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太平天国是个诗歌的国度，这话也对也不对。
说对，是因为这个短命王国上至天王洪秀全，下至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人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诗作”，一直“在高天享福”、只在前期偶尔附在东王、西王身上“光临”一趟凡间的天父天兄，也赫然留下许多“诗歌作品”，甚至，虚岁不过十六、文化程度最多扫盲班毕业的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清军俘虏、凌迟处死当天，还一口气作诗三首，送给刚结识不久、曾一路押送他的清方小官“唐哥哥”——尽管这三首诗其实不过把前几天旧作照抄一遍，但那些旧作好歹也是他本人写的。
说不对，则是因为诗歌虽多，却“重质不重量”，慢说“艺术品位”甚不讲究，就连文从字顺、朗朗上口的也着实不多，就拿洪秀全本人来说吧，一本《天父诗》洋洋五百首，能读懂一半的只怕也没几个，他族弟洪仁玕那些塞满了飞沙走石的七绝、七律，在清末文人中充其量算得及格水平，但就“综合艺术水准”看，说是“太平天国第一诗人”也不为过（当然会有人捧出石达开，这位的诗名早在他还健在时便传到清方大员耳中，大约功底不错，无如这位翼王五千岁刨去梁启超、高天梅之流伪托的赝品，“正版原创”不过一两首，只能说不过不失，如此少的参照物，实在难以评估其水准）。
（《太平天国诗文抄》上下册，图片源自网络）
《天父诗》虽然是正规出版物，但主要是写给后宫的“娘娘”们看的；洪仁玕的“个人诗集”——《军次实录》也公开出版，不过看的人恐怕更少（另一个据说也写过几首诗的“非主流诗人”李秀成就说，洪仁玕写的书他“皆不屑看”，这当然也包括诗了），关键是，当时太平天国军民和清朝军民，都存在文化程度有限、识字率不高的问题，诗集什么的，他们只怕读了也印象不深。
因此对大多数太平天国人而言，日常接触最多的诗歌，只怕是无处不在的“墙头诗歌”了。
所谓“墙头诗歌”，就是太平天国官员、衙署、将帅们到处散发、张贴，可以在衙署或通衢墙头“围观”的韵文体作品，包括诏旨、檄文、布告之类。
“墙头诗歌”涉及的范围很广，太平天国几乎无一人可避开其“文化覆盖”。如人手一本的《颁行历书》，1858年的版本扉页上，就有洪秀全的《天历四十年一斡旋诏》，劈头就是八句七言韵文“天父上帝太平天，太平天国万万年，天国天历无穷尽，四十年加诏在前。兹据玕胞恳裁定，诏每四十年斡旋，斡年每月念八日，节气平匀义更全”，只要查日期，就躲不开这首“圣诗”；1857年石达开和洪秀全矛盾激化，离开天京远征，出发前在多处张贴告示，阐明远征原因，全文从“为沥剖血陈，谆谕众军民”到“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共三十二句、十六韵、一百六十字，是一首一韵到底的五言诗。
低级官员、将领的“墙头诗歌”也为数众多，1854年写在湖南某地的“各安恒业晓谕”，全篇为四言韵文，发布者是殿左五指挥曾某；辛酉十一年（1861年）九月十六日写在浙江诸暨红桥宣和街宣和会馆墙上的五言韵文告示，全文二十八句、一百二十五字，同样一韵到底，发布人应为天将、掌率之类中高级官员；甲子（1864）年七月写在四川合江县进宝乡月台山村肖某家中墙上的“太平天国张贴”告示，全文十四句，五十六字，为四言韵文，发布者是打着石达开“王爷”旗号的太平天国“翼殿”残部，此时石达开已死去一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也刚被湘军攻破，这些无家可归的“野长毛”奔波流亡之余，却还能好整以暇地把告示写成整整齐齐的韵文，足见“墙头诗歌”传统，对太平天国官兵的影响，已深入到何等程度。
虽然洪秀全极力想把他的“天国”，描绘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无根由也无传承的“天降国度”，但头脑稍稍正常的人都会明白，天下之大，绝不会有这种毫无来由或基因传递的“果实”，太平天国本身固然是如此，它的一切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也同样不能例外。太平天国弥漫的“墙头诗歌”风俗，自然也不可能是偶然的。
造成“墙头诗歌”泛滥的最大原因，是洪秀全等领导人的“传帮带”作用。
洪秀全本人是塾师出身，编写韵文对他而言并不困难。在他读了基督教著作、立志从事传教生涯后，曾编写了许多传教手抄本，目前发现的最早期作品，如《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几乎都是韵文或准韵文，且通俗易懂。韵文朗朗上口，容易诵记，即便是不甚识字者，多听几遍也能记住个大概，当年不论佛道教或“洋教”，甚至那些被朝廷明令严禁的“邪教”，多喜欢用通俗韵文传播教义，这种习惯，在某些海外华人传教圈里，甚至一直保持至今，且尤以两广为甚。立国之初，洪秀全所颁布的诏旨，很多都是完整的七言韵文，如流传下来的“地震诏”、“永安破围诏”、“欢喜踊跃齐向前诏”，都是七言、四韵、八句的韵文诗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堂堂天王如此，大小文武自然要竭力模仿一番。
其实“墙头诗歌”并非“长毛贼”的独门专利，率先用这一招的，是他们的政治敌人清廷。
最喜欢给老百姓做政治报告的清朝皇帝，非雍正莫属，他即位第二年（1724年），就颁布《圣谕广训》十六篇，让天下诵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十六篇《圣谕广训》且被列为“高考题”，成为科举必考科目。这十六篇《圣谕广训》系骈体文言文，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诵读固然不难，普通老百姓、半文盲和文盲们则只能不知所云，因此雍正特意再发指示，让各地地方官把他认为最重要的“黜异端以崇正学”等篇翻译成“通俗汉语”，以便在市井流传，而这些“通俗版圣谕广训”所用的体裁，恰是四言韵文。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春，太平军定都南京，上海小刀会也跃跃欲试，上海县令袁祖德在县衙门外墙上张贴的，正是一篇四言韵文：“众志本城，御患第一；现居守望，巡防匪徒。户出一丁，务各协力；同声相应，登时齐集。即遇匪徒，何难擒截；既保身家，又卫乡邑。有备无虞，共期乐业；良法在此，遵行勿忽”，而据时人记载，和“县太爷”大唱反调的小刀会众，经常把冒名太平天国的“山寨告示”贴出来，和清方韵文打对台，这些“山寨告示”，同样是通俗韵文。
太平军的劲敌——湘军，创办人是曾国藩。翰林出身的曾国藩谙熟文书体例，又是桐城派古文名家，但他用于给士卒作“思想教育”、“政治动员”和“练兵动员”的文告，却都是长篇七言韵文，如《爱民歌》、《解散歌》、《水路得胜歌》等，直到北洋时代还被军阀们用来当练兵教材。
太平军中的骨干原本都是整天看官家韵文告示的“市井乡愚”，许多且和会党、帮派有关，日常接触最多的衙门文书，正是这些韵文告示。这些人一旦从“见衙门的”变成“坐衙门”的，从看衙门告示变成贴衙门告示，得心应手的，自然也多半是平素看惯了的“墙头诗歌”体。
事实上，“高贵大气上档次”的官方文告，自魏晋起便是雅驯的骈文或半骈文，且代拟官方文书也是科举的必修课，洪秀全、冯云山等考过科举的读书人对此是不陌生的，太平军势力壮大，衙门里开始充斥自愿或不自愿、谙熟文牍体例的“先生”后，较正规的文告，也大量用骈文、半骈文替代“墙头诗歌”体，其中最突出的是杨秀清、萧朝贵，在金田团营时还到处题诗的“天兄”，在攻克第一座城市——广西永安州后，联衔发布的三篇著名檄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就都采用了半骈文体，而摒弃了“墙头诗歌”体。1856年天京事变后，蛰伏多年未公开发布诏旨的洪秀全重新“出山”，此后经常一日一诏、甚至一日几诏，所用文体，也主要是半骈文。
然而洪秀全的“诏旨骈文化”只进行了半截：或许是出于对“墙头诗歌”体的偏爱，他后期的诏旨往往先用“墙头诗歌体”概括一番，再用半骈文体详述。这样做的好处，是只读短小的韵文部分，也可知道诏旨要义，对不耐烦诵读天王难懂“天话”的人而言，显然是一种福音——后来这些韵文也越写越难懂，则是另一回事。
不仅如此，洪秀全似乎还把诏旨韵文化当作一种“特殊本领”敝帚自珍。戊午八年（1858年），他写了一道长达一百七十四句，一千多字的诏旨，其中除不到十句的散句外，通篇都是七言韵文。
很显然，堂堂天王的“文牍改革”不过改了个半吊子，那些小官、小小官，或名义上是官实则啥也不是的“天朝大员”，自然也仍会抱着“墙头诗歌”体不放——毕竟，这种看上去整整齐齐、念起来朗朗上口的东西，在他们和许多当时普通百姓看来，比正规文牍好写好懂得多，又比“大水词”白话俚语看上去好歹像个“官方文件”。
（责任编辑：代金凤）
有人说，太平天国是个诗歌的国度，这话也对也不对。
说对，是因为这个短命王国上至天王洪秀全，下至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人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诗作”，一直“在高天享福”、只在前期偶尔附在东王、西王身上“光临”一趟凡间的天父天兄，也赫然留下许多“诗歌作品”，甚至，虚岁不过十六、文化程度最多扫盲班毕业的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清军俘虏、凌迟处死当天，还一口气作诗三首，送给刚结识不久、曾一路押送他的清方小官“唐哥哥”——尽管这三首诗其实不过把前几天旧作照抄一遍，但那些旧作好歹也是他本人写的。
说不对，则是因为诗歌虽多，却“重质不重量”，慢说“艺术品位”甚不讲究，就连文从字顺、朗朗上口的也着实不多，就拿洪秀全本人来说吧，一本《天父诗》洋洋五百首，能读懂一半的只怕也没几个，他族弟洪仁玕那些塞满了飞沙走石的七绝、七律，在清末文人中充其量算得及格水平，但就“综合艺术水准”看，说是“太平天国第一诗人”也不为过（当然会有人捧出石达开，这位的诗名早在他还健在时便传到清方大员耳中，大约功底不错，无如这位翼王五千岁刨去梁启超、高天梅之流伪托的赝品，“正版原创”不过一两首，只能说不过不失，如此少的参照物，实在难以评估其水准）。
（《太平天国诗文抄》上下册，图片源自网络）
《天父诗》虽然是正规出版物，但主要是写给后宫的“娘娘”们看的；洪仁玕的“个人诗集”——《军次实录》也公开出版，不过看的人恐怕更少（另一个据说也写过几首诗的“非主流诗人”李秀成就说，洪仁玕写的书他“皆不屑看”，这当然也包括诗了），关键是，当时太平天国军民和清朝军民，都存在文化程度有限、识字率不高的问题，诗集什么的，他们只怕读了也印象不深。
因此对大多数太平天国人而言，日常接触最多的诗歌，只怕是无处不在的“墙头诗歌”了。
所谓“墙头诗歌”，就是太平天国官员、衙署、将帅们到处散发、张贴，可以在衙署或通衢墙头“围观”的韵文体作品，包括诏旨、檄文、布告之类。
“墙头诗歌”涉及的范围很广，太平天国几乎无一人可避开其“文化覆盖”。如人手一本的《颁行历书》，1858年的版本扉页上，就有洪秀全的《天历四十年一斡旋诏》，劈头就是八句七言韵文“天父上帝太平天，太平天国万万年，天国天历无穷尽，四十年加诏在前。兹据玕胞恳裁定，诏每四十年斡旋，斡年每月念八日，节气平匀义更全”，只要查日期，就躲不开这首“圣诗”；1857年石达开和洪秀全矛盾激化，离开天京远征，出发前在多处张贴告示，阐明远征原因，全文从“为沥剖血陈，谆谕众军民”到“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共三十二句、十六韵、一百六十字，是一首一韵到底的五言诗。
低级官员、将领的“墙头诗歌”也为数众多，1854年写在湖南某地的“各安恒业晓谕”，全篇为四言韵文，发布者是殿左五指挥曾某；辛酉十一年（1861年）九月十六日写在浙江诸暨红桥宣和街宣和会馆墙上的五言韵文告示，全文二十八句、一百二十五字，同样一韵到底，发布人应为天将、掌率之类中高级官员；甲子（1864）年七月写在四川合江县进宝乡月台山村肖某家中墙上的“太平天国张贴”告示，全文十四句，五十六字，为四言韵文，发布者是打着石达开“王爷”旗号的太平天国“翼殿”残部，此时石达开已死去一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也刚被湘军攻破，这些无家可归的“野长毛”奔波流亡之余，却还能好整以暇地把告示写成整整齐齐的韵文，足见“墙头诗歌”传统，对太平天国官兵的影响，已深入到何等程度。
虽然洪秀全极力想把他的“天国”，描绘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无根由也无传承的“天降国度”，但头脑稍稍正常的人都会明白，天下之大，绝不会有这种毫无来由或基因传递的“果实”，太平天国本身固然是如此，它的一切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也同样不能例外。太平天国弥漫的“墙头诗歌”风俗，自然也不可能是偶然的。
造成“墙头诗歌”泛滥的最大原因，是洪秀全等领导人的“传帮带”作用。
洪秀全本人是塾师出身，编写韵文对他而言并不困难。在他读了基督教著作、立志从事传教生涯后，曾编写了许多传教手抄本，目前发现的最早期作品，如《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几乎都是韵文或准韵文，且通俗易懂。韵文朗朗上口，容易诵记，即便是不甚识字者，多听几遍也能记住个大概，当年不论佛道教或“洋教”，甚至那些被朝廷明令严禁的“邪教”，多喜欢用通俗韵文传播教义，这种习惯，在某些海外华人传教圈里，甚至一直保持至今，且尤以两广为甚。立国之初，洪秀全所颁布的诏旨，很多都是完整的七言韵文，如流传下来的“地震诏”、“永安破围诏”、“欢喜踊跃齐向前诏”，都是七言、四韵、八句的韵文诗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堂堂天王如此，大小文武自然要竭力模仿一番。
其实“墙头诗歌”并非“长毛贼”的独门专利，率先用这一招的，是他们的政治敌人清廷。
最喜欢给老百姓做政治报告的清朝皇帝，非雍正莫属，他即位第二年（1724年），就颁布《圣谕广训》十六篇，让天下诵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十六篇《圣谕广训》且被列为“高考题”，成为科举必考科目。这十六篇《圣谕广训》系骈体文言文，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诵读固然不难，普通老百姓、半文盲和文盲们则只能不知所云，因此雍正特意再发指示，让各地地方官把他认为最重要的“黜异端以崇正学”等篇翻译成“通俗汉语”，以便在市井流传，而这些“通俗版圣谕广训”所用的体裁，恰是四言韵文。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春，太平军定都南京，上海小刀会也跃跃欲试，上海县令袁祖德在县衙门外墙上张贴的，正是一篇四言韵文：“众志本城，御患第一；现居守望，巡防匪徒。户出一丁，务各协力；同声相应，登时齐集。即遇匪徒，何难擒截；既保身家，又卫乡邑。有备无虞，共期乐业；良法在此，遵行勿忽”，而据时人记载，和“县太爷”大唱反调的小刀会众，经常把冒名太平天国的“山寨告示”贴出来，和清方韵文打对台，这些“山寨告示”，同样是通俗韵文。
太平军的劲敌——湘军，创办人是曾国藩。翰林出身的曾国藩谙熟文书体例，又是桐城派古文名家，但他用于给士卒作“思想教育”、“政治动员”和“练兵动员”的文告，却都是长篇七言韵文，如《爱民歌》、《解散歌》、《水路得胜歌》等，直到北洋时代还被军阀们用来当练兵教材。
太平军中的骨干原本都是整天看官家韵文告示的“市井乡愚”，许多且和会党、帮派有关，日常接触最多的衙门文书，正是这些韵文告示。这些人一旦从“见衙门的”变成“坐衙门”的，从看衙门告示变成贴衙门告示，得心应手的，自然也多半是平素看惯了的“墙头诗歌”体。
事实上，“高贵大气上档次”的官方文告，自魏晋起便是雅驯的骈文或半骈文，且代拟官方文书也是科举的必修课，洪秀全、冯云山等考过科举的读书人对此是不陌生的，太平军势力壮大，衙门里开始充斥自愿或不自愿、谙熟文牍体例的“先生”后，较正规的文告，也大量用骈文、半骈文替代“墙头诗歌”体，其中最突出的是杨秀清、萧朝贵，在金田团营时还到处题诗的“天兄”，在攻克第一座城市——广西永安州后，联衔发布的三篇著名檄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就都采用了半骈文体，而摒弃了“墙头诗歌”体。1856年天京事变后，蛰伏多年未公开发布诏旨的洪秀全重新“出山”，此后经常一日一诏、甚至一日几诏，所用文体，也主要是半骈文。
然而洪秀全的“诏旨骈文化”只进行了半截：或许是出于对“墙头诗歌”体的偏爱，他后期的诏旨往往先用“墙头诗歌体”概括一番，再用半骈文体详述。这样做的好处，是只读短小的韵文部分，也可知道诏旨要义，对不耐烦诵读天王难懂“天话”的人而言，显然是一种福音——后来这些韵文也越写越难懂，则是另一回事。
不仅如此，洪秀全似乎还把诏旨韵文化当作一种“特殊本领”敝帚自珍。戊午八年（1858年），他写了一道长达一百七十四句，一千多字的诏旨，其中除不到十句的散句外，通篇都是七言韵文。
很显然，堂堂天王的“文牍改革”不过改了个半吊子，那些小官、小小官，或名义上是官实则啥也不是的“天朝大员”，自然也仍会抱着“墙头诗歌”体不放——毕竟，这种看上去整整齐齐、念起来朗朗上口的东西，在他们和许多当时普通百姓看来，比正规文牍好写好懂得多，又比“大水词”白话俚语看上去好歹像个“官方文件”。
（责任编辑：代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