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原官话中曾经存在过的语音层次

作者:刘勋宁

语文研究 2005年06期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2005)01-0049-04

  《中国语文》2004年第3期发表了王军虎先生的《晋陕甘方言的“支微入鱼”现象和唐 五代西北方音》一文(以下简称王文)。王文全面报道并分析了该地区止摄合口三等字读 如遇摄合口三等字的现象,将它的历史来源追溯到唐五代西北方音。文章的重要性自不 待言。

  本文在王文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阐发。本文认为,这个现象实际是历史上的中原官话 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语音层次,曾经影响了很多方言的读音,只是后来在汉语标准语由中 原官话向北方官话转移中逐渐消退了。

  一

  王文采取表格形式举例,好处是地理上的分布和方言间的消长一目了然,缺点是不容 易知道实际语言中的使用状况,举例也比较少。下面补充我自己熟悉的陕北清涧话的情 况和山西永和县的方言情况(注:据我家家谱和永和县志(康熙四十九年本)记载,我的 祖先是从山西永和县迁居清涧的。为了调查人口迁移与语言的关系,我曾经三下永和, 比较细致地调查了永和话。)。就清涧话和永和话的情况来看,这种白读还不仅限于止 摄合口三等字,也包括蟹摄合口三等字(从音韵条件上来说,也包括蟹摄合口四等字, 只是碰巧没有那个韵的字而已。不过,四等仅有的那几个字也有很有趣的音韵现象,我 们另文论述)。下面尽我所知举例(省略调号)。

  清涧话的情况:

  

  

  

  

  

  可以看出,这种读音层是遍布吴语全区的。从西北的晋陕甘到东南的吴语,就地理分 布来说,是十分广大的。王文已经指出,吴语、闽语、江淮官话、徽语和老湘语都有“ 支微入鱼”现象;王文还补充了西南官话的成都话和赣语的萍乡话的例子。就此看来, “支微入鱼”几乎遍及汉语各大方言,我们无法认为这只是一种偏居一隅的方言现象。 更合适的看法是,这是以中原官话为标准语的汉语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语音层次,曾经 影响了很多方言的读音,只是在后来的汉语标准语由中原官话向北方官话转移中逐渐消 退了。

  三

  普通话中同样存在“支微入鱼”的现象。下面是普通话的例子(据《现代汉语词典》19 96年版1543、1544页)。

  尉wei

  尉yu:尉迟,姓。尉犁,地名,在新疆。

  蔚wei

  蔚yu:蔚县,在河北。

  尉犁县在新疆,可以看成西北方言,可是蔚县在河北,就不能说是西北方言了。我小 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蔚然成风”“蔚蓝的天空”“蔚为大观”都是yu。(在西安开 会期间,有许多朋友认为普通话原来就读yu,至少作为成语的“蔚为大观”是yu) 现在的辞典里只留下了“蔚县”的特殊读音,这大概是名从主人,不大好规范的原因。 (注:我中学一位老师叫“尉宏发”,他自己坚持说自己姓“yu”,而不是“wei ”。(可惜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从北方官话区来看,这类字的确太少。我们翻检了东北、河北、山东、河南一带的方 言调查报告,除了个别字(一般是“慰”字)和少数地名之外,很难看到这类字音。这似 乎说明,这不是北方官话的现象。那么,像“蔚yu县”一类的说法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是中原官话向北的传播;二是在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冲击下的遗迹。怎样解释 更好,希望将来有更深入的调查和发现来证明。

  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个有意思的字。看《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1308页:

  圩wéi:圩子:筑~|~堤|~梗

  圩田:有土堤包围能防止外边的水侵入的稻田。

  圩垸:滨湖地区为了防止湖水侵入而筑的堤叫圩,圩内的小圩叫垸:~工程。

  圩子:①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堤岸。

  ②同“围子”①。

  其实这个字本来就是“围”。张惠英先生在《崇明方言词典》“圩”字下注:“圩” 就是“围 ”,俗写作“圩”。甚是。可以比较普通话的“围墙”和清涧话的“围硙席 ”。有意思的是这个字的造字心理。之所以不用“围”字,当然是因为“围”是动词, “圩”是名词。然而之所以要用“于”字做声旁,自然是因为方言里wei读yu。

  四

  丁邦新先生把他的新著《一百年前的苏州话》赠送给本文作者,书中恰巧有这么一段( 25页):

  (三)声母:文言读舌根音,白话读舌面音

  例字 文言 白话 例字 文言 白话

  

  这一组字为数不多,都是止摄合口三等的字。其他吴语方言还有“亏跪”等字。张琨( 1992)早就注意到这些字的特殊性,他认为所以会有两读是因为中古韵母经过一个[*wi/ *ju]的调换。(丁注:“调换”就是“换位”(metathesis)。)因为有好几个字都有这个 现象,不是单例,能不能用换位来解释是一个问题。张琨指出除了吴语以外,还有徽州 方言、山西方言和闽北若干方言都有类似的现象。吴语中没有两读的止摄合口三等的见 系字都读舌根音。可见白话音的舌面音读法是从另一个方言借进苏州话的,这个方言显 然不会是北方话,究竟是什么方言,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张琨先生关于语音换位的解释是不必要的,因而也是不合适的,这一点我们放在本文 最后再说。丁先生指出“白话音的舌面音读法是从另一个方言借进苏州话的”应当说是 洞察明见。需要斟酌的只是后一句话:“这个方言显然不会是北方话”。如果把这里的 “北方话”理解为一般方言学上说的大北方话,则是不合适的——因为中原官话属于北 方;如果是像本文作者(1995)所主张的,把它看作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而 不是整个北方,则恰巧是一个合适的判断。由于目前方言学界还是拿北京话当作整个北 方话来讨论问题,我假设丁先生也是从北京话出发的,所以我宁愿把丁先生的判断看作 后者。

  五

  在方言研究中,我们之所以会把一些语言现象联系到唐五代西北方音,那是因为我们 刚好有那么一批敦煌白话文献,不是因为正好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出现了那些语言现象。 所以,我们联系到敦煌文献,并不是说那就一定是西北方言。西北人不一定就是用西北 话写文章,就好像我这个西北人从来也没有用西北话写过文章,也不知道怎么写。如果 笔下偶尔有某种西北方言的表达法表露出来,也只是“底层”流露,而不是有意为之。 其实,文化是一种传统,写作是要经过长期训练的。如果不是经过专门训练和有意追求 ,方言区的人是不会用方言写文章的。(注:我的一位学文学的同学曾经善意地劝告我 ,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山乡巨变》,那是用湖南话写成的。现在学语言的学生可以取材 于《山乡巨变》来研究湖南话、取材于《废都》来研究西安话,但如果以为《山乡巨变 》就是湖南话,《废都》就是西安话,恐怕非上当不可。)

  现代吴语对普通话的影响已经够大的了,可是也只有“尴尬”(北方话依例应该读

  ji anjie)等少数几个字眼影响了标准语的发音。五口通商和香港的强大力量,也只 把南方“港”字的读法塞给了北方话(北方话依例应该读jiang)。可以看出,方言语音对标准语的渗透是非常局部的、极其个别的;而标准语对方言的渗透则是全局的、压倒性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标准语是凭借着正音标准——没写“规范”的规范字典和写了“规范”的不规范字典来规范的,是靠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吸引力同化的。而方言只是凭借说法的一时“新巧、稀罕”挤进去的。而且即使是这些字的方言读法,也常常是伴随着词汇进入的,并不是靠正音进入的。比如现在大家很爱说的“搞”据说是因为几位南方籍的革命领袖带入的,本字原来是“搅”。正因为“搞”是作为词汇形式进入的,所以另造了一个字形,并没有成为“搅”字的白、文读。而且即使我们今天说“搞”的本字是“搅”,相信多数人感情上还是不能欣然接受的。

  我曾在1995的文章中说过“中原官话是老官话、北方官话是新官话”。如果说北方官 话之前全国的趋向中心是中原官话,中原官话会给全国方言施加压力。那我们就不难理 解“支微入鱼”为什么会在全国有这么普及的范围。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文教的民族, 不仅各地方言会向民族共同语靠拢,就连历史上的周边民族也由于向中原入侵而接受了 中华文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多说。从元代开始,北京话正式开始了它的影响 汉语的历程,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原官话的老说法与北方官话长期较量,留下了诸 多痕迹。例如宕江摄入声韵母,中原官话为uo/e型,北方官话为ao型。经过长期 竞争,互有斩获。中原的“学”xue战胜了北方的xiao,可是中原的“药”

  yue却败给了北方的yao;北方的“薄”bao掩盖了中原的bo,中原的“落”luo却顶住了北方的lao;北方的“弱”rao不敌中原的ruo,中原的“郝”he却莫名其妙地输给了北方的hao。(详见刘勋宁1998)“支微入鱼”曾经横行天下,但看来是要最后败给北方的“支微别鱼”的,因为连字典里也只是给几个地名留下了不起眼的座位。

  秋谷裕幸(2003)曾经给吴语处衢方言(西北片)的这一套“支微入鱼”的字构拟古韵为 yi(58页第4韵),并且指出“k系字江山方言有两种读音,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音韵层 次”。yi如果是古老的层次的话,正是我们要说的相当于老官话的那一层,而后来加 上去的则是新官话的这一层。yi的语音形式也很适合简化为y。(注:一个有意思的 旁证。我大学学完音韵学后,记录了我自己发音的清涧话,把清涧话“卷全宣原”的韵 母记为y,后来当了方言学研究生,审音能力提高(应当说是才懂得了怎样审音),这套 音记为yi。最近看新出版的《清涧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仍把这套韵母记为 y。我没有去核实,究竟是如同我在大学时代的审音不精,还是因为反映了新一代的发 音变化(该书把入声来的ye韵母也并入这一套,似乎是新派口音)。该韵实际发音是发 完y后口展开成i,i较松较短。读其他声调或许会被忽略,读阴平曲折调的时候就可 以知道,与北京话不同,声调的曲折部分落在i上。)针对张琨先生的语音换位说,丁 邦新先生(2003)对于语音演变也有一个推测(26页):

  “不过在这里对演变的问题可以作一点推测,这几个字都是止摄三等的合口字,分属 脂、微各韵,如果切韵时代北方话是[uei]一类的音,北方大致保留这个读法,见系 声母也不变;另一个方言则由uei>ui>y,见系声母则由舌根音变为舌面音,有 可能成为苏州白话音的来源,这些字在方言中颇有念[kui][ky]的例子,不一定要 用换位来解释。”

  丁先生从方言分派出发来解释自然高人一筹,而且猜测到“另一个方言”的存在,竟 然与中原官话的事实暗合,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苏州是江南“首善之区”,当然不会 从偏僻的地方引入方言,所以把这个方言看成中原官话也是再合适不过的。其实从正统 汉语史的角度看,uei音是不正常的,y才是正例,这一点我们另文叙述。

  我曾经在1991中说过:“我们认为在汉语历史研究中引入层次的观念,在方言研究中 提倡方言比较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样的层次发掘得多了,这样的“语音片”联系得广了 ,我们或许可以还汉语一个活生生的发展历史。”本文算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作者介绍:筑波大学 日本

作者:刘勋宁

语文研究 2005年06期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2005)01-0049-04

  《中国语文》2004年第3期发表了王军虎先生的《晋陕甘方言的“支微入鱼”现象和唐 五代西北方音》一文(以下简称王文)。王文全面报道并分析了该地区止摄合口三等字读 如遇摄合口三等字的现象,将它的历史来源追溯到唐五代西北方音。文章的重要性自不 待言。

  本文在王文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阐发。本文认为,这个现象实际是历史上的中原官话 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语音层次,曾经影响了很多方言的读音,只是后来在汉语标准语由中 原官话向北方官话转移中逐渐消退了。

  一

  王文采取表格形式举例,好处是地理上的分布和方言间的消长一目了然,缺点是不容 易知道实际语言中的使用状况,举例也比较少。下面补充我自己熟悉的陕北清涧话的情 况和山西永和县的方言情况(注:据我家家谱和永和县志(康熙四十九年本)记载,我的 祖先是从山西永和县迁居清涧的。为了调查人口迁移与语言的关系,我曾经三下永和, 比较细致地调查了永和话。)。就清涧话和永和话的情况来看,这种白读还不仅限于止 摄合口三等字,也包括蟹摄合口三等字(从音韵条件上来说,也包括蟹摄合口四等字, 只是碰巧没有那个韵的字而已。不过,四等仅有的那几个字也有很有趣的音韵现象,我 们另文论述)。下面尽我所知举例(省略调号)。

  清涧话的情况:

  

  

  

  

  

  可以看出,这种读音层是遍布吴语全区的。从西北的晋陕甘到东南的吴语,就地理分 布来说,是十分广大的。王文已经指出,吴语、闽语、江淮官话、徽语和老湘语都有“ 支微入鱼”现象;王文还补充了西南官话的成都话和赣语的萍乡话的例子。就此看来, “支微入鱼”几乎遍及汉语各大方言,我们无法认为这只是一种偏居一隅的方言现象。 更合适的看法是,这是以中原官话为标准语的汉语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语音层次,曾经 影响了很多方言的读音,只是在后来的汉语标准语由中原官话向北方官话转移中逐渐消 退了。

  三

  普通话中同样存在“支微入鱼”的现象。下面是普通话的例子(据《现代汉语词典》19 96年版1543、1544页)。

  尉wei

  尉yu:尉迟,姓。尉犁,地名,在新疆。

  蔚wei

  蔚yu:蔚县,在河北。

  尉犁县在新疆,可以看成西北方言,可是蔚县在河北,就不能说是西北方言了。我小 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蔚然成风”“蔚蓝的天空”“蔚为大观”都是yu。(在西安开 会期间,有许多朋友认为普通话原来就读yu,至少作为成语的“蔚为大观”是yu) 现在的辞典里只留下了“蔚县”的特殊读音,这大概是名从主人,不大好规范的原因。 (注:我中学一位老师叫“尉宏发”,他自己坚持说自己姓“yu”,而不是“wei ”。(可惜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从北方官话区来看,这类字的确太少。我们翻检了东北、河北、山东、河南一带的方 言调查报告,除了个别字(一般是“慰”字)和少数地名之外,很难看到这类字音。这似 乎说明,这不是北方官话的现象。那么,像“蔚yu县”一类的说法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是中原官话向北的传播;二是在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冲击下的遗迹。怎样解释 更好,希望将来有更深入的调查和发现来证明。

  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个有意思的字。看《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1308页:

  圩wéi:圩子:筑~|~堤|~梗

  圩田:有土堤包围能防止外边的水侵入的稻田。

  圩垸:滨湖地区为了防止湖水侵入而筑的堤叫圩,圩内的小圩叫垸:~工程。

  圩子:①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堤岸。

  ②同“围子”①。

  其实这个字本来就是“围”。张惠英先生在《崇明方言词典》“圩”字下注:“圩” 就是“围 ”,俗写作“圩”。甚是。可以比较普通话的“围墙”和清涧话的“围硙席 ”。有意思的是这个字的造字心理。之所以不用“围”字,当然是因为“围”是动词, “圩”是名词。然而之所以要用“于”字做声旁,自然是因为方言里wei读yu。

  四

  丁邦新先生把他的新著《一百年前的苏州话》赠送给本文作者,书中恰巧有这么一段( 25页):

  (三)声母:文言读舌根音,白话读舌面音

  例字 文言 白话 例字 文言 白话

  

  这一组字为数不多,都是止摄合口三等的字。其他吴语方言还有“亏跪”等字。张琨( 1992)早就注意到这些字的特殊性,他认为所以会有两读是因为中古韵母经过一个[*wi/ *ju]的调换。(丁注:“调换”就是“换位”(metathesis)。)因为有好几个字都有这个 现象,不是单例,能不能用换位来解释是一个问题。张琨指出除了吴语以外,还有徽州 方言、山西方言和闽北若干方言都有类似的现象。吴语中没有两读的止摄合口三等的见 系字都读舌根音。可见白话音的舌面音读法是从另一个方言借进苏州话的,这个方言显 然不会是北方话,究竟是什么方言,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张琨先生关于语音换位的解释是不必要的,因而也是不合适的,这一点我们放在本文 最后再说。丁先生指出“白话音的舌面音读法是从另一个方言借进苏州话的”应当说是 洞察明见。需要斟酌的只是后一句话:“这个方言显然不会是北方话”。如果把这里的 “北方话”理解为一般方言学上说的大北方话,则是不合适的——因为中原官话属于北 方;如果是像本文作者(1995)所主张的,把它看作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而 不是整个北方,则恰巧是一个合适的判断。由于目前方言学界还是拿北京话当作整个北 方话来讨论问题,我假设丁先生也是从北京话出发的,所以我宁愿把丁先生的判断看作 后者。

  五

  在方言研究中,我们之所以会把一些语言现象联系到唐五代西北方音,那是因为我们 刚好有那么一批敦煌白话文献,不是因为正好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出现了那些语言现象。 所以,我们联系到敦煌文献,并不是说那就一定是西北方言。西北人不一定就是用西北 话写文章,就好像我这个西北人从来也没有用西北话写过文章,也不知道怎么写。如果 笔下偶尔有某种西北方言的表达法表露出来,也只是“底层”流露,而不是有意为之。 其实,文化是一种传统,写作是要经过长期训练的。如果不是经过专门训练和有意追求 ,方言区的人是不会用方言写文章的。(注:我的一位学文学的同学曾经善意地劝告我 ,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山乡巨变》,那是用湖南话写成的。现在学语言的学生可以取材 于《山乡巨变》来研究湖南话、取材于《废都》来研究西安话,但如果以为《山乡巨变 》就是湖南话,《废都》就是西安话,恐怕非上当不可。)

  现代吴语对普通话的影响已经够大的了,可是也只有“尴尬”(北方话依例应该读

  ji anjie)等少数几个字眼影响了标准语的发音。五口通商和香港的强大力量,也只 把南方“港”字的读法塞给了北方话(北方话依例应该读jiang)。可以看出,方言语音对标准语的渗透是非常局部的、极其个别的;而标准语对方言的渗透则是全局的、压倒性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标准语是凭借着正音标准——没写“规范”的规范字典和写了“规范”的不规范字典来规范的,是靠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吸引力同化的。而方言只是凭借说法的一时“新巧、稀罕”挤进去的。而且即使是这些字的方言读法,也常常是伴随着词汇进入的,并不是靠正音进入的。比如现在大家很爱说的“搞”据说是因为几位南方籍的革命领袖带入的,本字原来是“搅”。正因为“搞”是作为词汇形式进入的,所以另造了一个字形,并没有成为“搅”字的白、文读。而且即使我们今天说“搞”的本字是“搅”,相信多数人感情上还是不能欣然接受的。

  我曾在1995的文章中说过“中原官话是老官话、北方官话是新官话”。如果说北方官 话之前全国的趋向中心是中原官话,中原官话会给全国方言施加压力。那我们就不难理 解“支微入鱼”为什么会在全国有这么普及的范围。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文教的民族, 不仅各地方言会向民族共同语靠拢,就连历史上的周边民族也由于向中原入侵而接受了 中华文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多说。从元代开始,北京话正式开始了它的影响 汉语的历程,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原官话的老说法与北方官话长期较量,留下了诸 多痕迹。例如宕江摄入声韵母,中原官话为uo/e型,北方官话为ao型。经过长期 竞争,互有斩获。中原的“学”xue战胜了北方的xiao,可是中原的“药”

  yue却败给了北方的yao;北方的“薄”bao掩盖了中原的bo,中原的“落”luo却顶住了北方的lao;北方的“弱”rao不敌中原的ruo,中原的“郝”he却莫名其妙地输给了北方的hao。(详见刘勋宁1998)“支微入鱼”曾经横行天下,但看来是要最后败给北方的“支微别鱼”的,因为连字典里也只是给几个地名留下了不起眼的座位。

  秋谷裕幸(2003)曾经给吴语处衢方言(西北片)的这一套“支微入鱼”的字构拟古韵为 yi(58页第4韵),并且指出“k系字江山方言有两种读音,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音韵层 次”。yi如果是古老的层次的话,正是我们要说的相当于老官话的那一层,而后来加 上去的则是新官话的这一层。yi的语音形式也很适合简化为y。(注:一个有意思的 旁证。我大学学完音韵学后,记录了我自己发音的清涧话,把清涧话“卷全宣原”的韵 母记为y,后来当了方言学研究生,审音能力提高(应当说是才懂得了怎样审音),这套 音记为yi。最近看新出版的《清涧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仍把这套韵母记为 y。我没有去核实,究竟是如同我在大学时代的审音不精,还是因为反映了新一代的发 音变化(该书把入声来的ye韵母也并入这一套,似乎是新派口音)。该韵实际发音是发 完y后口展开成i,i较松较短。读其他声调或许会被忽略,读阴平曲折调的时候就可 以知道,与北京话不同,声调的曲折部分落在i上。)针对张琨先生的语音换位说,丁 邦新先生(2003)对于语音演变也有一个推测(26页):

  “不过在这里对演变的问题可以作一点推测,这几个字都是止摄三等的合口字,分属 脂、微各韵,如果切韵时代北方话是[uei]一类的音,北方大致保留这个读法,见系 声母也不变;另一个方言则由uei>ui>y,见系声母则由舌根音变为舌面音,有 可能成为苏州白话音的来源,这些字在方言中颇有念[kui][ky]的例子,不一定要 用换位来解释。”

  丁先生从方言分派出发来解释自然高人一筹,而且猜测到“另一个方言”的存在,竟 然与中原官话的事实暗合,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苏州是江南“首善之区”,当然不会 从偏僻的地方引入方言,所以把这个方言看成中原官话也是再合适不过的。其实从正统 汉语史的角度看,uei音是不正常的,y才是正例,这一点我们另文叙述。

  我曾经在1991中说过:“我们认为在汉语历史研究中引入层次的观念,在方言研究中 提倡方言比较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样的层次发掘得多了,这样的“语音片”联系得广了 ,我们或许可以还汉语一个活生生的发展历史。”本文算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作者介绍:筑波大学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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