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良师一甲子，永世难报养育恩
——悼亡母厚修女士
2014年5月10日
马英九
妈妈走了，走得平静安详。
她弥留之际，我赶到万芳医院加护病房，紧握着她微温的手，这一双把我养大的手，吻着她的脸颊，在她耳边低声的说：妈妈您好走，您的子女、媳妇、女婿、外孙都在您身边送您，爸爸会在那边迎接您，你好好走，不要怕喔！我们结缘64年，来世再做母子，好不好？
我们接着用“生日快乐歌”的调子含泪轻声合唱：“谢谢妈妈生我，谢谢妈妈养我，谢谢妈妈教育我，谢谢妈妈爱我”。妈妈阖上眼，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94岁。
时间，是2014年5月2日下午6点16分。
妈妈生长在湖南宁乡一个书香世家。父母知书达礼，她幼受庭训，从小聪慧善良，进小学前念过私塾，国学底子不错，又写得一笔娟秀洒脱的好字，有大家风范。妈妈小学毕业后，初中、高中念的都是长沙着名的周南女中与省立长沙女中。高中毕业前一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她亲身经历这一场艰苦惨烈的民族御侮圣战，自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影响她的一生。
高中毕业后，她顺利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政大前身）与金陵大学，她选择前者。抗战时期，政校从南京迁到风光明媚的重庆南温泉，她也在此遇到法政系的同乡马鹤凌——我的父亲。妈妈年轻时美丽而有气质，会念书、字写得好、又喜欢运动，在学生领袖兼运动健将的父亲积极追求下，两人很快就坠入情网。父亲当时称赞她是“真善美的化身”。
1944年秋，抗战进入尾声，日军准备反扑，重庆震动。蒋委员长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父亲带头响应。当时妈妈至为不舍，但以国难当前，义无反顾，她在送别会上说了一句鼓励父亲参军的话，令人动容，也让我至今引以为荣：“历史上成功的男人，都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
父亲加入青年军不久，抗战就胜利了。父母带着大姊，回到湖南，二姊、三姊相继在长沙出生。1948、1949年父母两度来台湾，妈妈当时曾在台北一家餐厅当过会计。1949年大陆局势逆转，父亲应长辈与同学之邀，再回大陆西南作最后一搏，此行凶险不小，当时妈妈已怀了我，她忧心忡忡，仍然含泪送行。49年
底大陆变色，父亲幸免于难，并设法救出在湘潭老家已遭公审清算的奶奶，安排她与二姊、三姊在1950年春来到香港。稍早，大腹便便的妈妈也带着大姊从台湾赶到香港与他们团聚，我就在那年7月出生于九龙。
当时父母都在九龙“荔园”游乐场打工，妈妈当收费员，爸爸白天在家做馒头，晚上到“荔园”去当茶房，奶奶在家照顾四个小孙子女，一家7口，每天只吃两顿饭。6岁的大姊每天走路送饭给上班的妈妈，妈妈不时典当外婆送她的首饰来贴补家用，全家生活相当拮据辛苦，但在乱世中全家人能够团聚，已经相当幸运。等了一年多，全家总算在1951年10月来到台湾，先借住在桃园，半年后搬到台北市万华，在一个拼凑的大杂院住了11年，我的童年在此度过，小妹也在此出生。
妈妈天性善良勤俭，伺候奶奶相当体贴，两人在家事上分工合作，情同母女，碰到爸妈意见不和，奶奶还常站在媳妇这一边。
我们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小孩自然比较亲近妈妈。当妈妈调到石门水库工作的时候，就把读小二的我和小妹带去。白天我们到龙潭的三坑国校借读，下午回宿舍跟妈妈共进晚餐。民国47年的台湾，既无电视、电脑，电影院也少，妈妈就利用晚间，教我读《古文观止》。数十年来，每次回忆当时妈妈灯下课子的温馨画面，就感动不已。这次妈妈在加护病房的初期，意识清楚。探病时，我背《桃花源记》给她听，背对了，她点头；背错了，她摇头。我们重温了50多年前母子共享的快乐时光。现在妈妈走了，我不敢再碰《桃花源记》，深怕自己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妈妈贤淑多才，照料八口之家，五个幼儿。白天上班，晚上有时还要兼课、做饭，十分辛苦。爸爸好客，常邀朋友小聚，妈妈因此烧得一手好菜，很受欢迎。还有不少人专程来吃她拿手的红烧辣羊肉。妈妈也会织毛衣、做衣服。家中有一台缝纫机，就是她贴补家用的利器。我们姊弟妹念小学、中学的制服，很多是妈妈亲手做的。当年父母的薪水微薄，妈妈能烧菜、做衣服、织毛衣，节省了不少支出。我初中一年级暑假，参加童子军露营，学会了做红烧茄子。回家后做给妈妈吃，她看到13岁的儿子居然懂得做菜孝敬妈妈，开心极了！也因为妈妈会做菜，我的四个姊妹不但能做菜，还会做整桌酒席。
妈妈非常孝顺父母，外公住在新店，妈妈那时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陪他聊天吃饭。外公去世后，妈妈即使膝盖受伤，不良于行，也要上坟祭拜。外婆当年留在湖南没有来台，1980年，政府尚未开放大陆探亲，妈妈思母心切，自己不能赴大陆探亲，只好要求旅居美国的大姊到长沙，探望30年不见的外婆和阿姨。大姊回台湾，带回外婆的思念和一件特殊的纪念品。外婆在1983年过世，她们母女从1949年一别，一生未再见面！外婆送的纪念品，妈妈一看就流泪，一直保存到现在。我们会把这件纪念品放在富德灵骨楼，永远陪伴妈妈。
妈妈做人厚道，乐于助人。小时候我们跟奶奶上西园路天主堂，常常领回面粉、包谷粉等外国救济品。有一次我在大门口发现一位贫穷的老人在馊水桶中找东西吃，我立刻跑去告诉妈妈，她马上装一包香喷喷的包谷馒头送给那位饿极的老人。看到老人感激的眼神，我很开心，也才懂为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
妈妈是一个国家民族观念很强的人。小时候，她讲给我听的床边故事，不是侠盗罗宾汉或白雪公主，而是鉴湖女侠秋瑾与革命党员徐锡麟从容就义的故事，她尤其喜欢讲述高志航烈士在浙江笕桥机场击落日机的英勇事蹟。这是最鲜活的民族精神教育，我毕生难忘。妈妈加入中国国民党75年，这是她晚年最津津乐道的事。
妈妈一直有一个梦，希望有一天，她的子女考上联考的状元，那时记者就会来访问她是如何教育子女，她一直在等这一天。等到1970年小妹考上台大外文系，不是状元，以后家中无人再参加联考了，妈妈才断了念头。没想到我大学毕业那年，举办第一次预备军官考试，有不少人落榜。我幸运考上第一志愿海军补给科，还是台大这一科的第一名。有同学打电话来问我考上没有。我不在家，妈妈接的电话，告诉同学我考上了，还开心的加了一句“还是个小状元呢！”她的儿女状元梦，总算勉强实现了！天下父母心，令人莞尔。
妈妈从我们小时，就教我们要勤俭、诚实、清廉、爱国；
要读古文、读英文、练毛笔字。病中跟我们笔谈时，她还写着：“你父亲和我, 一生不贪财”。家中建立勤劳奖金制度，鼓励做家事，养成子女劳动与储蓄习惯。妈妈做事低调、谨言慎行，我从事公职30多年，她从不介入我的公务。她给我的只有支持，没有困扰。父母都鼓励我们实践先祖父立安公“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的家训，父亲并手书“为善读书不忘家训，立身行道毋忝所生”对联，挂在客厅时时提醒我们。我们在文山区住了40多年，妈妈留给左邻右舍、市场摊商的印象，就是如此。
两年多前, 当我们知道了妈妈有肺部淋巴瘤的时候, 我很感谢大姊提出、大家一致认同的作法---我们要给妈妈最后的日子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今天，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做到了!
进医院的两个星期前, 大姊还带妈妈到台南后壁乡去看国际兰花展。只有最后的这三星期她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但她仍然非常幽默，和我们谈以前的趣事。我们要她做一个兰花手的姿势，她会刻意用两只手来做，还上下摇动，逗得我们大乐，病房常有笑声，完全没有受苦的样子。美青跟唯中探病的时候，安排元中从美国打电话唱歌给妈妈听，妈妈还记得元中小时候的招牌歌“小小羊儿要回家”，指定要她唱。每次美青和我去探病，我一定会亲亲她，陪她聊一阵子，再跟她击掌6次才告别。这段时间，四个姊妹轮流陪伴照顾妈妈，备极辛劳。医生们都赞许妈妈是最合作的病人——亲切而有教养。
妈妈走了,明天就是母亲节，我们怎麽来过生平第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啊？
妈妈嫁到马家70年，相夫持家，养儿育女，教忠教孝，含辛茹苦，她对马家的贡献太大了。她生前四代同堂，晚辈有38人，和乐上进，可谓福寿全归。她留给我们两件世上最宝贵的遗产─母爱与家教。所以，我们在她骨灰坛上刻的字是： “厚德修身，一生忠党爱国；
慈母良师，永世难报亲恩。”
这是我们对妈妈最崇高的敬礼。妈妈，请您好走，永远跟爸爸作伴。我们结缘64年，但愿来生再续缘。
关联阅读：马英九怀念父亲的悼文
2005年11月1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先生病故。马英九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深切怀念父亲的悼文。从此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深远影响。
全文如下：
“民国”九十四年(2005年)11月1日晚上，台北国泰医院七楼加护病房中，两天前因心肌梗塞入院急救的父亲仍在作最后的奋斗。7时05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陡降为零，他终于在妈妈、大姐、三姐、内子美青与我的陪伴下，退出了85年精彩的一生。我站在床边，紧握他余温犹存的右手，噙泪默念“父子结缘55年，只盼来生再续缘”。
我的祖父、父亲都在幼年丧父，祖父立安公是9岁，父亲则是7岁。我能在父亲的呵护下结缘55年，实在是情缘深厚，分外幸运。
幼年时期严父良师
父亲自幼失怙，深怕我们缺少父爱，因此把严父良师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他本人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年轻时作诗填词、撰联作对、弈棋票戏，样样精通，而长、短跑，篮、排球及游泳，亦达当时省级选手水准，而在高中与大学更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展现优异的领导能力，可说是从小就是才子型的领袖人物。 成家后成为8口之家的家长，家中大小工程修缮，也能一手打理。小时候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广州街一幢拼凑的公房中，我们住2楼最后一家。一户60多人共用一个水龙头、一间公厕，因此家家要自备水缸与马桶，2楼还要装压水机。初期家中桌子、柜子都是父亲用肥皂箱改装的，输水管也是他设计的。台风天屋顶漏雨，要用饼干盒去接水；停水时，我们小孩则用奶粉罐去对面的龙山国校提水。
在这样窳陋的环境中，他对子女的期待却丝毫不打折扣，我们对他当然是又敬又畏。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们就被要求背唐诗、读古文、练书法、做家事、早起早睡。有时由父亲督导，有时由母亲面授。另外，他们并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购买伟人传记与世界名著的费用，让我们在艰困中仍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父亲的口头禅：“培养读书的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让我们子女终身受用不尽。
谙熟古文经典
记得有一次在台北市议会答询时，我提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有议员突然质询：此句语出何典？我立即回答“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郑庄公预言他同父异母弟弟共叔段未来下场的话”，当时举座皆惊。其实倒不是我国学底子好，而是这刚好是我7岁时熟读过的一篇古文，其中颍考叔利用隧道安排郑庄公母子相会，以化解庄公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传奇，还成为我当年规划开放大陆探亲方案的名称——“颍考方案”。此外，我们兄弟姊妹5人练习书法都在5年以上，日后不论求学或就业，从未在这方面吃过亏，都是拜父母家教严格所致。
除了经典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我挂在办公室的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就是乐善好施的家祖父立安公，90年前在湖南湘潭劝世教子的名言，木刻加漆挂在他的善产管理所。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我出版第一本中文学术著作时，把它摆在扉页上，提升到“马氏家训”的地位，让父亲老怀弥慰。
跑步也是家传
谈起体育，父亲更是在行。高中及大学时均曾在一天之内，连获全校400米、800米、1500米及10000米四个第一，并曾获选代表湖南参加全国运动会，惜因日军侵华而取消办理。比起父亲，我可差远了。我跑万米最好的成绩也比当年的父亲慢6分钟以上，游泳更连比都无法比。
跑步也是家传的运动。念高中时暑假有一天早晨贪睡，父亲硬是把我叫起来，带我出去跑3000米，并告诉我跑步是健身最方便、最省钱与最有效的运动；他本人幼年体弱，就靠中学6年勤练跑步而转弱为强，并成为其他运动的基础。我日后养成跑步习惯，并全力推广长跑运动，父亲功不可没。他认为运动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养成“不偷懒”的决心与毅力，这一点我倒是继承下来了。 青壮时期亦师亦友
上了高中之后，知识增加了，见识也自不同，父子之情慢慢转化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和父亲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在高一时，就想念文组，父亲却持异见。他当年读的长沙岳云中学以理工科闻名全省，他高中三年数理皆极佳，但投考大学同时考上唐山工学院与中央政治学校(政大前身)，却放弃前者而就读后者。他自己弃理学文，却劝我暂不转文组的逻辑是：学习数理有助思考，不妨高二多念一年理组后再转文组。这个逻辑我接受了。
高二念完，我成绩中上，他即支持我转组。大专统考填志愿时，他又有意见了。他希望我学政治，我则希望学法律，最后他接受了我的意见。30多年来，他常常认为我法治观念太强，司法性格太重，守经有余，权变不足。我则认为近代中国积弱不振，跟法治不彰关系重大，故“非过正不足以矫枉”。30多年来，我们父子谁也没说服谁。他现在走了，我也没人可以辩论了。写到这里，又不禁红了眼眶。
父亲志大才高，但年逾三旬，即有8口之家待养，为了子女教育，毅然放弃出国进修，对往后发展不无影响，令他始终视为憾事，因此一直希望在子女身上补偿。而他器识恢宏、思虑周密，但个性刚烈，作风强势，办事固然效率甚高，表现耀眼，但亦易遭阻力，乃至诬陷。
“父亲一生都不是权贵”
他在党务任务中数次受挫，使他几乎心灰意冷。我亲历的一次是在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他在国民党知青党部担任书记长时，因安排资深中央民代到台大校园辩论国会改造问题，轰动一时，一般公认是国民党面对现实的改革表现，父亲也被视为开明派，可是却被人曲解为“把老代表送到台大给学生公审”，一状告到中央，他不久就被调职，只做了3个多月，当时台大师生称之为“百日维新”。
外界常报道，说父亲曾任先“总统”蒋公(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甚至出身情报机关)，一直视他为“高官”、“权贵”。实际上，他从未担任该职，亦从未在情报机关服务过。他参加中国国民党63年，在党部服务近4年，但从未被选为中央委员，一生引以为憾。担任公职最高做到“行政院青”辅会处长(二职等)，70岁届龄退休时担任国民党中央考纪会副主委，实在都算不得“高官”、“权贵”。
父亲一生，一方面承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传统，一方面忠党爱国，至死不渝，是老派知识分子的典型。外界普遍认为，我人生的几项重要决定，都是出自父亲安排或建议，其实倒并非完全如此。
譬如说，我考取中山奖学金出国留学，是我自己的决定，但获得父亲的赞同。我学成返国的任务安排，本已申请到大学专任教职，因家父强力建议而作了修正。我40岁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使他有些意外，但入阁担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陆委会副主委”、“法务部部长”，他都支持，但当我“从法务部长”被调去担任“政务委员”时，他确有微词。
数月后，相继发生彭婉如、刘邦友、白晓燕命案，社会治安急剧恶化，数万民众上街抗议，我身为督导治安的政务委员，深感羞愧，立刻发表辞官声明，退出现职。父亲事前并无所悉，但知道后也支持我的决定，只感觉我措辞太强，对我的长官不够尊重。
“鼓励我参选台北市长”
一年后，他力主我参选台北市长，当时我说不参选已有多次，最后之所以改变决定，他的鼓励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外界认为国民党内无人敢挑战陈水扁市长，令人很不服气，而我深知，我如不出战，任何其他党内同志败选，我都难逃指责，既然如此，何不勇敢地出战？尤其看到临时被征召的老友(一位杰出的部长)家人悲情的反应，更坚定了我出马的决心。在这一方面，父亲始终鼓励支持，当然有其关键作用。
55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段岁月中，父亲扮演严父、良师、益友的角色，对我教育、培训、督导，期许我成为一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国士，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传统。他尽到了世间一个父亲能尽的一切力量。我一直勉力以赴，不敢怠慢。
慈母良师一甲子，永世难报养育恩
——悼亡母厚修女士
2014年5月10日
马英九
妈妈走了，走得平静安详。
她弥留之际，我赶到万芳医院加护病房，紧握着她微温的手，这一双把我养大的手，吻着她的脸颊，在她耳边低声的说：妈妈您好走，您的子女、媳妇、女婿、外孙都在您身边送您，爸爸会在那边迎接您，你好好走，不要怕喔！我们结缘64年，来世再做母子，好不好？
我们接着用“生日快乐歌”的调子含泪轻声合唱：“谢谢妈妈生我，谢谢妈妈养我，谢谢妈妈教育我，谢谢妈妈爱我”。妈妈阖上眼，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94岁。
时间，是2014年5月2日下午6点16分。
妈妈生长在湖南宁乡一个书香世家。父母知书达礼，她幼受庭训，从小聪慧善良，进小学前念过私塾，国学底子不错，又写得一笔娟秀洒脱的好字，有大家风范。妈妈小学毕业后，初中、高中念的都是长沙着名的周南女中与省立长沙女中。高中毕业前一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她亲身经历这一场艰苦惨烈的民族御侮圣战，自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影响她的一生。
高中毕业后，她顺利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政大前身）与金陵大学，她选择前者。抗战时期，政校从南京迁到风光明媚的重庆南温泉，她也在此遇到法政系的同乡马鹤凌——我的父亲。妈妈年轻时美丽而有气质，会念书、字写得好、又喜欢运动，在学生领袖兼运动健将的父亲积极追求下，两人很快就坠入情网。父亲当时称赞她是“真善美的化身”。
1944年秋，抗战进入尾声，日军准备反扑，重庆震动。蒋委员长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父亲带头响应。当时妈妈至为不舍，但以国难当前，义无反顾，她在送别会上说了一句鼓励父亲参军的话，令人动容，也让我至今引以为荣：“历史上成功的男人，都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
父亲加入青年军不久，抗战就胜利了。父母带着大姊，回到湖南，二姊、三姊相继在长沙出生。1948、1949年父母两度来台湾，妈妈当时曾在台北一家餐厅当过会计。1949年大陆局势逆转，父亲应长辈与同学之邀，再回大陆西南作最后一搏，此行凶险不小，当时妈妈已怀了我，她忧心忡忡，仍然含泪送行。49年
底大陆变色，父亲幸免于难，并设法救出在湘潭老家已遭公审清算的奶奶，安排她与二姊、三姊在1950年春来到香港。稍早，大腹便便的妈妈也带着大姊从台湾赶到香港与他们团聚，我就在那年7月出生于九龙。
当时父母都在九龙“荔园”游乐场打工，妈妈当收费员，爸爸白天在家做馒头，晚上到“荔园”去当茶房，奶奶在家照顾四个小孙子女，一家7口，每天只吃两顿饭。6岁的大姊每天走路送饭给上班的妈妈，妈妈不时典当外婆送她的首饰来贴补家用，全家生活相当拮据辛苦，但在乱世中全家人能够团聚，已经相当幸运。等了一年多，全家总算在1951年10月来到台湾，先借住在桃园，半年后搬到台北市万华，在一个拼凑的大杂院住了11年，我的童年在此度过，小妹也在此出生。
妈妈天性善良勤俭，伺候奶奶相当体贴，两人在家事上分工合作，情同母女，碰到爸妈意见不和，奶奶还常站在媳妇这一边。
我们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小孩自然比较亲近妈妈。当妈妈调到石门水库工作的时候，就把读小二的我和小妹带去。白天我们到龙潭的三坑国校借读，下午回宿舍跟妈妈共进晚餐。民国47年的台湾，既无电视、电脑，电影院也少，妈妈就利用晚间，教我读《古文观止》。数十年来，每次回忆当时妈妈灯下课子的温馨画面，就感动不已。这次妈妈在加护病房的初期，意识清楚。探病时，我背《桃花源记》给她听，背对了，她点头；背错了，她摇头。我们重温了50多年前母子共享的快乐时光。现在妈妈走了，我不敢再碰《桃花源记》，深怕自己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妈妈贤淑多才，照料八口之家，五个幼儿。白天上班，晚上有时还要兼课、做饭，十分辛苦。爸爸好客，常邀朋友小聚，妈妈因此烧得一手好菜，很受欢迎。还有不少人专程来吃她拿手的红烧辣羊肉。妈妈也会织毛衣、做衣服。家中有一台缝纫机，就是她贴补家用的利器。我们姊弟妹念小学、中学的制服，很多是妈妈亲手做的。当年父母的薪水微薄，妈妈能烧菜、做衣服、织毛衣，节省了不少支出。我初中一年级暑假，参加童子军露营，学会了做红烧茄子。回家后做给妈妈吃，她看到13岁的儿子居然懂得做菜孝敬妈妈，开心极了！也因为妈妈会做菜，我的四个姊妹不但能做菜，还会做整桌酒席。
妈妈非常孝顺父母，外公住在新店，妈妈那时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陪他聊天吃饭。外公去世后，妈妈即使膝盖受伤，不良于行，也要上坟祭拜。外婆当年留在湖南没有来台，1980年，政府尚未开放大陆探亲，妈妈思母心切，自己不能赴大陆探亲，只好要求旅居美国的大姊到长沙，探望30年不见的外婆和阿姨。大姊回台湾，带回外婆的思念和一件特殊的纪念品。外婆在1983年过世，她们母女从1949年一别，一生未再见面！外婆送的纪念品，妈妈一看就流泪，一直保存到现在。我们会把这件纪念品放在富德灵骨楼，永远陪伴妈妈。
妈妈做人厚道，乐于助人。小时候我们跟奶奶上西园路天主堂，常常领回面粉、包谷粉等外国救济品。有一次我在大门口发现一位贫穷的老人在馊水桶中找东西吃，我立刻跑去告诉妈妈，她马上装一包香喷喷的包谷馒头送给那位饿极的老人。看到老人感激的眼神，我很开心，也才懂为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
妈妈是一个国家民族观念很强的人。小时候，她讲给我听的床边故事，不是侠盗罗宾汉或白雪公主，而是鉴湖女侠秋瑾与革命党员徐锡麟从容就义的故事，她尤其喜欢讲述高志航烈士在浙江笕桥机场击落日机的英勇事蹟。这是最鲜活的民族精神教育，我毕生难忘。妈妈加入中国国民党75年，这是她晚年最津津乐道的事。
妈妈一直有一个梦，希望有一天，她的子女考上联考的状元，那时记者就会来访问她是如何教育子女，她一直在等这一天。等到1970年小妹考上台大外文系，不是状元，以后家中无人再参加联考了，妈妈才断了念头。没想到我大学毕业那年，举办第一次预备军官考试，有不少人落榜。我幸运考上第一志愿海军补给科，还是台大这一科的第一名。有同学打电话来问我考上没有。我不在家，妈妈接的电话，告诉同学我考上了，还开心的加了一句“还是个小状元呢！”她的儿女状元梦，总算勉强实现了！天下父母心，令人莞尔。
妈妈从我们小时，就教我们要勤俭、诚实、清廉、爱国；
要读古文、读英文、练毛笔字。病中跟我们笔谈时，她还写着：“你父亲和我, 一生不贪财”。家中建立勤劳奖金制度，鼓励做家事，养成子女劳动与储蓄习惯。妈妈做事低调、谨言慎行，我从事公职30多年，她从不介入我的公务。她给我的只有支持，没有困扰。父母都鼓励我们实践先祖父立安公“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的家训，父亲并手书“为善读书不忘家训，立身行道毋忝所生”对联，挂在客厅时时提醒我们。我们在文山区住了40多年，妈妈留给左邻右舍、市场摊商的印象，就是如此。
两年多前, 当我们知道了妈妈有肺部淋巴瘤的时候, 我很感谢大姊提出、大家一致认同的作法---我们要给妈妈最后的日子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今天，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做到了!
进医院的两个星期前, 大姊还带妈妈到台南后壁乡去看国际兰花展。只有最后的这三星期她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但她仍然非常幽默，和我们谈以前的趣事。我们要她做一个兰花手的姿势，她会刻意用两只手来做，还上下摇动，逗得我们大乐，病房常有笑声，完全没有受苦的样子。美青跟唯中探病的时候，安排元中从美国打电话唱歌给妈妈听，妈妈还记得元中小时候的招牌歌“小小羊儿要回家”，指定要她唱。每次美青和我去探病，我一定会亲亲她，陪她聊一阵子，再跟她击掌6次才告别。这段时间，四个姊妹轮流陪伴照顾妈妈，备极辛劳。医生们都赞许妈妈是最合作的病人——亲切而有教养。
妈妈走了,明天就是母亲节，我们怎麽来过生平第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啊？
妈妈嫁到马家70年，相夫持家，养儿育女，教忠教孝，含辛茹苦，她对马家的贡献太大了。她生前四代同堂，晚辈有38人，和乐上进，可谓福寿全归。她留给我们两件世上最宝贵的遗产─母爱与家教。所以，我们在她骨灰坛上刻的字是： “厚德修身，一生忠党爱国；
慈母良师，永世难报亲恩。”
这是我们对妈妈最崇高的敬礼。妈妈，请您好走，永远跟爸爸作伴。我们结缘64年，但愿来生再续缘。
关联阅读：马英九怀念父亲的悼文
2005年11月1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先生病故。马英九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深切怀念父亲的悼文。从此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深远影响。
全文如下：
“民国”九十四年(2005年)11月1日晚上，台北国泰医院七楼加护病房中，两天前因心肌梗塞入院急救的父亲仍在作最后的奋斗。7时05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陡降为零，他终于在妈妈、大姐、三姐、内子美青与我的陪伴下，退出了85年精彩的一生。我站在床边，紧握他余温犹存的右手，噙泪默念“父子结缘55年，只盼来生再续缘”。
我的祖父、父亲都在幼年丧父，祖父立安公是9岁，父亲则是7岁。我能在父亲的呵护下结缘55年，实在是情缘深厚，分外幸运。
幼年时期严父良师
父亲自幼失怙，深怕我们缺少父爱，因此把严父良师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他本人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年轻时作诗填词、撰联作对、弈棋票戏，样样精通，而长、短跑，篮、排球及游泳，亦达当时省级选手水准，而在高中与大学更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展现优异的领导能力，可说是从小就是才子型的领袖人物。 成家后成为8口之家的家长，家中大小工程修缮，也能一手打理。小时候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广州街一幢拼凑的公房中，我们住2楼最后一家。一户60多人共用一个水龙头、一间公厕，因此家家要自备水缸与马桶，2楼还要装压水机。初期家中桌子、柜子都是父亲用肥皂箱改装的，输水管也是他设计的。台风天屋顶漏雨，要用饼干盒去接水；停水时，我们小孩则用奶粉罐去对面的龙山国校提水。
在这样窳陋的环境中，他对子女的期待却丝毫不打折扣，我们对他当然是又敬又畏。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们就被要求背唐诗、读古文、练书法、做家事、早起早睡。有时由父亲督导，有时由母亲面授。另外，他们并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购买伟人传记与世界名著的费用，让我们在艰困中仍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父亲的口头禅：“培养读书的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让我们子女终身受用不尽。
谙熟古文经典
记得有一次在台北市议会答询时，我提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有议员突然质询：此句语出何典？我立即回答“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郑庄公预言他同父异母弟弟共叔段未来下场的话”，当时举座皆惊。其实倒不是我国学底子好，而是这刚好是我7岁时熟读过的一篇古文，其中颍考叔利用隧道安排郑庄公母子相会，以化解庄公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传奇，还成为我当年规划开放大陆探亲方案的名称——“颍考方案”。此外，我们兄弟姊妹5人练习书法都在5年以上，日后不论求学或就业，从未在这方面吃过亏，都是拜父母家教严格所致。
除了经典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我挂在办公室的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就是乐善好施的家祖父立安公，90年前在湖南湘潭劝世教子的名言，木刻加漆挂在他的善产管理所。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我出版第一本中文学术著作时，把它摆在扉页上，提升到“马氏家训”的地位，让父亲老怀弥慰。
跑步也是家传
谈起体育，父亲更是在行。高中及大学时均曾在一天之内，连获全校400米、800米、1500米及10000米四个第一，并曾获选代表湖南参加全国运动会，惜因日军侵华而取消办理。比起父亲，我可差远了。我跑万米最好的成绩也比当年的父亲慢6分钟以上，游泳更连比都无法比。
跑步也是家传的运动。念高中时暑假有一天早晨贪睡，父亲硬是把我叫起来，带我出去跑3000米，并告诉我跑步是健身最方便、最省钱与最有效的运动；他本人幼年体弱，就靠中学6年勤练跑步而转弱为强，并成为其他运动的基础。我日后养成跑步习惯，并全力推广长跑运动，父亲功不可没。他认为运动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养成“不偷懒”的决心与毅力，这一点我倒是继承下来了。 青壮时期亦师亦友
上了高中之后，知识增加了，见识也自不同，父子之情慢慢转化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和父亲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在高一时，就想念文组，父亲却持异见。他当年读的长沙岳云中学以理工科闻名全省，他高中三年数理皆极佳，但投考大学同时考上唐山工学院与中央政治学校(政大前身)，却放弃前者而就读后者。他自己弃理学文，却劝我暂不转文组的逻辑是：学习数理有助思考，不妨高二多念一年理组后再转文组。这个逻辑我接受了。
高二念完，我成绩中上，他即支持我转组。大专统考填志愿时，他又有意见了。他希望我学政治，我则希望学法律，最后他接受了我的意见。30多年来，他常常认为我法治观念太强，司法性格太重，守经有余，权变不足。我则认为近代中国积弱不振，跟法治不彰关系重大，故“非过正不足以矫枉”。30多年来，我们父子谁也没说服谁。他现在走了，我也没人可以辩论了。写到这里，又不禁红了眼眶。
父亲志大才高，但年逾三旬，即有8口之家待养，为了子女教育，毅然放弃出国进修，对往后发展不无影响，令他始终视为憾事，因此一直希望在子女身上补偿。而他器识恢宏、思虑周密，但个性刚烈，作风强势，办事固然效率甚高，表现耀眼，但亦易遭阻力，乃至诬陷。
“父亲一生都不是权贵”
他在党务任务中数次受挫，使他几乎心灰意冷。我亲历的一次是在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他在国民党知青党部担任书记长时，因安排资深中央民代到台大校园辩论国会改造问题，轰动一时，一般公认是国民党面对现实的改革表现，父亲也被视为开明派，可是却被人曲解为“把老代表送到台大给学生公审”，一状告到中央，他不久就被调职，只做了3个多月，当时台大师生称之为“百日维新”。
外界常报道，说父亲曾任先“总统”蒋公(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甚至出身情报机关)，一直视他为“高官”、“权贵”。实际上，他从未担任该职，亦从未在情报机关服务过。他参加中国国民党63年，在党部服务近4年，但从未被选为中央委员，一生引以为憾。担任公职最高做到“行政院青”辅会处长(二职等)，70岁届龄退休时担任国民党中央考纪会副主委，实在都算不得“高官”、“权贵”。
父亲一生，一方面承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传统，一方面忠党爱国，至死不渝，是老派知识分子的典型。外界普遍认为，我人生的几项重要决定，都是出自父亲安排或建议，其实倒并非完全如此。
譬如说，我考取中山奖学金出国留学，是我自己的决定，但获得父亲的赞同。我学成返国的任务安排，本已申请到大学专任教职，因家父强力建议而作了修正。我40岁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使他有些意外，但入阁担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陆委会副主委”、“法务部部长”，他都支持，但当我“从法务部长”被调去担任“政务委员”时，他确有微词。
数月后，相继发生彭婉如、刘邦友、白晓燕命案，社会治安急剧恶化，数万民众上街抗议，我身为督导治安的政务委员，深感羞愧，立刻发表辞官声明，退出现职。父亲事前并无所悉，但知道后也支持我的决定，只感觉我措辞太强，对我的长官不够尊重。
“鼓励我参选台北市长”
一年后，他力主我参选台北市长，当时我说不参选已有多次，最后之所以改变决定，他的鼓励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外界认为国民党内无人敢挑战陈水扁市长，令人很不服气，而我深知，我如不出战，任何其他党内同志败选，我都难逃指责，既然如此，何不勇敢地出战？尤其看到临时被征召的老友(一位杰出的部长)家人悲情的反应，更坚定了我出马的决心。在这一方面，父亲始终鼓励支持，当然有其关键作用。
55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段岁月中，父亲扮演严父、良师、益友的角色，对我教育、培训、督导，期许我成为一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国士，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传统。他尽到了世间一个父亲能尽的一切力量。我一直勉力以赴，不敢怠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