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人戴良之死考索_遗民时间：2011-05-20 11:18:41 遗民 作者：秩名论文导读:：曾师从元代大儒柳贯、黄溍、吴莱。这句话用来评述元明之际的遗民现象很是恰当。尤其是洪武十六年（1383）戴良之死。关键词：元代，遗民，戴良之死，考索 历史有时令人费解，真相往往让人难于接受。这句话用来评述元明之际的遗民现象很是恰当。蒙元以异族入主中华，铁骑带着腥膻，胡歌染有血泪，汉人于此有着切肤之痛。文天祥、陆秀夫宁死不屈，以身殉宋；郑思肖坐卧不北，绘兰无根；林景熙、谢枋得、周密等徜徉江湖，啸傲山林；宋遗民规模宏大，心志坚决，他们或潜迹道释，逃身方外，或卜居岩穴，柴门自封；其心怀黍离之痛，身负麦秀之戚，困厄穷饿而不悔，宁死不仕异族。但是，不到百年，甚至有些宋遗民尚活在世，汉人重新恢复中华时，却出现了一大批甘愿为元朝守节的汉人。他们也是遗民，却是忠心向元、不仕明朝的元遗民。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对此很不理解：“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戴良作为元遗民的典型，尤其是洪武十六年（1383）戴良之死，为其遗民生涯画上了沉重却完美的一笔遗民，尤其是后人“不可思议”的对象之一。由于费解和受民族主义的左右，后人在建构戴良之死真相时不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这种历史叙述往往不尽相同或彼此抵牾。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本文即从这一特定角度入手，对其进行考察，冀撇开主观和臆断，结合可靠文献，求得戴良之死的历史真相。 戴良，字叔能，号九灵山人，又号嚣嚣生，隐居四明时曾变姓名曰方云林。浙江浦江（今属金华市）人。擅诗文，著述颇多，现存《九灵山房集》三十卷。曾师从元代大儒柳贯、黄溍、吴莱，又学诗于余阙，且与宋濂、王祎、胡翰、陈基、丁鹤年、杨维桢、王逢等友善，乃元明之际金华学派的重要代表。其死不仕明，气节甚高，历来被视为元遗民之典型。随着元代诗文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戴良生平及其文学创作进行关注，且成绩斐然。关于戴良之死，学者无法回避，几乎都有所涉及，但多语焉不详。虽然就其生卒时间而言，后人几无异议。戴良生于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五月十三日丑时，卒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十七日巳时。但是，对于戴良的死亡地点、过程和方式，则存有多种说法。而这在许多学者眼中关系到戴良的名节，不可不慎。 经过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关于戴良之死，归纳出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即戴良于洪武十六年病死于京师（金陵，今南京）寓舍。这种说法可谓最早。主此说者有： ⒈赵友同（1364—1418，字彦如，一作字彦和。）金华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徙居长洲。赵氏尝从宋濂游，与戴良有过交往。其《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四库本《九灵山房集》卷三十，后引此书只标卷数）云，戴良在京师时“一日感微疾，即为书谢诸亲旧，犹拳拳以忠孝大节为语。迨疾，亟召乐，谓曰：‘吾罪戾本深，赖圣恩宽贷，获保首领以死，念无报效，汝等幸自勉，以盖前人之諐，乃为贤子孙耳毕业 。’语毕，遂端坐卒于寓舍。” ⒉嘉靖《浦江县志》卷八十二载：“癸亥（1383）夏四月提举戴良卒于京师”并记叙当时情状：“语毕，遂端坐卒于寓舍。” ⒊戴思乐。思乐乃戴良次子。戴殿庆《浦阳建溪戴氏宗谱》[1]卷十六收录其《信三府君元配先妣赵宜人圹志》遗民，称：“先君以年老辞，不就仕。次年癸亥四月十七日巳时以疾卒于寓舍，乐奉柩火化，函殖东归。” 二是自裁说，即戴良被征召后于京师自杀身亡。此说影响最大，今人多从此说。主此说者有： ⒈钱谦益。其《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五）：“（戴良）忤旨待罪，次年四月卒于寓所，盖自裁也。”其《绛云楼书目》“戴良元灵山人集”条：“洪武召至京师，坚辞官职，遂自裁于旅舍。”[①] ⒉张廷玉等人。《明史》卷二八五载：戴良“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并解释其原因：朱元璋欲“官之”，而戴良以年老且有病为借口一再推辞，忤逆圣旨，于是被迫自杀。 ⒊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二记载戴良“不可而自裁，年六十七。”戴殿江等编《九灵山房集?年谱》于此说多有借鉴，其亦云：“四月十七日卒于寓舍，盖自裁也，或曰卒于狱。”黄氏虽然认为戴良死的地点有异，但对自裁这一点是确定的。 ⒋曾安世。其《九灵山房遗稿?校九灵山房遗稿题词》称戴良“濒九死不悔，以卒自裁。” ⒌潘锡恩。他为戴良作传，其《九灵山房集?戴九灵传》云：“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 ⒍穆彰阿等。其所编纂《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二载戴良“以老疾固辞，忤旨。踰年暴卒，盖自裁也。” ⒎曾廉。其所撰《元书》卷九十一称朱元璋欲官之，而戴良以老病固辞，“明年遂自药死”。 ⒏邓绍基。其主编《元代文学史》称戴良“次年自杀身亡。”[2] ⒐杨镰、李军等。杨氏《元代文学编年史》从《明史?文苑传》的说法，但只提及戴良是“暴卒”，并无强调“盖自裁”。也许杨先生是有意为之，但既然是从《明史》之说，故归于“自裁说”类。李军、施贤明点校戴良文集，嘉惠学林，其《戴良集序》[3]P6亦从自裁说。 ⒑刘昌润。今之学者中，刘先生较早关注戴良。其《戴良及其》称其“次年，自杀于狱。”[4] 三是瘐死说，即戴良在狱中因受刑、饥寒或疾病而死。主此说有： ⒈明代无名氏《九朝谈纂》卷一称，戴良被送至京师后，却又借机逃跑。朱元璋非常恼火，派人用铁丝将他的锁骨穿透，押解京城，折磨而死。此书采辑诸稗史。四库馆臣称此书“率多偏谬”。不过从这段文字亦可看出，明代民间对戴良之死的一些传说和议论。姑且备为一说。 ⒉朱彝尊。其《曝书亭记?戴良传》卷六三载朱元璋“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1383）四月，卒于狱。”他认为戴良因获罪下狱死。 ⒊鲍廷博。其重刊《九灵山房集》（乾隆36年本），序称戴良“不顾，屡避征辟，卒以瘐死。” ⒋阮元。其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戴良“不食明禄遗民，幽囚以死，终不易心。”[5] 四是其它说[②]，即对戴良之死含糊其辞、多说并存或付之阙如。约列如下： ⒈顾嗣立。其《元诗选?二集》卷二十二称戴良：“次年四月卒于寓舍，年六十七。”顾氏但云戴良死之时、地，并没有明确其死的方式。 ⒉杭世骏，为《九灵山房集》（乾隆36年本）作序，并提两种说法：“或云自裁于寓舍”，“或云瘐死于囹圄”，而不作详证。 ⒊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称戴良“以老疾固辞，卒。” ⒋纪昀。《九灵山房集提要》载戴良“次年四月卒于京师。” ⒌陈焯毕业 。其《宋元诗会》卷九十六云戴良“卒于寓舍。” ⒍一些目录书志或辞典。如《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称其“卒于寓舍，后人或云盖自裁也。”又乾隆敕《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载戴良被“召至京，辞不受职，卒于京。”又耿文光《万卷精华藏书楼书记?别集类十九》卷一二二记录戴良《九灵山房集》时，对杭世骏序所记的戴良之死作了按语。其曰：“本传曰自裁，朱传曰卒于寓舍，盖自裁也，或曰卒于狱。”再如张其淦《元八百遗民诗》称其“次年四月卒于寓所。”今人则有吴海林、李延沛编《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称其“终不愿出仕，后卒。”[6] ⒎王忠阁。其《版本源流考》称戴良“于次年四月卒于寓所。”[7] 戴良之死，记载不一。古人于此亦有所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康熙末年，曾安世曾重新整理《九灵山房遗稿》。他虽承认戴良“以卒自裁”，但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其曰： 所可疑者，明太祖能嘉王保保之为汉子，而卒不能容先生之洁身？岂当天下大定，犹虑先生才有可为，而不以容铁崖者容先生耶？抑本无死先生之心，特不欲有一人梗悉臣之化。 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朱元璋能褒奖誓与其抗争到底的元将王宝宝（又名扩廓帖木儿），更能容忍只是洁身退隐而对其无威胁力的戴良。其二，朱元璋并非惧怕戴良有所作为而将其杀害。其三，朱元璋并不想置戴良于死地，只是欲其服从王权之化。总之，朱元璋对戴良未必有必杀之心。 此外，全祖望则在《鲒埼亭集?外编?九灵山房记》卷一八进一步议论此事，其观点要通达一些。其曰：“其死不甚明。使其出于自裁，固为元毕命；即令以瘐死，亦为元也。九灵之大节不必果出于自裁，而要可信其为元也。”在这里，全氏不再坚持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对自裁说与瘐死说有所调和。 今人晏选军先生《戴良考论》认为戴良“以老疾固辞，忤旨，次年暴卒于狱中。”又列其根据如下：一是戴良在元亡后所作的诗文，往往心怀故国，慷慨激昂，尤其其自赞：“若乃处荣辱而不二，齐出处于一致，歌黍离麦秀之音遗民，咏剩水残山之句，则于二子盖庶几乎无愧。”以其心迹为证。二是认为赵友同虽为戴良撰墓志铭，但其时他正为明廷供职，且明初文网严密，故“其说难免有所忌讳。”[7] 从明初，经历清代到今人，歧说纷出，但真相只有一个，而实际上左右大家判断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民族主义的干扰，过于强调戴良的遗民身份和节行。清人多主张自裁说或瘐死说，当是感于明亡，故多推崇气节之士，尤其是对遗民事迹更为大加弘扬。他们带着情绪看待历史，很难摆脱其情感的左右。再加上戴良终身不仕明廷，且卒于京师，而朱元璋又向来“雄猜”，多杀士人，这便给了他们巨大的想象空间。二是文献匮乏的限制。今天，我们早已抛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可以较为客观地去还原历史。但是，历史已远，文献尘封。这让我们很难获得坚实的文献的佐证，于是不免听从清人之说，或付之阙如。即使有所考证，亦不免加入一些揣测或臆断。 1/2 1 2 下一页 尾页0
元代诗人戴良之死考索_遗民时间：2011-05-20 11:18:41 遗民 作者：秩名论文导读:：曾师从元代大儒柳贯、黄溍、吴莱。这句话用来评述元明之际的遗民现象很是恰当。尤其是洪武十六年（1383）戴良之死。关键词：元代，遗民，戴良之死，考索 历史有时令人费解，真相往往让人难于接受。这句话用来评述元明之际的遗民现象很是恰当。蒙元以异族入主中华，铁骑带着腥膻，胡歌染有血泪，汉人于此有着切肤之痛。文天祥、陆秀夫宁死不屈，以身殉宋；郑思肖坐卧不北，绘兰无根；林景熙、谢枋得、周密等徜徉江湖，啸傲山林；宋遗民规模宏大，心志坚决，他们或潜迹道释，逃身方外，或卜居岩穴，柴门自封；其心怀黍离之痛，身负麦秀之戚，困厄穷饿而不悔，宁死不仕异族。但是，不到百年，甚至有些宋遗民尚活在世，汉人重新恢复中华时，却出现了一大批甘愿为元朝守节的汉人。他们也是遗民，却是忠心向元、不仕明朝的元遗民。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对此很不理解：“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戴良作为元遗民的典型，尤其是洪武十六年（1383）戴良之死，为其遗民生涯画上了沉重却完美的一笔遗民，尤其是后人“不可思议”的对象之一。由于费解和受民族主义的左右，后人在建构戴良之死真相时不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这种历史叙述往往不尽相同或彼此抵牾。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本文即从这一特定角度入手，对其进行考察，冀撇开主观和臆断，结合可靠文献，求得戴良之死的历史真相。 戴良，字叔能，号九灵山人，又号嚣嚣生，隐居四明时曾变姓名曰方云林。浙江浦江（今属金华市）人。擅诗文，著述颇多，现存《九灵山房集》三十卷。曾师从元代大儒柳贯、黄溍、吴莱，又学诗于余阙，且与宋濂、王祎、胡翰、陈基、丁鹤年、杨维桢、王逢等友善，乃元明之际金华学派的重要代表。其死不仕明，气节甚高，历来被视为元遗民之典型。随着元代诗文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戴良生平及其文学创作进行关注，且成绩斐然。关于戴良之死，学者无法回避，几乎都有所涉及，但多语焉不详。虽然就其生卒时间而言，后人几无异议。戴良生于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五月十三日丑时，卒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十七日巳时。但是，对于戴良的死亡地点、过程和方式，则存有多种说法。而这在许多学者眼中关系到戴良的名节，不可不慎。 经过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关于戴良之死，归纳出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即戴良于洪武十六年病死于京师（金陵，今南京）寓舍。这种说法可谓最早。主此说者有： ⒈赵友同（1364—1418，字彦如，一作字彦和。）金华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徙居长洲。赵氏尝从宋濂游，与戴良有过交往。其《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四库本《九灵山房集》卷三十，后引此书只标卷数）云，戴良在京师时“一日感微疾，即为书谢诸亲旧，犹拳拳以忠孝大节为语。迨疾，亟召乐，谓曰：‘吾罪戾本深，赖圣恩宽贷，获保首领以死，念无报效，汝等幸自勉，以盖前人之諐，乃为贤子孙耳毕业 。’语毕，遂端坐卒于寓舍。” ⒉嘉靖《浦江县志》卷八十二载：“癸亥（1383）夏四月提举戴良卒于京师”并记叙当时情状：“语毕，遂端坐卒于寓舍。” ⒊戴思乐。思乐乃戴良次子。戴殿庆《浦阳建溪戴氏宗谱》[1]卷十六收录其《信三府君元配先妣赵宜人圹志》遗民，称：“先君以年老辞，不就仕。次年癸亥四月十七日巳时以疾卒于寓舍，乐奉柩火化，函殖东归。” 二是自裁说，即戴良被征召后于京师自杀身亡。此说影响最大，今人多从此说。主此说者有： ⒈钱谦益。其《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五）：“（戴良）忤旨待罪，次年四月卒于寓所，盖自裁也。”其《绛云楼书目》“戴良元灵山人集”条：“洪武召至京师，坚辞官职，遂自裁于旅舍。”[①] ⒉张廷玉等人。《明史》卷二八五载：戴良“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并解释其原因：朱元璋欲“官之”，而戴良以年老且有病为借口一再推辞，忤逆圣旨，于是被迫自杀。 ⒊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二记载戴良“不可而自裁，年六十七。”戴殿江等编《九灵山房集?年谱》于此说多有借鉴，其亦云：“四月十七日卒于寓舍，盖自裁也，或曰卒于狱。”黄氏虽然认为戴良死的地点有异，但对自裁这一点是确定的。 ⒋曾安世。其《九灵山房遗稿?校九灵山房遗稿题词》称戴良“濒九死不悔，以卒自裁。” ⒌潘锡恩。他为戴良作传，其《九灵山房集?戴九灵传》云：“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 ⒍穆彰阿等。其所编纂《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二载戴良“以老疾固辞，忤旨。踰年暴卒，盖自裁也。” ⒎曾廉。其所撰《元书》卷九十一称朱元璋欲官之，而戴良以老病固辞，“明年遂自药死”。 ⒏邓绍基。其主编《元代文学史》称戴良“次年自杀身亡。”[2] ⒐杨镰、李军等。杨氏《元代文学编年史》从《明史?文苑传》的说法，但只提及戴良是“暴卒”，并无强调“盖自裁”。也许杨先生是有意为之，但既然是从《明史》之说，故归于“自裁说”类。李军、施贤明点校戴良文集，嘉惠学林，其《戴良集序》[3]P6亦从自裁说。 ⒑刘昌润。今之学者中，刘先生较早关注戴良。其《戴良及其》称其“次年，自杀于狱。”[4] 三是瘐死说，即戴良在狱中因受刑、饥寒或疾病而死。主此说有： ⒈明代无名氏《九朝谈纂》卷一称，戴良被送至京师后，却又借机逃跑。朱元璋非常恼火，派人用铁丝将他的锁骨穿透，押解京城，折磨而死。此书采辑诸稗史。四库馆臣称此书“率多偏谬”。不过从这段文字亦可看出，明代民间对戴良之死的一些传说和议论。姑且备为一说。 ⒉朱彝尊。其《曝书亭记?戴良传》卷六三载朱元璋“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1383）四月，卒于狱。”他认为戴良因获罪下狱死。 ⒊鲍廷博。其重刊《九灵山房集》（乾隆36年本），序称戴良“不顾，屡避征辟，卒以瘐死。” ⒋阮元。其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戴良“不食明禄遗民，幽囚以死，终不易心。”[5] 四是其它说[②]，即对戴良之死含糊其辞、多说并存或付之阙如。约列如下： ⒈顾嗣立。其《元诗选?二集》卷二十二称戴良：“次年四月卒于寓舍，年六十七。”顾氏但云戴良死之时、地，并没有明确其死的方式。 ⒉杭世骏，为《九灵山房集》（乾隆36年本）作序，并提两种说法：“或云自裁于寓舍”，“或云瘐死于囹圄”，而不作详证。 ⒊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称戴良“以老疾固辞，卒。” ⒋纪昀。《九灵山房集提要》载戴良“次年四月卒于京师。” ⒌陈焯毕业 。其《宋元诗会》卷九十六云戴良“卒于寓舍。” ⒍一些目录书志或辞典。如《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称其“卒于寓舍，后人或云盖自裁也。”又乾隆敕《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载戴良被“召至京，辞不受职，卒于京。”又耿文光《万卷精华藏书楼书记?别集类十九》卷一二二记录戴良《九灵山房集》时，对杭世骏序所记的戴良之死作了按语。其曰：“本传曰自裁，朱传曰卒于寓舍，盖自裁也，或曰卒于狱。”再如张其淦《元八百遗民诗》称其“次年四月卒于寓所。”今人则有吴海林、李延沛编《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称其“终不愿出仕，后卒。”[6] ⒎王忠阁。其《版本源流考》称戴良“于次年四月卒于寓所。”[7] 戴良之死，记载不一。古人于此亦有所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康熙末年，曾安世曾重新整理《九灵山房遗稿》。他虽承认戴良“以卒自裁”，但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其曰： 所可疑者，明太祖能嘉王保保之为汉子，而卒不能容先生之洁身？岂当天下大定，犹虑先生才有可为，而不以容铁崖者容先生耶？抑本无死先生之心，特不欲有一人梗悉臣之化。 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朱元璋能褒奖誓与其抗争到底的元将王宝宝（又名扩廓帖木儿），更能容忍只是洁身退隐而对其无威胁力的戴良。其二，朱元璋并非惧怕戴良有所作为而将其杀害。其三，朱元璋并不想置戴良于死地，只是欲其服从王权之化。总之，朱元璋对戴良未必有必杀之心。 此外，全祖望则在《鲒埼亭集?外编?九灵山房记》卷一八进一步议论此事，其观点要通达一些。其曰：“其死不甚明。使其出于自裁，固为元毕命；即令以瘐死，亦为元也。九灵之大节不必果出于自裁，而要可信其为元也。”在这里，全氏不再坚持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对自裁说与瘐死说有所调和。 今人晏选军先生《戴良考论》认为戴良“以老疾固辞，忤旨，次年暴卒于狱中。”又列其根据如下：一是戴良在元亡后所作的诗文，往往心怀故国，慷慨激昂，尤其其自赞：“若乃处荣辱而不二，齐出处于一致，歌黍离麦秀之音遗民，咏剩水残山之句，则于二子盖庶几乎无愧。”以其心迹为证。二是认为赵友同虽为戴良撰墓志铭，但其时他正为明廷供职，且明初文网严密，故“其说难免有所忌讳。”[7] 从明初，经历清代到今人，歧说纷出，但真相只有一个，而实际上左右大家判断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民族主义的干扰，过于强调戴良的遗民身份和节行。清人多主张自裁说或瘐死说，当是感于明亡，故多推崇气节之士，尤其是对遗民事迹更为大加弘扬。他们带着情绪看待历史，很难摆脱其情感的左右。再加上戴良终身不仕明廷，且卒于京师，而朱元璋又向来“雄猜”，多杀士人，这便给了他们巨大的想象空间。二是文献匮乏的限制。今天，我们早已抛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可以较为客观地去还原历史。但是，历史已远，文献尘封。这让我们很难获得坚实的文献的佐证，于是不免听从清人之说，或付之阙如。即使有所考证，亦不免加入一些揣测或臆断。 1/2 1 2 下一页 尾页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