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儿，“协调”了一百六十三次，这不是奇闻，而是全国政协委员许明金的“吐槽”――“建一保障房，供水供电没人管，协调会开了一百六十三次。会有人开，饭有人吃，开完会后拍拍屁股走人，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件事，许明金在两会上讲过，也给有关领导写过三次信，但“均无回复”。什么道理呢？也许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大家都已“麻木”了；也许按照惯例，要解决这“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的问题，本身就要再开“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才行呢！ 这“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网友说是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是“懒政”典型，天天在那里“踢皮球”。其实来开这“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的“有关方面”，也有自己的道理，比如没有“好处”，所以退避三舍，谁也不沾“湿面粉”；比如“事不关己”，所以高高挂起，谁也不肯跨前一步；又比如“一个巴掌拍不响”，大家都作壁上观，咱也不要做出头椽子，总之是“不管”，说它是官僚作风，一点也没错。 上一个项目，需要二十七个衙门点头，谁都要“批”，谁的手也闲不住，这就不是“不管”的“懒政”，而是样样要“管”的“勤政”了。李总理说了一桩“奇闻”，小小一条渔船的命名，也要政府部门层层“核定”，直至“顶层”一级才能放行。听一听总理讲的“故事”，再想一想那张一个项目上马，要跑二十个厅局五十三个处室、盖一百零八个图章、耗时七百九十九个审批工作日的“长征图”，以及老百姓办个准生证，竟惊动了十一个部门敲了三十四个章这样的“并非故事”，这种“千手观音”的“管”，难道不是同“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的“不管”一样值得叹息吗？ 围绕一个“管”字，已经有了不少的新闻――某市市长天天工作到深夜两点才躺下，因为一天平均要批十五斤文件，桌上还堆积如山；一个并不“强力”的厅局，年底一结账，竟开了一千零八十六个会，哪有时间再来走基层？有的地级市光政府一家，就设了十六个副秘书长！市长一天要批十五斤公文，机关一年要开上千个会，政府要“管”的事，要开的“协调会”，数也数不清，没有三头六臂真不行，没有十六个副秘书长真是应付不过来呵！当然还有这样的“奇闻”：某省一个厅官，兼任了三十八个领导小组、协调机构的职务，不知道他参加过那“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没有？据这个省公布，这样的“协调机构”，在该省层面上现有二百六十六个之多！相信这二百六十六个协调机构大多是“勤政”的，是天天在那里忙得很的，像开了“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仍然不了了之的只是少数，但这个官员头上的三十八顶乌纱，以及一省的数百个“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毕竟折射出了我们“管”得过多甚至过死的体制弊病呵！ 官僚主义是一种坏作风，它的背后必然是体制问题。“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的推诿塞责，似乎算这一种；另一条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二十七个衙门管一个企业”又似乎属于这一类。我们还是要着眼于体制因素，着力于制度改革，这个根源不除，“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就会开了又开，再好的官员也会发生蜕变。“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道大题目，并不只是“审批”的“并联加快”，也不只是权力的上下分解，而是要把应该“放”的那些权力“还给”市场、企业和社会，这才是对官僚主义的成因动“真格”。 【原载2014年4月18日《解放日报・评论》】 插图/“云”深不知处/刘志永
一件事儿，“协调”了一百六十三次，这不是奇闻，而是全国政协委员许明金的“吐槽”――“建一保障房，供水供电没人管，协调会开了一百六十三次。会有人开，饭有人吃，开完会后拍拍屁股走人，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件事，许明金在两会上讲过，也给有关领导写过三次信，但“均无回复”。什么道理呢？也许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大家都已“麻木”了；也许按照惯例，要解决这“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的问题，本身就要再开“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才行呢！ 这“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网友说是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是“懒政”典型，天天在那里“踢皮球”。其实来开这“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的“有关方面”，也有自己的道理，比如没有“好处”，所以退避三舍，谁也不沾“湿面粉”；比如“事不关己”，所以高高挂起，谁也不肯跨前一步；又比如“一个巴掌拍不响”，大家都作壁上观，咱也不要做出头椽子，总之是“不管”，说它是官僚作风，一点也没错。 上一个项目，需要二十七个衙门点头，谁都要“批”，谁的手也闲不住，这就不是“不管”的“懒政”，而是样样要“管”的“勤政”了。李总理说了一桩“奇闻”，小小一条渔船的命名，也要政府部门层层“核定”，直至“顶层”一级才能放行。听一听总理讲的“故事”，再想一想那张一个项目上马，要跑二十个厅局五十三个处室、盖一百零八个图章、耗时七百九十九个审批工作日的“长征图”，以及老百姓办个准生证，竟惊动了十一个部门敲了三十四个章这样的“并非故事”，这种“千手观音”的“管”，难道不是同“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的“不管”一样值得叹息吗？ 围绕一个“管”字，已经有了不少的新闻――某市市长天天工作到深夜两点才躺下，因为一天平均要批十五斤文件，桌上还堆积如山；一个并不“强力”的厅局，年底一结账，竟开了一千零八十六个会，哪有时间再来走基层？有的地级市光政府一家，就设了十六个副秘书长！市长一天要批十五斤公文，机关一年要开上千个会，政府要“管”的事，要开的“协调会”，数也数不清，没有三头六臂真不行，没有十六个副秘书长真是应付不过来呵！当然还有这样的“奇闻”：某省一个厅官，兼任了三十八个领导小组、协调机构的职务，不知道他参加过那“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没有？据这个省公布，这样的“协调机构”，在该省层面上现有二百六十六个之多！相信这二百六十六个协调机构大多是“勤政”的，是天天在那里忙得很的，像开了“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仍然不了了之的只是少数，但这个官员头上的三十八顶乌纱，以及一省的数百个“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毕竟折射出了我们“管”得过多甚至过死的体制弊病呵！ 官僚主义是一种坏作风，它的背后必然是体制问题。“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的推诿塞责，似乎算这一种；另一条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二十七个衙门管一个企业”又似乎属于这一类。我们还是要着眼于体制因素，着力于制度改革，这个根源不除，“一百六十三次协调会”就会开了又开，再好的官员也会发生蜕变。“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道大题目，并不只是“审批”的“并联加快”，也不只是权力的上下分解，而是要把应该“放”的那些权力“还给”市场、企业和社会，这才是对官僚主义的成因动“真格”。 【原载2014年4月18日《解放日报・评论》】 插图/“云”深不知处/刘志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