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球化从两个方面改变和塑造着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制度、规则和组织：一是通过时空的压缩赋予普通公民更大的参与政治与外交活动的空间、信息资源，二是通过跨国相互依赖的深化破解了外交领域的国家中心主义。这两个方面的全球化政治制约和分化了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垄断地位，赋予普通公民和民间外交以更大的活动能力和空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民间外交的价值和作用，从而适应全球化政治的挑战。
关键词 民间外交 全球化 相互依赖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5-0032-36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意味着两个方面：即将开始一种新游戏；老游戏的规则和基本概念不灵了，尽管人们想继续保留老游戏。[1] 贝克在这里所谓的老游戏指的是，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在这个游戏中，国家居于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以民族国家为界限，出现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领域。在前一个领域，国家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结构；而在后一个领域，国家作为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全体居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拥有垄断性的权力和地位。
世界政治的老游戏有其固定的制度和规则。如国家对特定领土的主权、主权的相互承认和外交、权力的垄断性，以及国家对公民的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力与福利保障等等。在这个制度框架下，游戏的组织也是固定甚至是唯一的，那就是具有法律主权地位的民族国家。贝克指出：这种简单的游戏就像国际象棋中的皇后，两个棋手拥有同一种棋子的走法和棋路。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和活动框架：政治变得没有边界和国籍，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追加的演员、新的角色、新的资源、生僻的规则、新的矛盾和冲突[2]
理解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
全球化这个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从学术界扩散为社会大众的公共话语。《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地球是扁平的》不仅是商界精英摆在案头的必读书，而且出现在北京过街天桥的盗版书地摊上。然而，在人人都讲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究竟是什么东西？全球化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多数人理解的全球化，就是一堆经济统计数据：全球贸易数量、跨国投资数量、国际金融流量等等。然而这些抽象的经济数字似乎距离人们的生活还相当遥远，当人们习惯
了街头的麦当劳、沃尔马以及可口可乐的口味之后，就会觉得全球化也不过如此。即使在国际问题研究界，除了专门介绍全球化理论的一小群人之外，全球化似乎也只是一个时髦的术语而已，国际政治依然是由国家主权、权力和利益组合而成的零和游戏。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热钱在全球流窜推动油价、粮价飙升，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一拖再拖，全球化在很多国家已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反全球化成为新的舆论和社会运动潮流。
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由贸易、投资和金融数据组成的经济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戴维赫尔德等人认为：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经济当然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除此之外全球的军事、技术、环境、移民、政治以及文化的流动模式也在塑造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过程。而且，这个大规模变革更新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一些国家、社会和社群日益卷入全球秩序，而其他的国家、社会和社群则逐渐边缘化。[3]
依据赫尔德等变革论者的看法，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4] 这个定义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流动；二是网络。流动展现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过程急剧加速的特征；网络体现了全球化冲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的制度结构。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我们可以为全球化的世界政治后果提供一个简洁的理解框架。
（一）时空压缩。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流动。当然这些要素的流动并非当代全球化的现象，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沟通亚欧大陆、以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但是在张骞、阿拉伯商人、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时代，这些要素的流动的强度、速度是很低的，一头骆驼背负的丝绸到了欧洲需要几年的时间；要素流动的广度和影响也十分有限，因此价格昂贵的东方丝绸只能少数的王公贵族才能享受。因此，当代的全球化区别于历史上的要素流动，关键就在于当代各种要素的流动强度、速度、广度和影响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在现代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全球化真正实现了物质、信息、人员基本上共时性的全球流动。加勒比海湾的一场飓风直接影响到上海商品交
易所的成品油期货价格，苏丹南部沙漠的部族冲突成为干扰北京奥运会的一个问题；布拉德皮特的老婆安吉莉娜朱莉生了一对龙凤胎，这条消息会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短信传给身处乌拉布通大草原深处的你。全球化区别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全球人，他生活的每时每刻都与全球相关联，全球任何时刻、任何地点发生的事态都与他的日常生活相关；另一种是地方人，他的生活空间与认知范围不超过方圆100公里。[5]
全球人不仅是一种生活形态，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形态，全球人的生活形态会通过某种方式影响世界政治的运作形态。比如身居美国中西部某个小镇的普通居民，在地方人的生活中根本不会接触到与中国有关的东西，中国只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国度，与他或她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于是他或者她不会对中美关系有直观的见解。如今，当全球化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每周去沃尔马超市购物的时候都躲不开Made in China的标签的时候，中国就进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中美关系理解和看法就会大不相同。这种细小而微妙的变化造就了当前中美经贸领域众多摩擦和冲突的社会背景。 #p#分页标题#e#
全球化推动的物质、信息、人员的加速流动使得被地理空间与民族国家隔绝的世界政治日益融合在一起，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时空压缩。[6] 在时空压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国家以及作为其代表的政府官员失去了外交的绝对垄断权。信息流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加速扩散，普通公众也能够在几乎同步的状态下获取来自遥远地域的信息，与此同时，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反应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手段向全球传播。18世纪欧洲古典国际关系时期的宫廷政治、秘密外交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变得难以想象，各国外交官在处理一项国际事务的同时往往处在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中。
（二）相互依赖。作为要素跨越地理空间与时间流动的后果，赫尔德认为，全球化在制度层面形成了独立能动者之间有规则的或者模式化的交往、活动网络。[7] 在这个网络中的独立能动者已不仅是国家，而且包括了跨国公司、国际公民运动、非政府组织、宗教、跨国毒品交易、跨国恐怖主义等一系列跨国行为体。他们通过密切的、有规则的、模式化的互动形成了一系列的跨越国界的共同体，各种利益关系纵横交错、相互依赖，编织成一张复杂的网络。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中，国家已经很难发挥其法理上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失去其主权的独立，而且在国内政治中也很难维持其绝对的权威。全球化时代的主权是一种在
复杂的跨国网络政治中讨价还价的机制，而不是一种有明确领土界限的藩篱。[8]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模式，其特征表现为：
a.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包括政府精英、非政府精英、跨国组织之间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联系；
b.国家间关系的议程没有明确的或固定的等级之分；
c.武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下降。[9]
他们所描述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基本符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政治的特点。然而，这两位作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把自己的逻辑坚持到底。他们看到了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实际上打破了国家的完整性，但依然把相互依赖看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他们认为不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谁能够左右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的时候，[10] 他们事实上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范式。
相互依赖的实质是非国家的跨国行为体之间互动。相互依赖的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抽象的作为整体的国家（及其政府），而是社会中的企业、集团和个人。伴随着跨越国界的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员的交往和流动，在相互依赖的国家内部必然形成某种跨国性的利益共存结构，这种利益结构会打破国家主权和利益单一性和完整性，并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对国家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产生影响。
相互依赖分解了国家的权力，也改变了权力运行的方式。国家间的多渠道联系、问题领域的分化打破了权力和国家利益的整体性，并且使国际政治中的总体权力结构解体。在这种状况下，权力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权力的结构更加分散化，权力的运行更加复杂化。
首先，跨国行为体分解并重新塑造了权力结构和国家利益。相互依赖的形成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而是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跨国交往的产物。国家间的贸易、金融、投资、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的主体不是作为整体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代表国家的政府，而是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不仅推动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发生和深化，而且也成为权力结构和国家利益的塑造者。
其次，问题领域的分化使权力的转换能力下降。权力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资源（能力）和行为（结果）两层意义。资源是行为的基础，但资源只是一种潜在的权力，在变成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11] 现实主义假定大国凭借自己的总体权力优势，总是在国家间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决定国际争端的解决。然而，在相
互依赖模式中，国家所面临的对外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广泛和多元化，传统上默认的资源与行为、能力与结果之间的逻辑链条发生了断裂。国家在军事领域拥有的权力无法在能源、环境、经贸等领域发挥作用，国家的总体权力优势也不能保证在一切领域都能得到体现，强国在与弱国的争端中并不总是赢家。
因此，相互依赖的国家间政治更多地表现为政策互动基础上的讨价还价过程。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这个过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罗伯特帕特南所言的双层博弈模式：很多国际谈判中的政治是在两张桌子上进行的。在一张桌子周围挤满了国内利益集团，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向政府施加压力，政治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会有意地与某些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在另一张桌子上，政治家和外交官代表国家竭尽全力地与其它国家讨价还价，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12] 这两张桌子上的讨价还价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任何决策者都无法偏废其中的一个。
重视民间外交的战略价值
全球化通过时空压缩赋予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的能力，又通过相互依赖制约国家的政治自主性，这两个方面都要求人们更加重视民间外交的战略价值。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暴力打砸抢事件之后，西方社会和某些国家掀起了一轮利用奥运对中国施加人权压力的高潮，对中国外交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时候，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自发地组织起来，通过集会游行、舆论宣传、护卫火炬、抵制家乐福等方式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奥运的精神。
2008年4月，中国民众通过互联网呼吁抵制家乐福的事件给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民间外交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拉萨事件由于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在法国民众中引起对中国的误解，法国民众的情绪通过某些人权组织对法国政府施加了压力，这个压力通过法国政府传导给中国政府。当中国政府面临外交压力的时候，中国民众感到被羞辱，于是动员起来抵制法国企业家乐福，迫使法国政府不得不向在巴黎受到藏独分子惊扰的中国火炬手道歉。
分析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围绕西藏、奥运火炬和家乐福等一连串事件的外交参与者并不是中国与法国两个国家，而是中国政府、中国民众、中国媒体、家乐福（法国跨国公司）、法国媒体、法国民众、法国政府等众多角色。参与外交的新角色在增加，政府不再是垄断外交权力的唯一行为者；外交活动的空间在扩展，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政府不得不在众多新角色编织成的网络中寻找内政与外交的平衡，这正是全
球化政治的典型形态。 #p#分页标题#e#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中，2008年中法关系出现的全球化政治并不是孤立的现象，相同的场面在2004-05年的中日关系以及中美关系中已多次出现过，未来也将不断呈现。事实上，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大变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困惑。韩国新任总统李明博上台后，为了加快美韩自由贸易区协定在美国国会的批准过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决定重新开放美国牛肉的进口，却因此引发了一场执政危机。大量的韩国农民聚集在首尔街头抗议，李明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刚刚组建的内阁不得不进行改组。
全球化已经造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活动空间和活动框架，新的演员、新的角色、新的资源、新的制度、新的规则以及新的矛盾和冲突已摆在世界各国面前，那么如何适应挑战呢？
首先，对人权的尊重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权力资源。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论是洛克的契约论还是卢梭的公意论，都把公民权利的让渡或者共同的认可作为国家权力的最终源泉。换而言之，国家的对内统治和对外交往行为是作为公民权利和意志的代表来展开的。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公民具备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独立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和资源，过去局限在各个国家领土之内的公民现在变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13] 这就逼迫世界各国政府重新认识自身本来的定位。国家只是人民的公仆、公共权力的代理人，而不是公权的所有人，因此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国家也必须接受公民个人权利的表达。一个在内政与外交中都尊重人权的国家必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其次，民间外交的活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发展通常都会产生一个市场失效、政府无能的公共领域，在客观上需要公民社会来填补。全球化在赋予民众参与外交事务能力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国际公民社会的空间，如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国际人权组织、扶贫援助与发展组织、宗教和价值观组织、文化保护与交流组织等等。在这些领域，政府的力量很难得到认可和施展，就需要交给民间组织来处理。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面临的国际竞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单靠政府的力量已不能满足外交工作的需要，因此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外交必然会提升国家的战略能力。
最后，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良性的伙伴关系。发挥民间外交活力的核心是如何让社会力量参与到外交领域，而关键在于如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听任社会力量自行其是、放任自流是不行的，因
为公众的行为不一定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而试图将社会力量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是不可能的，失去自主性和主动性的民间外交必然会失去其活力。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对民间外交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通过资金、智力和技能培训的方式逐步影响和塑造社会力量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方面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基金会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14]
注释：
[1]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蒋仁祥、胡颐译：《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 同上。
[3]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学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4] 同上，第22页。
[5] [法]雅克阿达著，何竟等译：《经济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6]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
[7]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学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23页。
[8] Robert Keohane, Hobbes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Sovereignty in Interantional Society, in H. H. Holm and G. Sorenson eds., Whose World Ord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9]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1页。
[10] [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283页；Michael Suhr, Robert O.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1997, p.93.
[11] 关于权力转换力的论述，参见[美]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164-165页。
[12]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Charles Lipson Benjamin J. Cohen eds., Theory and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p. 354.
[13]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蒋仁祥、胡颐译：《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第66页。
[14]中国要有强大民间外交力量，载《环球时报》2008年4月23日。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08年7月
摘 要 全球化从两个方面改变和塑造着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制度、规则和组织：一是通过时空的压缩赋予普通公民更大的参与政治与外交活动的空间、信息资源，二是通过跨国相互依赖的深化破解了外交领域的国家中心主义。这两个方面的全球化政治制约和分化了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垄断地位，赋予普通公民和民间外交以更大的活动能力和空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民间外交的价值和作用，从而适应全球化政治的挑战。
关键词 民间外交 全球化 相互依赖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5-0032-36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意味着两个方面：即将开始一种新游戏；老游戏的规则和基本概念不灵了，尽管人们想继续保留老游戏。[1] 贝克在这里所谓的老游戏指的是，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在这个游戏中，国家居于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以民族国家为界限，出现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领域。在前一个领域，国家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结构；而在后一个领域，国家作为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全体居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拥有垄断性的权力和地位。
世界政治的老游戏有其固定的制度和规则。如国家对特定领土的主权、主权的相互承认和外交、权力的垄断性，以及国家对公民的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力与福利保障等等。在这个制度框架下，游戏的组织也是固定甚至是唯一的，那就是具有法律主权地位的民族国家。贝克指出：这种简单的游戏就像国际象棋中的皇后，两个棋手拥有同一种棋子的走法和棋路。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和活动框架：政治变得没有边界和国籍，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追加的演员、新的角色、新的资源、生僻的规则、新的矛盾和冲突[2]
理解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
全球化这个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从学术界扩散为社会大众的公共话语。《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地球是扁平的》不仅是商界精英摆在案头的必读书，而且出现在北京过街天桥的盗版书地摊上。然而，在人人都讲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究竟是什么东西？全球化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多数人理解的全球化，就是一堆经济统计数据：全球贸易数量、跨国投资数量、国际金融流量等等。然而这些抽象的经济数字似乎距离人们的生活还相当遥远，当人们习惯
了街头的麦当劳、沃尔马以及可口可乐的口味之后，就会觉得全球化也不过如此。即使在国际问题研究界，除了专门介绍全球化理论的一小群人之外，全球化似乎也只是一个时髦的术语而已，国际政治依然是由国家主权、权力和利益组合而成的零和游戏。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热钱在全球流窜推动油价、粮价飙升，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一拖再拖，全球化在很多国家已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反全球化成为新的舆论和社会运动潮流。
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由贸易、投资和金融数据组成的经济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戴维赫尔德等人认为：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经济当然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除此之外全球的军事、技术、环境、移民、政治以及文化的流动模式也在塑造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过程。而且，这个大规模变革更新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一些国家、社会和社群日益卷入全球秩序，而其他的国家、社会和社群则逐渐边缘化。[3]
依据赫尔德等变革论者的看法，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4] 这个定义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流动；二是网络。流动展现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过程急剧加速的特征；网络体现了全球化冲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的制度结构。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我们可以为全球化的世界政治后果提供一个简洁的理解框架。
（一）时空压缩。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流动。当然这些要素的流动并非当代全球化的现象，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沟通亚欧大陆、以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但是在张骞、阿拉伯商人、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时代，这些要素的流动的强度、速度是很低的，一头骆驼背负的丝绸到了欧洲需要几年的时间；要素流动的广度和影响也十分有限，因此价格昂贵的东方丝绸只能少数的王公贵族才能享受。因此，当代的全球化区别于历史上的要素流动，关键就在于当代各种要素的流动强度、速度、广度和影响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在现代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全球化真正实现了物质、信息、人员基本上共时性的全球流动。加勒比海湾的一场飓风直接影响到上海商品交
易所的成品油期货价格，苏丹南部沙漠的部族冲突成为干扰北京奥运会的一个问题；布拉德皮特的老婆安吉莉娜朱莉生了一对龙凤胎，这条消息会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短信传给身处乌拉布通大草原深处的你。全球化区别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全球人，他生活的每时每刻都与全球相关联，全球任何时刻、任何地点发生的事态都与他的日常生活相关；另一种是地方人，他的生活空间与认知范围不超过方圆100公里。[5]
全球人不仅是一种生活形态，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形态，全球人的生活形态会通过某种方式影响世界政治的运作形态。比如身居美国中西部某个小镇的普通居民，在地方人的生活中根本不会接触到与中国有关的东西，中国只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国度，与他或她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于是他或者她不会对中美关系有直观的见解。如今，当全球化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每周去沃尔马超市购物的时候都躲不开Made in China的标签的时候，中国就进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中美关系理解和看法就会大不相同。这种细小而微妙的变化造就了当前中美经贸领域众多摩擦和冲突的社会背景。 #p#分页标题#e#
全球化推动的物质、信息、人员的加速流动使得被地理空间与民族国家隔绝的世界政治日益融合在一起，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时空压缩。[6] 在时空压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国家以及作为其代表的政府官员失去了外交的绝对垄断权。信息流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加速扩散，普通公众也能够在几乎同步的状态下获取来自遥远地域的信息，与此同时，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反应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手段向全球传播。18世纪欧洲古典国际关系时期的宫廷政治、秘密外交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变得难以想象，各国外交官在处理一项国际事务的同时往往处在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中。
（二）相互依赖。作为要素跨越地理空间与时间流动的后果，赫尔德认为，全球化在制度层面形成了独立能动者之间有规则的或者模式化的交往、活动网络。[7] 在这个网络中的独立能动者已不仅是国家，而且包括了跨国公司、国际公民运动、非政府组织、宗教、跨国毒品交易、跨国恐怖主义等一系列跨国行为体。他们通过密切的、有规则的、模式化的互动形成了一系列的跨越国界的共同体，各种利益关系纵横交错、相互依赖，编织成一张复杂的网络。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中，国家已经很难发挥其法理上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失去其主权的独立，而且在国内政治中也很难维持其绝对的权威。全球化时代的主权是一种在
复杂的跨国网络政治中讨价还价的机制，而不是一种有明确领土界限的藩篱。[8]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模式，其特征表现为：
a.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包括政府精英、非政府精英、跨国组织之间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联系；
b.国家间关系的议程没有明确的或固定的等级之分；
c.武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下降。[9]
他们所描述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基本符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政治的特点。然而，这两位作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把自己的逻辑坚持到底。他们看到了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实际上打破了国家的完整性，但依然把相互依赖看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他们认为不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谁能够左右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的时候，[10] 他们事实上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范式。
相互依赖的实质是非国家的跨国行为体之间互动。相互依赖的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抽象的作为整体的国家（及其政府），而是社会中的企业、集团和个人。伴随着跨越国界的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员的交往和流动，在相互依赖的国家内部必然形成某种跨国性的利益共存结构，这种利益结构会打破国家主权和利益单一性和完整性，并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对国家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产生影响。
相互依赖分解了国家的权力，也改变了权力运行的方式。国家间的多渠道联系、问题领域的分化打破了权力和国家利益的整体性，并且使国际政治中的总体权力结构解体。在这种状况下，权力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权力的结构更加分散化，权力的运行更加复杂化。
首先，跨国行为体分解并重新塑造了权力结构和国家利益。相互依赖的形成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而是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跨国交往的产物。国家间的贸易、金融、投资、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的主体不是作为整体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代表国家的政府，而是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不仅推动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发生和深化，而且也成为权力结构和国家利益的塑造者。
其次，问题领域的分化使权力的转换能力下降。权力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资源（能力）和行为（结果）两层意义。资源是行为的基础，但资源只是一种潜在的权力，在变成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11] 现实主义假定大国凭借自己的总体权力优势，总是在国家间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决定国际争端的解决。然而，在相
互依赖模式中，国家所面临的对外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广泛和多元化，传统上默认的资源与行为、能力与结果之间的逻辑链条发生了断裂。国家在军事领域拥有的权力无法在能源、环境、经贸等领域发挥作用，国家的总体权力优势也不能保证在一切领域都能得到体现，强国在与弱国的争端中并不总是赢家。
因此，相互依赖的国家间政治更多地表现为政策互动基础上的讨价还价过程。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这个过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罗伯特帕特南所言的双层博弈模式：很多国际谈判中的政治是在两张桌子上进行的。在一张桌子周围挤满了国内利益集团，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向政府施加压力，政治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会有意地与某些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在另一张桌子上，政治家和外交官代表国家竭尽全力地与其它国家讨价还价，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12] 这两张桌子上的讨价还价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任何决策者都无法偏废其中的一个。
重视民间外交的战略价值
全球化通过时空压缩赋予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的能力，又通过相互依赖制约国家的政治自主性，这两个方面都要求人们更加重视民间外交的战略价值。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暴力打砸抢事件之后，西方社会和某些国家掀起了一轮利用奥运对中国施加人权压力的高潮，对中国外交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时候，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自发地组织起来，通过集会游行、舆论宣传、护卫火炬、抵制家乐福等方式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奥运的精神。
2008年4月，中国民众通过互联网呼吁抵制家乐福的事件给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民间外交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拉萨事件由于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在法国民众中引起对中国的误解，法国民众的情绪通过某些人权组织对法国政府施加了压力，这个压力通过法国政府传导给中国政府。当中国政府面临外交压力的时候，中国民众感到被羞辱，于是动员起来抵制法国企业家乐福，迫使法国政府不得不向在巴黎受到藏独分子惊扰的中国火炬手道歉。
分析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围绕西藏、奥运火炬和家乐福等一连串事件的外交参与者并不是中国与法国两个国家，而是中国政府、中国民众、中国媒体、家乐福（法国跨国公司）、法国媒体、法国民众、法国政府等众多角色。参与外交的新角色在增加，政府不再是垄断外交权力的唯一行为者；外交活动的空间在扩展，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政府不得不在众多新角色编织成的网络中寻找内政与外交的平衡，这正是全
球化政治的典型形态。 #p#分页标题#e#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中，2008年中法关系出现的全球化政治并不是孤立的现象，相同的场面在2004-05年的中日关系以及中美关系中已多次出现过，未来也将不断呈现。事实上，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大变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困惑。韩国新任总统李明博上台后，为了加快美韩自由贸易区协定在美国国会的批准过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决定重新开放美国牛肉的进口，却因此引发了一场执政危机。大量的韩国农民聚集在首尔街头抗议，李明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刚刚组建的内阁不得不进行改组。
全球化已经造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活动空间和活动框架，新的演员、新的角色、新的资源、新的制度、新的规则以及新的矛盾和冲突已摆在世界各国面前，那么如何适应挑战呢？
首先，对人权的尊重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权力资源。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论是洛克的契约论还是卢梭的公意论，都把公民权利的让渡或者共同的认可作为国家权力的最终源泉。换而言之，国家的对内统治和对外交往行为是作为公民权利和意志的代表来展开的。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公民具备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独立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和资源，过去局限在各个国家领土之内的公民现在变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13] 这就逼迫世界各国政府重新认识自身本来的定位。国家只是人民的公仆、公共权力的代理人，而不是公权的所有人，因此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国家也必须接受公民个人权利的表达。一个在内政与外交中都尊重人权的国家必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其次，民间外交的活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发展通常都会产生一个市场失效、政府无能的公共领域，在客观上需要公民社会来填补。全球化在赋予民众参与外交事务能力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国际公民社会的空间，如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国际人权组织、扶贫援助与发展组织、宗教和价值观组织、文化保护与交流组织等等。在这些领域，政府的力量很难得到认可和施展，就需要交给民间组织来处理。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面临的国际竞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单靠政府的力量已不能满足外交工作的需要，因此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外交必然会提升国家的战略能力。
最后，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良性的伙伴关系。发挥民间外交活力的核心是如何让社会力量参与到外交领域，而关键在于如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听任社会力量自行其是、放任自流是不行的，因
为公众的行为不一定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而试图将社会力量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是不可能的，失去自主性和主动性的民间外交必然会失去其活力。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对民间外交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通过资金、智力和技能培训的方式逐步影响和塑造社会力量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方面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基金会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14]
注释：
[1]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蒋仁祥、胡颐译：《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 同上。
[3]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学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4] 同上，第22页。
[5] [法]雅克阿达著，何竟等译：《经济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6]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
[7]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学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23页。
[8] Robert Keohane, Hobbes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Sovereignty in Interantional Society, in H. H. Holm and G. Sorenson eds., Whose World Ord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9]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1页。
[10] [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283页；Michael Suhr, Robert O.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1997, p.93.
[11] 关于权力转换力的论述，参见[美]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164-165页。
[12]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Charles Lipson Benjamin J. Cohen eds., Theory and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p. 354.
[13]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蒋仁祥、胡颐译：《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第66页。
[14]中国要有强大民间外交力量，载《环球时报》2008年4月23日。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