系的本质为出发点，才能对宇宙的产生过程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才能够建立首尾一贯的哲学体系。经济学和任何一门科学也一样，必须以本质而非本原为出发点。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自私的经济人”是本原而非本质，所以无法建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以假设而不是和其他科学一样以公理为出发点，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
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学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西方经济学能够称之为论文的文章几乎全部运用数学模型。数学的逻辑基础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的思维定位是知性逻辑，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知性逻辑只能解释事物的质，不能解释事物的本质；只能解释线性增长，不能解释非线性发展。形式逻辑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不是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如果把形式逻辑定位为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就会产生悖论。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
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著名的“数学悖论”充分证明了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荒谬性，证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不能运用于需要理性思维的经济本质、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要解决这个悖论，只能运用对称逻辑的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
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运用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无法认识经济本
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趋势、正确解释解决经济问题。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欣法则”与“反格雷欣法则”、“菲利普斯曲线”与“反菲利普斯曲线”都能得到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也都能得到实践证明的根本原因。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造成的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是坏事。但在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 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 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
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
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所谓“价值悖论”，就是钻石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其市场价值非常高；相反，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场价值却非常低，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这个悖论。产生“价值悖论”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无法理解价值的本质，无法把握价值的相对性。只有对称经济学的边际效益分析方法才能解开“价值悖论”。
西方经济学边际效用理论认为，商品的需求价格不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而是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决定价值的是效率以及决定效率的工具、劳力与资源。钻石边际效用很大，消费者愿意以较多的价格购买；而水虽然是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给人带来极高的效用，但由于世界上水的数量很多，增加一个单位的水给人们增加的效用就很低了，即水的边际效用很低，所以水的价格自然也就很低了。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边际分析与超边际分析方法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价值悖论”。人类从月球上取回一块石头，其效率不会高于人类得到一块同等重量的钻石，但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个人收藏或使用价值绝对要低于同等重量的钻石；然而它在科学研究上的价值——对于人类的使用价值绝对要高于同等重量的钻石。“大海捞针”其效率要低于人类得到与这颗“针”同等重量的钻石，但从大海捞起来的这颗针的使用价值与市场价格绝对要低于同等分量的钻石。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有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追求科学上的新发现，而个人所得无几；这样的人追求的是自我实现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与心理上的满足。科学家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及由此带来的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富裕程度的不同，恐怕不能用科学家个人的收益与成本的边际分析来解释，与价格经济学范式和边际超边际分析方法也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看来，价值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价值理性高于价格理性。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建立完全的价格体制，而是建立完全的价值体制。连接需求与供给的不是价格而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价格经济学在微观经济领域只有近似的真理性，把其当作绝对真理就是大错特错；能够成为绝对真理的，只能是价值经济学。所谓价值经济学，就是以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价值经济学中，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使用价值的价格由使用价值的量决定，使用价值的量由稀
缺度决定，稀缺度由供求关系决定，供求关系由主客体关系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主客体关系由效益决定；而这里的效益不是指利润，而是指满足人的需求程度。人的需求，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因此，使用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用主客体关系定位价值的价值经济学、属于价值经济学范式的边际效益分析方法可以解决“价值悖论”。水虽然整体上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但由于水整体上不稀缺，所以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是由某一部分的水价值不高决定的，和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并不冲突。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特定的水对于人的价值就很高，它的价值和这个快要渴死的人身价成正比，也即这个人的身价有多高，那么这部分水的价格就可以有多高。同样，在正常环境下，因为钻石比某部分水要稀缺得多，所以钻石的使用价值要比某部分水大的多；此时钻石的价格大于某部分水，就是此时钻石的价值大于某部分水的反映。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钻石的价值就远远不如水对于此人的价值，钻石的价格也远远不如水的价格。这里，整体的水和人类之间、一般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特殊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一般环境下钻石和一般的人之间、特殊环境下钻石和特殊的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不同的，由不同的价值决定不同的价格是正常的；由主客体具体关系形成的价值是具体的，水的价值是大是小、钻石的价值是大是小，由此决定的价格孰大孰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所谓的“价值悖论”就会被化解。这才是真正的超边际分析——属于价值经济学范式的“超边际效益分析”；而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属于价格经济学范式的所谓“边际超边际分析”则不可能具体分析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所以也就无法化解上述“价值悖论”。“财富悖论”也一样：如果这边以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价格经济学悖论”。如果以满足感而不是以货币收入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价格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说，西方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价值悖论”、“财富悖论”的产生与化解说明，必须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作为边际分析的总体方法，把“边际效率分析”纳入“边际效益分析”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用对称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客体价值关系，那么隐藏在边际效益规律背后的，是价值规律而不是价格规律。人的理性的多层次、满意的多维度，价值的主体性、
整体性与相对性说明，严格意义的边际分析只能是价值分析，任何约束条件下的边际分析都只能在价值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定位。价值大小可以比较难以量化，边际效率分析无论其数学模型多精致完美都只能和实际脱节，要么没有意义要么必然被证伪。
西方经济学通行的数学模型方法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范式基础上、运用边际效率分析方法、体现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片面抽象方法的典型。在对称逻辑看来，所谓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又通过综合使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这其间，思维的抽象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非全部。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抽象方法却是把思维的抽象看成经济学思维的全部内容，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同时，抽象的前提是明确的、特定的参照系，如果参照系模糊或者参照系混淆，这个抽象就是无效。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宏观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层面现象的合理抽象，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论是以“量子”是“波”还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设”为出发点通过数学模型建构量子力学体系都是荒谬可笑的。社会经济系统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个人其本质、秉性、人生观、世界观不同，因而其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乐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质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与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对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质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只能与量子运动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
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因此不需要假设。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用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经济现象进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把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如果说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建立在片面空洞抽象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就连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都不是。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是对经济过程某些局部现象的量化分析，和经济学不能划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不能从经济学研究运用形式逻辑的必要性推出经济学研究运用数理逻辑的必要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推出任何层次经济学研究片面空洞抽象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有益性推出所有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的必然性。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研究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需要理性逻辑——对称逻辑，知性逻辑——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只能描述经济现象。数学模型只能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解释增长，不能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靠理性逻辑而不是靠知性逻辑。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思辨性质决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运用数学模型。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经济本质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田国强、杨立岩在《经济研究》2006.11期发表的《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
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也是由于他们对人的需要的片面空洞的抽象，把人的需要仅仅归结为物质需要。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人的幸福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遵守形式逻辑虽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然而又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数学，则既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某种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经济学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
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霍金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奇点”，这个“奇点”不是宇宙、时间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学数学化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的对立。实际上经济社会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是统一的，前者恰恰通过后者体现出来，正好像微观世界的自然规律通过基本粒子的无序运动体现出来一样。经济世界的多样性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学体系中，传统逻辑是必要的，数理逻辑、数学工具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量使用是有害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经济现实、特别是远离中国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脱离实际，使之显得似乎不够科学。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用严密的数学推理来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可是，当它这样做时，却使自己离现实更远，数学推理越严密，使自己越不科学。“精致”的理论体系及其“精致”的模型缺乏现实的基础，只能失去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经济现象、特别是转型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
经济世界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世界实体、属性、关系的，
数学是纯粹研究数量关系的。经济系统的功能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统一的属性深层次的结构是经济事物的本质。结构就是要素的结构，所以结构的属性已经包含了要素的属性在内。现代经济的发展，结构功能所占的比重比单独的要素功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由于忽视了结构的功能，只看到要素的数量属性，不能反映任何层次的本质，虽有抽象的认识意义，却无任何实用价值。线性的知性逻辑只能使经济科学成为抽象的真理。意义和价值的不对称不会使经济学成为合理的真理。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只体现关系的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个经济学数学化的前提不成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推导过程逻辑多么严密，数学体系多么完整，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偏概全的根源在于把经济学看成局部学科，这在前知识经济时代是正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整体的学科，经济学数学化将制约经济学的发展。数学的纯理性、抽象性与横断性使之不具备形而上学功能。从表面上看，数学是实证的；然而从本质上、整体上看，数学工具是不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都是从数量着眼对经济学形式化，不能产生新内容、新观点。除了数学以外，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数学化。数学悖论的产生、危机的出现，说明数学本身也要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对称的思维方式，只能使数学发展陷入困局。无论是数理逻辑还是数学,其普适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学只能是经济学辅助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工具。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中国转型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经济科学发展是对称的过程，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对称的过程。只有对称地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数学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属于复杂现象，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理性逻辑——对称逻辑；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哲学范式来建构，这个哲学范式就是对称哲学。
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而不是经济模型发展史、经济案例分析史。即使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科学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对任何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种与盲人摸象层次相当的“原创理论”不管用多么精致的数学模型包装，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与量子物理层次相当的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
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
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以商品供求均衡关系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参照系的经济学研究与经济解释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一般均衡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经济实践；我国产能过剩及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危机的原因、走出危机的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知识经济与经济新常态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一般均衡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经济学颠扑不破的终极真理；经济学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运用一般均衡论对经济现象进行案例分析；而运用数学模型，就是为了使这种分析更精准。西方经济学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数学模型对某类经济现象“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否认了经济学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些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精准”、“规范”的数学模型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解决经济问题；对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中国产能过剩的解决途径、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面前，一般均衡论与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只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黔驴技穷。如果说0无论是加以还是乘以10000个0都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现象不研究本质、只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构数学模型不建构原创理论的研究范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经济与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西方经济学既然把经济学的出发点都可以看成是假设，把可证伪性说成科学的本质属性是不足为奇的。张五常：“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也没有。”“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力，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验证。”（张五常：《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6，P46.73）张五常在这里是把科学和神学混为一谈。神学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科学只可证实，不可证伪。“只可证实，不可证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都是科学的
本质属性。不可证实是神学，可以证伪是伪科学。西方经济学者用不可证伪是神学为由，认为只有可证伪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所以经济学可证伪，是通过偷换“不可证实”与“不可证伪”这两个概念，肢解科学的两个不可分割本质属性，然后把科学混同与神学。神学固然不可证伪，但也不可证实。而科学不可证伪，但可以证实。把科学与神学区别开来的，不是不可证伪，而是可以证实。这就从形式逻辑这一西方经济学者自己也承认的思维方式层面“证伪了”他们关于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诡辩论，“证实了”检验经济学科学真理的标准。真正的科学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张五常之所以认为只有能被证伪的才能被证实，是因为他推行的是波普的经验归纳主义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即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而证伪主义方法论本质上只能是经验主义方法论。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也只能产生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鸡和蛋无论哪一个在先，在以还原论思维方式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建构起来的不同的参照系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实践的验证，同样也都可以轻易被证伪。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均属于为鸡和蛋哪个在先进行逻辑推演、烦琐论证、各树一帜，相互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论战中“大师”、“名人”、“著名经济学家”辈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建立起来的一个又一个体系，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虽然都有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形式逻辑严密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同样形式逻辑严密的自由主义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相互之间没有兼容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把传统逻辑形式化造成的悖论。他们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与具体的、真正的真理不沾边。从宇宙本质到现象展开、生物界从简单蛋白质到复杂蛋白质演进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蛋在先；但这个结论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不是建立在简单的事实对比、形式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认识史与客观发展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验证过程，因而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验证过程。按照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可以统一，然而却是以整体论为基础的统一。这说明：仅仅在还原论方法论范式里的形式逻辑和实证还不足以证明真理，必须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可以证实，不能证伪。
西方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之看不到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
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概率论、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基础本身是不牢的，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计量分析这个线性层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有了实验者的意向性，真实的经济过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现象浮现出来。也就是说，造成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区别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客体中制造区别，是量身定制、削足适履，把结论当前提。
能够把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统一起来的，是对称的思维方法。与社会实验相对称的方法是典型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经济模型的样本不是随机抽取的；典型分析，就是在典型事物的基础上形成感性直观即非理性或非逻辑，通过非理性非逻辑的感性直观上升到概念、范畴和范畴体系，形成科学规律和科学本质；然后上升到超理性与超逻辑即直觉的逻辑；通过直觉逻辑创造性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典型。实证科学之所以成为实证科学，根本的是运用了典型分析法；其他的属于传统逻辑范畴的方法只能是辅助方法，或者是达到典型分析法的过渡、中介、途径。典型分析得出的普遍必然性结论不可能被证伪，如果被“证伪”只能说明参照系转移，原来的典型分析的条件发生变化。以典型分析法为基础，可以建立起以对称分析法为核心的对称逻辑。典型分析方法在实证方
法中处于核心地位，以致我们可以说，实证方法本质上就是典型分析法。经济研究真正的典型分析方法必须以经济社会本身为实验室，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使之典型化、有序化、可控化，从而获得科学的结论，而不是关起门来做所谓的“实验”。典型分析方法的发展过程，与科学和知识的实证化过程是同步的。科学知识的发展成熟，应该就是它的实证化，一门学科成熟的过程即实证化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结果的科学结论不可能被证伪。
西方主流经济学只知道形式逻辑、不知道对称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把握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这一科学的方法，他们自鸣得意的建立在概率论、统计学等计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模型方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到处兜售的模型方法：前提未经证明；条件未经限定，在实践中很轻易就被证伪；一旦被证伪，他们就辩解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这是诡辩，是“实证悖论”。完整的经济学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实验方法、模型方法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张五常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科学可证伪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科学的方法，他们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可证伪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参照系；所谓没有任何参照系的“玄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以整个宇宙为参照系。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主流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不等于经济学不是科学。所谓对称的方法，就是范式与参照系对称。惯性参照系不但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参照系中真理性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有效性也不一样。换了参照系，原来有效的方法将变得无效。更大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不能理解为比更小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中都是绝对真理，因而是等价的，不存在谁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谁是相对真理，谁是绝对真理；更不能理解为新的才是真理，旧的被证伪、被推翻。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人类认识的深化、参照系的转移，适合新的参照系的科学原理的出现，并非旧的科学原理被证伪：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里都是绝对真理；
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等价的。以地球为参照系，“地球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太阳系为参照系，太阳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宇宙为参照系，无中心论是正确的。以人类为参照系，“人类中心论”是正确的。只要明确参照系，这种真理论上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所谓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就是指：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哲学依据。世界是可知的，思辩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经济主体活动和经济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辩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经济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只有思辩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辩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任何一件简单的知识（如果它可称之为知识），都有理性的因素，完全经验主义的逻辑是不存在的，纯粹的经验主义只能从实证主义的愿望出发走向诡辩，即实证主义的反面：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不可知主义。从实证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以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为中介，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可知主义，说明建立在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不可知主义，或不可知主义的变种，这也就是实证主义各流派演变的根源和实质——永远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实证。西方经济学就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而走向不可知主义。
对称逻辑是非线性思维方式的逻辑化，是研究非线性复杂现象必须运用的思维方式。应运对称逻辑和运用形式逻辑一样，都是研究经济现象必要的思维逻辑。以致我们可以说，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就是因为没有运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的产生，既是人类思维、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悖论”“逼”出来的产物。“悖论”，是对称逻辑产生的催化剂。对称逻辑的产生是逻辑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逻辑是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
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辨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辩证逻辑经过矛盾逻辑和对称逻辑两个阶段。两大阶段都以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核心规律，但矛盾逻辑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称逻辑思维和存在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对称规律。对称逻辑是对矛盾逻辑的扬弃，是矛盾逻辑发展的结果。对称逻辑由于使形式逻辑本身所蕴涵的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得以展示，所以对称逻辑实现了辩证逻辑的逻辑化，实现了辩证逻辑和传统逻辑的衔接，使辩证逻辑真正成为一门逻辑科学，从而结束了辩证逻辑到底是不是逻辑的长期争论。对称逻辑提供了足以研究复杂系统论——经济复杂系统的思维方式，为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所以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研究。用非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研究复杂的经济现象，得出的结论轻易被证伪不能用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自圆其说。
善于量化分析、擅长数学模型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学术评价方面的体现，就是把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论文与经济学者水平的标准。在这方面典型的，要算丁学良。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他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标准：看他的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的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他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有160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我相信丁学良先生在这“被学术界推崇的”“20种”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正因为这样，丁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标准”有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嫌疑；用于羞辱和他同样学术背景、处于同一经济学范式、但又进不了他的“20种俱乐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行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他们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行有行道，道有道规，谁叫你和丁先生师出同门，是同行同门加同派？这门派的老规矩，你又不是不懂！老师当时是怎么教咱哥们的？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科学学的角度来看，是刊物因为论文有影响力，而不是论文因为刊物有影响力；论文的影响力根源于它的原创性、先进性和实践有效性，而真正的原创理论（不是仅仅标新立异的“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被同行引用情况不能同步准确反映这个过程。可以说，马克
思的《资本论》在人类学说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而包括丁学良先生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迄今不承认《资本论》的影响力，更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论文被引用次数只不过是影响力的极不可靠的参数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数，更不是影响力指数。“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等都是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是指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尊重，你把它夸大成“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把特称判断夸大成全称判断，通过这种夸大其词把美国和世界划等号，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把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划等号，那也只不过是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建立在同一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相吹捧、通过互相吹捧自我量化自我拔高而已，而科学的发展恰恰体现为科学范式的转换，体现为旧的“科学共同体”的瓦解与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所以丁学良的这种“经济学家”的“评判标准”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奚落他的同门小弟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值得注意的是，丁学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真正经济学家的标准，实质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据了解，像丁学良先生这样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及其衍生物——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不是个案，也非偶然，而是西方经济学界通行的做法。这种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将使我国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一篇学术论文，是在网络上发表还是在期刊上发表，在“顶级”期刊发表还是在“低级”期刊发表，其信息含量、知识含量与学术含金量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区别，那也是目前社会通行的“刊物级别论”学术评价标准的误区对学术界和公众心理的误导造成；这种误导以及由此造成的学术腐败与学术资源分配的错位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成和科学的健康发展。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
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哈佛经济学生罢课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说明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当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求转变经济学范式，而经济学家们仍然把旧的经济学范式视同神明、顶礼膜拜时，旧的经济学范式必然对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哈佛经济学生认为是曼昆教出来的经济学生带来了经济危机是正确的，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是正确的，英国社会科学院对女王难题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深刻。每年发表在丁学良所称的“世界上有影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符合丁学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标准的“经济学家”也多如牛毛，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
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不能预测、解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危机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依据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模式与路径也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即便是丁学良举双手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