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电影而创作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这部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后又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很多人对这首歌想追根寻源，报刊上也多次刊登过介绍文章，但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田汉同志于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的。不久，他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说法是田汉被捕前写的，在他的“凤凰的再生”文学剧本之后，他为了证实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确切，更真实，有人问过田汉同志，田汉同志说他也记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为此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才算有了 可靠的依据，夏衍同志在信里这样说：“这支曲子是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
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个电影剧本，到这一年冬天，“电通”公司向田汉同志征稿。田汉同志就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同志。1935年2月，田汉同志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
“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志同意，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在处理主题歌歌 词时，他仅仅修改了几个字，这就是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同志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歌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所以，其它关于这首歌创作情况的种种谬传，都是没有根据的。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寄回上海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
将其确定为国歌
成为国歌的历程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西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甚至不知道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现名为北京)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
根据徐悲鸿的提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发扬抗日战争期间英勇无畏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为电影而创作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这部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后又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很多人对这首歌想追根寻源，报刊上也多次刊登过介绍文章，但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田汉同志于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的。不久，他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说法是田汉被捕前写的，在他的“凤凰的再生”文学剧本之后，他为了证实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确切，更真实，有人问过田汉同志，田汉同志说他也记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为此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才算有了 可靠的依据，夏衍同志在信里这样说：“这支曲子是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
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个电影剧本，到这一年冬天，“电通”公司向田汉同志征稿。田汉同志就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同志。1935年2月，田汉同志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
“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志同意，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在处理主题歌歌 词时，他仅仅修改了几个字，这就是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同志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歌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所以，其它关于这首歌创作情况的种种谬传，都是没有根据的。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寄回上海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
将其确定为国歌
成为国歌的历程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西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甚至不知道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现名为北京)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
根据徐悲鸿的提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发扬抗日战争期间英勇无畏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