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高级农业合作社在极短的一个月时间，就重新改组为“人民公社”，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合作社时，农民的口粮是分到一家一户的。而进入人民公社后，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了。人民公社还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人们称之为“大锅饭”。“大锅饭”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严重问题。 1961年，周恩来决定到下面去，要亲自视察农村的情况。在他还没有离开中南海前20多天，就已经派办公室主任和外事秘书到河北农村做了调查研究，下面的许多情况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提供的。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我这个专职摄影记者当然不能落下啦。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为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总理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总理在农村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用耳朵听而不插话讲话。以前总理曾说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以前跟随总理出访，看惯了总理一尘不染的笔挺衣着和潇洒的风度。这次出发时猛一看总理下农村的装束，觉得好笑：一身棉布质的灰色中山装，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皱巴巴的；热了，干脆敞开怀，一手抓住衣襟当扇，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尽管外表如此“土”，却掩盖不住周恩来绝伦的儒雅之气。只是他眉宇间挂着的一丝忧虑，让我感到这次下乡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1961年5月3日，我们来到河北省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伯延村是个公社，有10多个自然村落，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大，饥荒严重。周恩来这次到农村是带着考察题目来的，主要有三点：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4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配厂的人开会7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周总理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被叫来参加会议的社员，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你的。农民们虽不知国务院总理属于多少级干部，但他们知道宰相的分量。见总理挨个问他们，他们只是笑，也不敢乱回答。生怕说得不好，让干部怪罪，让总理笑话。周恩来见群众对食堂问题有顾虑，就开口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周恩来这番开门见山的讲话，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拘谨，气氛活跃了起来。结果，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10名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其实，到会的社员不知道，周恩来为了掌握真正的情况，曾和工作人员一道“偷袭”了一次食堂。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他见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就奇怪地问：“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吾吾，说：“是的，是的。”周恩来笑着说：“那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这时，本想吃几口肉的我，听总理这番话，惭愧得抬不起头。总理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怎能就不需要呢？我真想给总理碗里藏几块肉，但又怕发现后挨批评。正犹豫中，一碗肉和一盘炒鸡蛋就被总理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可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慌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的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但是，他还没有调查清楚社员是不是能真正吃饱。公社领导在汇报情况时说，食堂能让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可周恩来发现村子里有不少浮肿病人，知道这食堂汇报有假。周恩来又一次召集社员开会，这次人多，黑压压挤了一大房子。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和上次一样，一开始群众不敢说话，敢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有压力，便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周恩来。“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场子还是很静，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叫“二廷”。二廷见总理问，弹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二廷狠狠咽了口唾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样。“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二廷的话像拉开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的心在一点点地下沉，这比指他的鼻子骂他还要难受啊。老百姓在食堂里挨饿，可是中央还不知道，他这个总理还不知道，惭愧啊！“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二廷愣冲冲地说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猛然一震，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尴尬地望着若无其事的二廷。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会场顿时陷入难堪的沉寂，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过了好一阵，周恩来突然用少有的豪爽，拍了一下桌面，高声对二廷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两三年，连我也会饿死？” 二廷也不害怕：“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儿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眶潮了，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能不难过？” 周恩来站起身，拉住二廷粗壮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周恩来找到了二廷的家，边喊着二廷的名字，边跨进了门，二廷还躺在床上，见总理进来连忙爬了起来。周恩来拍拍二廷的腿说：“二廷你疲劳了。”“总理请坐吧，我家又穷又小，就坐床上吧。”总理侧过头来一看，床里边一溜排睡着几个孩子，有两个醒了，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从被窝缝里朝外张望。总理摸摸他们的头问：“二廷，这4个孩子都是你的吗？唉，不容易啊！大的大，小的小，你又当爹又当妈，够累的啊！”二廷连忙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大事才累呢。”总理抚摸着一个小一点的女孩的头说：“我和邓颖超没有孩子，我帮你带个女儿吧，养大后再送回来。”二廷的头耷拉得更低了。“孩子她妈死时对我说，要我好歹把孩子都拉扯大，我不能辜负孩子她妈。总理，孩子我不能让你带，我养得过来。”二廷说到这儿，两行热泪顺着才30多岁却已经过早衰老的脸颊上淌了下来。周恩来也难过地背过脸去。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共和国红镜头》 作者：顾保孜）
1958年，高级农业合作社在极短的一个月时间，就重新改组为“人民公社”，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合作社时，农民的口粮是分到一家一户的。而进入人民公社后，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了。人民公社还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人们称之为“大锅饭”。“大锅饭”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严重问题。 1961年，周恩来决定到下面去，要亲自视察农村的情况。在他还没有离开中南海前20多天，就已经派办公室主任和外事秘书到河北农村做了调查研究，下面的许多情况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提供的。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我这个专职摄影记者当然不能落下啦。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为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总理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总理在农村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用耳朵听而不插话讲话。以前总理曾说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以前跟随总理出访，看惯了总理一尘不染的笔挺衣着和潇洒的风度。这次出发时猛一看总理下农村的装束，觉得好笑：一身棉布质的灰色中山装，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皱巴巴的；热了，干脆敞开怀，一手抓住衣襟当扇，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尽管外表如此“土”，却掩盖不住周恩来绝伦的儒雅之气。只是他眉宇间挂着的一丝忧虑，让我感到这次下乡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1961年5月3日，我们来到河北省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伯延村是个公社，有10多个自然村落，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大，饥荒严重。周恩来这次到农村是带着考察题目来的，主要有三点：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4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配厂的人开会7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周总理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被叫来参加会议的社员，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你的。农民们虽不知国务院总理属于多少级干部，但他们知道宰相的分量。见总理挨个问他们，他们只是笑，也不敢乱回答。生怕说得不好，让干部怪罪，让总理笑话。周恩来见群众对食堂问题有顾虑，就开口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周恩来这番开门见山的讲话，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拘谨，气氛活跃了起来。结果，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10名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其实，到会的社员不知道，周恩来为了掌握真正的情况，曾和工作人员一道“偷袭”了一次食堂。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他见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就奇怪地问：“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吾吾，说：“是的，是的。”周恩来笑着说：“那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这时，本想吃几口肉的我，听总理这番话，惭愧得抬不起头。总理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怎能就不需要呢？我真想给总理碗里藏几块肉，但又怕发现后挨批评。正犹豫中，一碗肉和一盘炒鸡蛋就被总理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可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慌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的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但是，他还没有调查清楚社员是不是能真正吃饱。公社领导在汇报情况时说，食堂能让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可周恩来发现村子里有不少浮肿病人，知道这食堂汇报有假。周恩来又一次召集社员开会，这次人多，黑压压挤了一大房子。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和上次一样，一开始群众不敢说话，敢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有压力，便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周恩来。“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场子还是很静，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叫“二廷”。二廷见总理问，弹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二廷狠狠咽了口唾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样。“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二廷的话像拉开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的心在一点点地下沉，这比指他的鼻子骂他还要难受啊。老百姓在食堂里挨饿，可是中央还不知道，他这个总理还不知道，惭愧啊！“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二廷愣冲冲地说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猛然一震，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尴尬地望着若无其事的二廷。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会场顿时陷入难堪的沉寂，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过了好一阵，周恩来突然用少有的豪爽，拍了一下桌面，高声对二廷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两三年，连我也会饿死？” 二廷也不害怕：“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儿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眶潮了，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能不难过？” 周恩来站起身，拉住二廷粗壮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周恩来找到了二廷的家，边喊着二廷的名字，边跨进了门，二廷还躺在床上，见总理进来连忙爬了起来。周恩来拍拍二廷的腿说：“二廷你疲劳了。”“总理请坐吧，我家又穷又小，就坐床上吧。”总理侧过头来一看，床里边一溜排睡着几个孩子，有两个醒了，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从被窝缝里朝外张望。总理摸摸他们的头问：“二廷，这4个孩子都是你的吗？唉，不容易啊！大的大，小的小，你又当爹又当妈，够累的啊！”二廷连忙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大事才累呢。”总理抚摸着一个小一点的女孩的头说：“我和邓颖超没有孩子，我帮你带个女儿吧，养大后再送回来。”二廷的头耷拉得更低了。“孩子她妈死时对我说，要我好歹把孩子都拉扯大，我不能辜负孩子她妈。总理，孩子我不能让你带，我养得过来。”二廷说到这儿，两行热泪顺着才30多岁却已经过早衰老的脸颊上淌了下来。周恩来也难过地背过脸去。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共和国红镜头》 作者：顾保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