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小敏
探求 1996年10期
跨世纪的当代中国，正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社会转型期内，各种价值观念的交锋和冲突十分激烈，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显得错综复杂。正因为如此，继80年代“精神文明研究热”之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又一次被推到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引起了世人的深切关注。但是，正如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和矛盾令世人关注一样，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系统工程本身，也有许多认识和实践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我谨将自己的一些新的思考奉献给广大读者，但求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的定位
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这是进行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搞清楚的首要问题。但是，当前不仅不少实际工作者认识不一致，就是一些专家学者也颇感困惑。
对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内涵和外延难以定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精神文明建设范畴没有完全搞清楚。而搞不清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其原因又在于人们对人类文明类型的划分，当前尚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认识。
一是“两大文明说”。“两大文明说”源远流长。在国外，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就明确提出过“精神文明”的概念（参见《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页）。在我国，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学者们就曾将器物文明与精神文明相提并论。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十二大明确把人类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以后，在我国执政党的文件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阐述中，一般都是采用这种文明分类法。
二是“两种以上文明说”。“两大文明说”虽然在党的文件及高层领导人的思想中长期得到体现，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已为许多人所认同和接受，但是，在学术界却仍然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把文明仅仅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是不全面的，因而在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三大文明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四大文明说”（上述三大文明再加上生态文明；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说”（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精神文明学论纲》中，把人类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种文明五种类型）、“六大文明说”（上述五大文明再加生态文明）。
那么，科学的划分究竟应该是几大文明及哪几大文明呢？从理论上说，对文明的划分种类愈多，相对而言，精神文明的定义域就愈小；反之，精神文明的定义域就愈大。因此，我们应该尽力寻求最为合理的划分方法。
关于文明的划分，笔者过去曾经撰文将其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种类型加以论述。当时作这样的划分主要依据两点认识：一是因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人们已经认识到，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制度文明）、人种文明、生态文明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应有的追求；二是因为对文明类型作更细的划分，不限于两大文明，可以避免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过于庞杂，引导人们正视其它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处理好精神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互动关系。
但是，经过近期比较深入的思考，我认为，“两大文明说”是对文明进行分类的较好划分方法。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有多种分类法。从社会经济特征来看，可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从地域上看，可分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或城镇文明、乡村文明，或内陆文明、沿海文明；从宗教上看，可分为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从种族上看，可分为白种人文明、黄种人文明、黑种人文明；从社会制度上看，可分为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等。综合来看，各种文明分类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各种文明类型之间，同一文明类型的各方面之间，彼此互相并列而非互相包含或互相交叉，逻辑关系十分严密。例如从哲学的角度把人类的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部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十分严密的，因为物质和精神是互相对应的哲学范畴。这种划分作为众多种文明分类法中的一种，没有必要把人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各种文明种类都囊括进去。
相反，如果硬要把其它种类的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提并论号称“三大文明”乃至“六大文明”，则有可能使文明类型划分的内在逻辑出现混乱，并使人们对文明类型的划分缺乏清楚的认识。因为从逻辑上讲，制度是与观念相对应的范畴，法律是与道德相并列的范畴，政治是与经济、文化相并列的范畴，人种是与非人相对应的范畴，生态作为自然环境是和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范畴。由此可见，不应将不同的范畴人为地并列起来。
尽管我倾向于采用“两大文明说”，但我觉得学术界关于文明类型划分的讨论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它至少告诉我们，过去我们对精神文明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是不严密的。我们知道，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既然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是物质文明，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是精神文明，那么改造人类社会的成果叫什么文明呢？此外，我们说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而民主法制建设，社会风尚的优化等，又应该纳入什么范畴之中去呢？对这些问题，我们尚缺乏明晰的认识。因此，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确实有必要对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进行更加清晰的“定位”。
基于上述原因，我建议在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蓝图中作如下表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人类文明可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并能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建设（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奠定和培育雄厚的经济基础等等）、物质生活方式建设（包括吃、穿、用等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生活方式的革新、改善等）、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等等。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所取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精神文明建设包括精神生产方式建设（包括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规范建设等）、精神生活方式建设（包括社会舆论、社会风尚、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建设及休闲、娱乐、审美等精神生活方式的革新、改善）、人类自身综合素质的建设（包括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发展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及提高人类自身的能力、知识水平）等。
二、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认识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对此，无论是理论工作者或是实际工作者都应正确地加以认识。
对如何理解“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目前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如有的学者在有关研讨会上提出，当前不应该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应该提“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或“以社会协调发展为中心”。其实无论是人的发展或是社会的发展，都不能离开物质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乃至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前提。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此为基础，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比翼齐飞，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否则，假如抽象地谈以人的发展或者以社会（不包括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中心，就难免陷入片面性。
据此，我认为，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绝不意味着也绝不应该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精神对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精神对物质可能起决定作用，但是就归根结底而言，物质第一性是不可动摇的，否则还叫什么唯物主义，岂不是跌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我在《探求》1996年第1期发表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管见》一文中，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首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二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正确理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这里，我就不必再多费笔墨来详细论证了。
还有些同志认为，之所以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的实践中出了许多问题，党和政府需要以精神文明建设去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只把精神文明建设理解成纯粹的政治需要，让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灭火器”单一功能的价值认识，无疑也是片面的、肤浅的。我认为，之所以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在跨世纪的中国，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第一，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一般而论，人们都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有精神需求，这是人与一般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别之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少农民物质生活并不宽裕，但由于有一种知足常乐的精神作为人生支柱，往往可以产生“红薯包谷柴蔸火，除了神仙就是我”的自得其乐的感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迅速发展起来。在沿海地区，不少人有了钱以后，就要追求跳舞、唱“卡拉OK”、打桌球、网球、保龄球等精神享受。笔者曾经在广东的一些文明村镇调查，据不少村镇领导反映说，我们建这些娱乐设施，并不是党和政府硬性规定要建的，而是在当地的居民、村民自觉投资和大力支持下才建起来的。还有的村民，为了挂上文明户的牌子，改掉了过去长期保留的不讲卫生、赌博等陋习。
第二，是各类社会群体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一个社区、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在社会转型中，都有个如何塑造自身的群体形象的问题。例如，广东近年来无论是在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还是在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上，都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很大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东人不希望被误解，他们要用事实证明：广东不仅不是“文明的沙漠”，而且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托起了璀璨的双子星”（《人民日报》长篇通讯对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评价）。因此，《新三字经》、《新增广贤文》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普及读物相继在广东出版，“好军嫂”韩素云到广州治病，有许多人奉献爱心，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广东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在广东，许多单位为挂上文明单位的牌子不遗余力，也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甘人后。特别是一些企业，有了“文明企业”这块招牌，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就会纷至沓来，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是民族振兴、国家繁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作为炎黄子孙，谁不希望中华民族和中国在下个世纪能以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之林！中国正在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正是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么？更何况精神文明还可以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提供方向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重要。此外，当代世界随着经济生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明融合的趋势已经显露端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潮流势不可当，我们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能不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吗？
由此可见，对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价值，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辩证的认识，既不能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时忽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削弱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也不能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或者简单地将其仅仅当作消除某种消极面的“灭火器”。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它是一项必须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能作机械理解，而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尽可能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三、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战略选择
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我不能系统阐述，只能就某些方面谈谈认识。
第一，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应该遵循四大战略原则。一是政治坚定，特色鲜明的原则。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方针，努力形成跨世纪精神文明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使之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潮流特别是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文明作出突出贡献。二是重在建设、讲求实效的原则。我们要纠正过去“破”多“立”少的偏差，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要警惕右，但主要应防止“左”，要避免那些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做法；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出发，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利益需求出发，构建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并真抓实干，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的原则。要广纳古今中外精神文明成果，推陈出新，勇于开拓，创造精神文明新的辉煌。四是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原则。既要正确协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又要正确协调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力求全面发展、整体推进。
第二，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握三个战略重点。一是在思想建设方面，形成足以凝聚全体人民的最高理想、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考虑到本世纪末即将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将在我国成为现实，建议将我们的最高理想确定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持续、协调、全面发展，达到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建设一个高度富强、公正、和谐的新社会。建议将我们的共同理想（即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确定为：全面实现现代化，同心协力，兴我中华。建议将我们的精神支柱确立为：勤劳勇敢、开放自强、民主科学、济世兴邦。上述提法，是适应于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台港澳地区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当然，如果仅就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大陆的公民而言，最高理想中无疑可以而且应该在以上表述的最后加上一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矫正过去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如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等）；共同理想中无疑可以而且应该在以上表述的最后加上一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支柱中无疑可以而且应该在以上表述的最前面加上一句“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二是在道德建设方面，形成与时代需求相适应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认为，在人生观方面，跨世纪的中国公民必须确立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自我责任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人生目的，必须追求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现成价值与期望价值相统一的人生价值，必须具有致富与奉献、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的人生态度。在价值观方面，当代中国公民必须确立把最高理想、共同理想和个体理想有机结合起来的价值目标，必须坚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价值标准，必须形成由盲从向自主转变、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由守旧向创新转变、由集权向民主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平均向平等转变、由垄断向竞争转变等的价值取向。在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核心和关键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并正确地处理义与利、公与私、理与欲的辩证关系。三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本体，大胆吸纳借鉴国际社会文明成果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体系。构建新文化体系的同时，既要防止封建主义的腐朽因素沉渣泛起和“左”的思想观念的回潮，又要有效地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的“西化”、“分化”；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在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成果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有效地遏制精神垃圾传播泛滥。
第三，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完善三大战略机制。一是要完善以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为主要内容的启动机制。在人力投入方面，必须理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体制，必要时可将各级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划归政府管理，以确保“两手抓”的协调性；在资金投入方面，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发展事业中应有一定的投入比例，对宣传文化部门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关部门单位要有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二是要完善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运行机制。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要明确区域责任、部门责任、单位责任、岗位责任，建立量化的指标体系并实行严格的检查督促、评比考核；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要树立典型，表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三是要完善以群众自治和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导控机制。要尽最大努力激发群众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也要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
作者介绍：刘小敏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研究室
作者：刘小敏
探求 1996年10期
跨世纪的当代中国，正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社会转型期内，各种价值观念的交锋和冲突十分激烈，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显得错综复杂。正因为如此，继80年代“精神文明研究热”之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又一次被推到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引起了世人的深切关注。但是，正如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和矛盾令世人关注一样，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系统工程本身，也有许多认识和实践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我谨将自己的一些新的思考奉献给广大读者，但求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的定位
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这是进行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搞清楚的首要问题。但是，当前不仅不少实际工作者认识不一致，就是一些专家学者也颇感困惑。
对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内涵和外延难以定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精神文明建设范畴没有完全搞清楚。而搞不清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其原因又在于人们对人类文明类型的划分，当前尚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认识。
一是“两大文明说”。“两大文明说”源远流长。在国外，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就明确提出过“精神文明”的概念（参见《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页）。在我国，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学者们就曾将器物文明与精神文明相提并论。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十二大明确把人类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以后，在我国执政党的文件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阐述中，一般都是采用这种文明分类法。
二是“两种以上文明说”。“两大文明说”虽然在党的文件及高层领导人的思想中长期得到体现，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已为许多人所认同和接受，但是，在学术界却仍然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把文明仅仅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是不全面的，因而在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三大文明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四大文明说”（上述三大文明再加上生态文明；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说”（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精神文明学论纲》中，把人类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种文明五种类型）、“六大文明说”（上述五大文明再加生态文明）。
那么，科学的划分究竟应该是几大文明及哪几大文明呢？从理论上说，对文明的划分种类愈多，相对而言，精神文明的定义域就愈小；反之，精神文明的定义域就愈大。因此，我们应该尽力寻求最为合理的划分方法。
关于文明的划分，笔者过去曾经撰文将其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种类型加以论述。当时作这样的划分主要依据两点认识：一是因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人们已经认识到，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制度文明）、人种文明、生态文明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应有的追求；二是因为对文明类型作更细的划分，不限于两大文明，可以避免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过于庞杂，引导人们正视其它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处理好精神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互动关系。
但是，经过近期比较深入的思考，我认为，“两大文明说”是对文明进行分类的较好划分方法。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有多种分类法。从社会经济特征来看，可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从地域上看，可分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或城镇文明、乡村文明，或内陆文明、沿海文明；从宗教上看，可分为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从种族上看，可分为白种人文明、黄种人文明、黑种人文明；从社会制度上看，可分为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等。综合来看，各种文明分类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各种文明类型之间，同一文明类型的各方面之间，彼此互相并列而非互相包含或互相交叉，逻辑关系十分严密。例如从哲学的角度把人类的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部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十分严密的，因为物质和精神是互相对应的哲学范畴。这种划分作为众多种文明分类法中的一种，没有必要把人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各种文明种类都囊括进去。
相反，如果硬要把其它种类的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提并论号称“三大文明”乃至“六大文明”，则有可能使文明类型划分的内在逻辑出现混乱，并使人们对文明类型的划分缺乏清楚的认识。因为从逻辑上讲，制度是与观念相对应的范畴，法律是与道德相并列的范畴，政治是与经济、文化相并列的范畴，人种是与非人相对应的范畴，生态作为自然环境是和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范畴。由此可见，不应将不同的范畴人为地并列起来。
尽管我倾向于采用“两大文明说”，但我觉得学术界关于文明类型划分的讨论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它至少告诉我们，过去我们对精神文明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是不严密的。我们知道，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既然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是物质文明，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是精神文明，那么改造人类社会的成果叫什么文明呢？此外，我们说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而民主法制建设，社会风尚的优化等，又应该纳入什么范畴之中去呢？对这些问题，我们尚缺乏明晰的认识。因此，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确实有必要对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进行更加清晰的“定位”。
基于上述原因，我建议在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蓝图中作如下表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人类文明可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并能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建设（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奠定和培育雄厚的经济基础等等）、物质生活方式建设（包括吃、穿、用等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生活方式的革新、改善等）、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等等。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所取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精神文明建设包括精神生产方式建设（包括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规范建设等）、精神生活方式建设（包括社会舆论、社会风尚、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建设及休闲、娱乐、审美等精神生活方式的革新、改善）、人类自身综合素质的建设（包括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发展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及提高人类自身的能力、知识水平）等。
二、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认识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对此，无论是理论工作者或是实际工作者都应正确地加以认识。
对如何理解“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目前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如有的学者在有关研讨会上提出，当前不应该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应该提“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或“以社会协调发展为中心”。其实无论是人的发展或是社会的发展，都不能离开物质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乃至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前提。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此为基础，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比翼齐飞，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否则，假如抽象地谈以人的发展或者以社会（不包括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中心，就难免陷入片面性。
据此，我认为，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绝不意味着也绝不应该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精神对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精神对物质可能起决定作用，但是就归根结底而言，物质第一性是不可动摇的，否则还叫什么唯物主义，岂不是跌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我在《探求》1996年第1期发表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管见》一文中，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首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二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正确理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这里，我就不必再多费笔墨来详细论证了。
还有些同志认为，之所以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的实践中出了许多问题，党和政府需要以精神文明建设去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只把精神文明建设理解成纯粹的政治需要，让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灭火器”单一功能的价值认识，无疑也是片面的、肤浅的。我认为，之所以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在跨世纪的中国，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第一，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一般而论，人们都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有精神需求，这是人与一般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别之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少农民物质生活并不宽裕，但由于有一种知足常乐的精神作为人生支柱，往往可以产生“红薯包谷柴蔸火，除了神仙就是我”的自得其乐的感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迅速发展起来。在沿海地区，不少人有了钱以后，就要追求跳舞、唱“卡拉OK”、打桌球、网球、保龄球等精神享受。笔者曾经在广东的一些文明村镇调查，据不少村镇领导反映说，我们建这些娱乐设施，并不是党和政府硬性规定要建的，而是在当地的居民、村民自觉投资和大力支持下才建起来的。还有的村民，为了挂上文明户的牌子，改掉了过去长期保留的不讲卫生、赌博等陋习。
第二，是各类社会群体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一个社区、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在社会转型中，都有个如何塑造自身的群体形象的问题。例如，广东近年来无论是在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还是在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上，都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很大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东人不希望被误解，他们要用事实证明：广东不仅不是“文明的沙漠”，而且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托起了璀璨的双子星”（《人民日报》长篇通讯对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评价）。因此，《新三字经》、《新增广贤文》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普及读物相继在广东出版，“好军嫂”韩素云到广州治病，有许多人奉献爱心，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广东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在广东，许多单位为挂上文明单位的牌子不遗余力，也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甘人后。特别是一些企业，有了“文明企业”这块招牌，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就会纷至沓来，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是民族振兴、国家繁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作为炎黄子孙，谁不希望中华民族和中国在下个世纪能以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之林！中国正在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正是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么？更何况精神文明还可以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提供方向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重要。此外，当代世界随着经济生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明融合的趋势已经显露端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潮流势不可当，我们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能不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吗？
由此可见，对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价值，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辩证的认识，既不能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时忽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削弱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也不能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或者简单地将其仅仅当作消除某种消极面的“灭火器”。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它是一项必须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能作机械理解，而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尽可能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三、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战略选择
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我不能系统阐述，只能就某些方面谈谈认识。
第一，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应该遵循四大战略原则。一是政治坚定，特色鲜明的原则。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方针，努力形成跨世纪精神文明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使之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潮流特别是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文明作出突出贡献。二是重在建设、讲求实效的原则。我们要纠正过去“破”多“立”少的偏差，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要警惕右，但主要应防止“左”，要避免那些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做法；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出发，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利益需求出发，构建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并真抓实干，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的原则。要广纳古今中外精神文明成果，推陈出新，勇于开拓，创造精神文明新的辉煌。四是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原则。既要正确协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又要正确协调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力求全面发展、整体推进。
第二，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握三个战略重点。一是在思想建设方面，形成足以凝聚全体人民的最高理想、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考虑到本世纪末即将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将在我国成为现实，建议将我们的最高理想确定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持续、协调、全面发展，达到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建设一个高度富强、公正、和谐的新社会。建议将我们的共同理想（即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确定为：全面实现现代化，同心协力，兴我中华。建议将我们的精神支柱确立为：勤劳勇敢、开放自强、民主科学、济世兴邦。上述提法，是适应于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台港澳地区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当然，如果仅就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大陆的公民而言，最高理想中无疑可以而且应该在以上表述的最后加上一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矫正过去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如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等）；共同理想中无疑可以而且应该在以上表述的最后加上一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支柱中无疑可以而且应该在以上表述的最前面加上一句“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二是在道德建设方面，形成与时代需求相适应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认为，在人生观方面，跨世纪的中国公民必须确立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自我责任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人生目的，必须追求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现成价值与期望价值相统一的人生价值，必须具有致富与奉献、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的人生态度。在价值观方面，当代中国公民必须确立把最高理想、共同理想和个体理想有机结合起来的价值目标，必须坚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价值标准，必须形成由盲从向自主转变、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由守旧向创新转变、由集权向民主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平均向平等转变、由垄断向竞争转变等的价值取向。在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核心和关键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并正确地处理义与利、公与私、理与欲的辩证关系。三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本体，大胆吸纳借鉴国际社会文明成果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体系。构建新文化体系的同时，既要防止封建主义的腐朽因素沉渣泛起和“左”的思想观念的回潮，又要有效地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的“西化”、“分化”；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在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成果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有效地遏制精神垃圾传播泛滥。
第三，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完善三大战略机制。一是要完善以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为主要内容的启动机制。在人力投入方面，必须理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体制，必要时可将各级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划归政府管理，以确保“两手抓”的协调性；在资金投入方面，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发展事业中应有一定的投入比例，对宣传文化部门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关部门单位要有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二是要完善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运行机制。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要明确区域责任、部门责任、单位责任、岗位责任，建立量化的指标体系并实行严格的检查督促、评比考核；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要树立典型，表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三是要完善以群众自治和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导控机制。要尽最大努力激发群众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也要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
作者介绍：刘小敏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