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外二种） 陈平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2月第1版
图根/缩编
确实是生死事大，博物馆里的物品，大都阐释的是死亡以及死后的世界
国民教育的立场
终于有时间和精力铺开伦敦地图，仔细研究周边的环境了。像往常一样，每到一处新居，第一件事，就是确认周围有无值得拜访的名胜古迹。接待我们的M教授早已在地图上标明了新居的位置：Bloomsbury区的Cosmo Place 13号。前者因伍尔芙、福斯特、凯因斯等人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而声名显赫，读人文学的大都知道；后者则是一条只有二三十米长、排列着六七家饭馆和一处教堂的小街。小街本身没什么，背靠小小的皇后广场，面向南安普敦大街。可一旦上了大街，可就非同小可了。右边几十米是伦敦大学门前的罗素广场，左边不远处则是伍尔芙等人时常出没的布卢姆斯伯里广场。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两个林木葱郁的广场后面，正是举世闻名的大英博物馆！
外出旅游，能与如此重要的博物馆比邻而居，实在太幸福。当即决定，带上地图，探路去。
从住处走到大英博物馆门口，也只五分钟的路程。看看表，已经是下午五点半，按常规，应该接近闭馆时间了。以我们游历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经验，像这样知名度极高的博物馆，门票绝不便宜。夏君称，刚看几眼就被请出来，未免有些冤枉。今天就随便走走，看看建筑物的外观，感染感染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等安定下来，找一个有闲的日子，从早看到晚，方才“物有所值”。
古希腊风格的门廊，本给人庄严肃穆的感觉；可进进出出的人流，却显得十分轻松。有倚着门前的现代雕塑拍照的，也有三五成群坐在水泥地上聊天的，更多的则是一路眉飞色舞，高谈阔论地朝你走来。从参观者如痴如醉的眼神里，你能读出“不虚此行”的赞叹。
人流大都向外走，偶尔也有朝里的。试探着近前观察，忽然发现，迈上台阶的游客径直入内，并未出示门票或证件。大门口有人把守，但不管验票，只是负责维持秩序。环视左右，见到几个募捐箱，却没有售票的窗口。往外走的，有人朝箱子里塞钱；往里走的，却都是昂首阔步。敢情这里是免费参观，自由出入？
一瞬间，真的很感动。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小步跑上台阶，提前登堂入室。可一见展厅编号1-94，当即傻眼了：如此庞杂的展示内容，真不知从何处入手。没有做好参观的心理及知识准备，贸然闯入，效果并不好。还是老老实实，退而求其次，就在这方形建筑群的“天井”里转悠。周边各七八十米的大天井，前面是两个问讯处，四周零星摆放着若干精美石雕，中间部分乃大名鼎鼎的阅览室。围着阅览室的，则是主要展卖各色旅游图书及纪念品的新建的大展苑。别的不急，先付6英镑，抢一册《大英博物馆》再说。很高兴，这里的博物馆手册，在英、法、德、日、西班牙文之外，终于有了中文版。这些年在欧洲旅行，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主要旅游城市及博物馆的指南，包含中文版的越来越多。这自然与近年中国游客的迅速增加有关。相信有一天，中文会像英文、日文一样，成为最主要的“旅游语言”。
回到“新居”，第一件事就是翻阅《大英博物馆》，查看这座创建于1753年的国家博物馆最初的模样。因为，现在大英博物馆建筑群的基本格局，是1850年扩建时奠定的，而原先的馆址蒙塔古大厦，则已在扩建中拆掉了。依照常识，最初的捐赠者汉斯·斯隆爵士（1660年-1753年）和最初的馆址蒙塔古大厦，都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果然，手册的第一页，便赫然排列着这两位大功臣的画像，以供发思古之幽情者凭吊。
文化史的视角
一部二十四史，尚且不知从何说起，更何况五大洲四大洋？还是由近及远，从最为熟悉的中国馆看起。
这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愿随大流，按图索骥，竟走到中国馆的“后门”来了。那是一道不算宽敞的走廊，正陈列着关于西藏历史及风情的图片，虽也精彩，但与原先期待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还是大相径庭。
安静的展览大厅，一点不显得拥挤，原因是观众各自为政，互相趋避。相对于人见人爱的美术馆，综合性或专题性的博物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似乎都比较冷清——即便是大名鼎鼎的大英博物馆也不例外。要说原因，大概是美术馆诉诸观众的审美直觉，外行也可看热闹。别看参观者对画家、雕塑家的精美技艺赞不绝口，其实心里还另有一杆秤，那便是专家关于“国宝”的鉴定，以及拍卖行里艺术品的价格。至于徜徉博物馆，则需要较多的知识储备，能够从一只木箱、几段残碑或者满地瓷片，体味所展物品中蕴涵着的民族志或文化史，这样的“内行看门道”，毕竟不太多。
因从背面入手，错过了以往阅读、思考时必不可少的历史线索。可这也有好处，跳出“秦汉”过后必定是“唐宋”的惯性思维，直面每一件孤立的展品。满墙斑驳的壁画，前面陈列着几尊造像，除了大肚能容的弥勒佛无人不知，其余的，比如潜心修行的和尚、飘然欲仙的道士，还有着儒者衣冠的读书人，很可能属于文化类型的介绍。看这场面，当即明白了刚才那几位的高论。见识过西安兵马俑的气势、洛阳石窟的辉煌、敦煌雕塑的瑰丽，再打量眼前这孤零零的几尊明清造像，自然是“不值一提”。可他们忘了，这里是伦敦，不是敦煌；绝大部分观众熟悉的是希腊画瓶，而不是三彩造像。将和尚、道士和儒生并排陈列，而不追究其生产年代及工艺差别，主要目的是介绍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从文化史而不是艺术史的角度铺排，这正是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最大差别。大英博物馆里，也不是没有国人耳熟能详的“宝贝”，比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便入藏此间，但常设展的主要功能在于传播知识，确实不必要“劳动大驾”。
相对于正面陈列的那尊一脸愁相、随时准备救苦救难的僧人造像，我更喜欢屈居一隅的年轻罗汉——记得那是铁铸的，很结实，完成于明代，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更重要的是，我欣赏其脸上的表情：平静中蕴涵着力量。请妻子拍张合影，以便将来修行时，有个追慕的目标。
确实是生死事大，博物馆里的物品，大都阐释的是死亡以及死后的世界。上古祭祀的礼器不必说，阎王造像在中国的普及也在意料之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陈列在大厅中间的镇墓木俑。据说此类木俑多出土于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的楚墓，是公元前4-前3世纪的物品，很能体现楚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怪脸并不可怕，鹿角也不算太稀奇，在我看来，全部表现力凝聚在那条十分夸张的长舌头。仔细观察，阴森的气味不多，似乎还带着一点幽默，让你不禁浮想联翩：当初工匠制作此木俑时，除了技艺与程式的考虑，还融进了嬉戏的心情。
另外一件体现中国人游戏幽冥的作品，则是“冥通银行”发行的面额5000美金的钞票。以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纸钱作为展品，这更是展览的制作者蔑视“集宝”而强调“博物”的最佳例证——在晚清文人的海外游记中，常有参观“宝物馆”“集宝楼”“积宝院”的记录，后来见识日广，方才逐渐将museum统一译成“博物馆”。可时至今日，国人还是习惯于以是否“宝贝”来衡量并阐释博物馆里的展品。
正摘抄有关说明文字，有人凑近，用英文询问，能否读懂墓志铭。我不假思索地点头。接下来的追问，真让人出了一身冷汗：“请你告诉我这三幅文字之间的差别。”迎着少年热切好奇的目光，只能以英语不好为由推托。可我心里明白，即便不考虑语言表达能力，猛然间，让我简明扼要地——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挂一漏百——讲清楚墓志铭的形制、特征以及流变，还真做不到。而这，应该说仍属于中国文化史方面的基本常识。
记得章太炎有篇演讲，就叫《常识与教育》，说的是常识得之不易，以及常识之随时代流转。我想，还可以从表达方面立论——让读者或观众迅速明白某一方面（比如关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常识，其实很不容易。这也是我辈职业“读书人”必须经常访问博物馆的缘故。在我看来，单就传播“常识”而言，博物馆的功用，很可能远在书本与课堂之上。
《大英博物馆》（外二种） 陈平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2月第1版
图根/缩编
确实是生死事大，博物馆里的物品，大都阐释的是死亡以及死后的世界
国民教育的立场
终于有时间和精力铺开伦敦地图，仔细研究周边的环境了。像往常一样，每到一处新居，第一件事，就是确认周围有无值得拜访的名胜古迹。接待我们的M教授早已在地图上标明了新居的位置：Bloomsbury区的Cosmo Place 13号。前者因伍尔芙、福斯特、凯因斯等人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而声名显赫，读人文学的大都知道；后者则是一条只有二三十米长、排列着六七家饭馆和一处教堂的小街。小街本身没什么，背靠小小的皇后广场，面向南安普敦大街。可一旦上了大街，可就非同小可了。右边几十米是伦敦大学门前的罗素广场，左边不远处则是伍尔芙等人时常出没的布卢姆斯伯里广场。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两个林木葱郁的广场后面，正是举世闻名的大英博物馆！
外出旅游，能与如此重要的博物馆比邻而居，实在太幸福。当即决定，带上地图，探路去。
从住处走到大英博物馆门口，也只五分钟的路程。看看表，已经是下午五点半，按常规，应该接近闭馆时间了。以我们游历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经验，像这样知名度极高的博物馆，门票绝不便宜。夏君称，刚看几眼就被请出来，未免有些冤枉。今天就随便走走，看看建筑物的外观，感染感染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等安定下来，找一个有闲的日子，从早看到晚，方才“物有所值”。
古希腊风格的门廊，本给人庄严肃穆的感觉；可进进出出的人流，却显得十分轻松。有倚着门前的现代雕塑拍照的，也有三五成群坐在水泥地上聊天的，更多的则是一路眉飞色舞，高谈阔论地朝你走来。从参观者如痴如醉的眼神里，你能读出“不虚此行”的赞叹。
人流大都向外走，偶尔也有朝里的。试探着近前观察，忽然发现，迈上台阶的游客径直入内，并未出示门票或证件。大门口有人把守，但不管验票，只是负责维持秩序。环视左右，见到几个募捐箱，却没有售票的窗口。往外走的，有人朝箱子里塞钱；往里走的，却都是昂首阔步。敢情这里是免费参观，自由出入？
一瞬间，真的很感动。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小步跑上台阶，提前登堂入室。可一见展厅编号1-94，当即傻眼了：如此庞杂的展示内容，真不知从何处入手。没有做好参观的心理及知识准备，贸然闯入，效果并不好。还是老老实实，退而求其次，就在这方形建筑群的“天井”里转悠。周边各七八十米的大天井，前面是两个问讯处，四周零星摆放着若干精美石雕，中间部分乃大名鼎鼎的阅览室。围着阅览室的，则是主要展卖各色旅游图书及纪念品的新建的大展苑。别的不急，先付6英镑，抢一册《大英博物馆》再说。很高兴，这里的博物馆手册，在英、法、德、日、西班牙文之外，终于有了中文版。这些年在欧洲旅行，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主要旅游城市及博物馆的指南，包含中文版的越来越多。这自然与近年中国游客的迅速增加有关。相信有一天，中文会像英文、日文一样，成为最主要的“旅游语言”。
回到“新居”，第一件事就是翻阅《大英博物馆》，查看这座创建于1753年的国家博物馆最初的模样。因为，现在大英博物馆建筑群的基本格局，是1850年扩建时奠定的，而原先的馆址蒙塔古大厦，则已在扩建中拆掉了。依照常识，最初的捐赠者汉斯·斯隆爵士（1660年-1753年）和最初的馆址蒙塔古大厦，都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果然，手册的第一页，便赫然排列着这两位大功臣的画像，以供发思古之幽情者凭吊。
文化史的视角
一部二十四史，尚且不知从何说起，更何况五大洲四大洋？还是由近及远，从最为熟悉的中国馆看起。
这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愿随大流，按图索骥，竟走到中国馆的“后门”来了。那是一道不算宽敞的走廊，正陈列着关于西藏历史及风情的图片，虽也精彩，但与原先期待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还是大相径庭。
安静的展览大厅，一点不显得拥挤，原因是观众各自为政，互相趋避。相对于人见人爱的美术馆，综合性或专题性的博物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似乎都比较冷清——即便是大名鼎鼎的大英博物馆也不例外。要说原因，大概是美术馆诉诸观众的审美直觉，外行也可看热闹。别看参观者对画家、雕塑家的精美技艺赞不绝口，其实心里还另有一杆秤，那便是专家关于“国宝”的鉴定，以及拍卖行里艺术品的价格。至于徜徉博物馆，则需要较多的知识储备，能够从一只木箱、几段残碑或者满地瓷片，体味所展物品中蕴涵着的民族志或文化史，这样的“内行看门道”，毕竟不太多。
因从背面入手，错过了以往阅读、思考时必不可少的历史线索。可这也有好处，跳出“秦汉”过后必定是“唐宋”的惯性思维，直面每一件孤立的展品。满墙斑驳的壁画，前面陈列着几尊造像，除了大肚能容的弥勒佛无人不知，其余的，比如潜心修行的和尚、飘然欲仙的道士，还有着儒者衣冠的读书人，很可能属于文化类型的介绍。看这场面，当即明白了刚才那几位的高论。见识过西安兵马俑的气势、洛阳石窟的辉煌、敦煌雕塑的瑰丽，再打量眼前这孤零零的几尊明清造像，自然是“不值一提”。可他们忘了，这里是伦敦，不是敦煌；绝大部分观众熟悉的是希腊画瓶，而不是三彩造像。将和尚、道士和儒生并排陈列，而不追究其生产年代及工艺差别，主要目的是介绍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从文化史而不是艺术史的角度铺排，这正是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最大差别。大英博物馆里，也不是没有国人耳熟能详的“宝贝”，比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便入藏此间，但常设展的主要功能在于传播知识，确实不必要“劳动大驾”。
相对于正面陈列的那尊一脸愁相、随时准备救苦救难的僧人造像，我更喜欢屈居一隅的年轻罗汉——记得那是铁铸的，很结实，完成于明代，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更重要的是，我欣赏其脸上的表情：平静中蕴涵着力量。请妻子拍张合影，以便将来修行时，有个追慕的目标。
确实是生死事大，博物馆里的物品，大都阐释的是死亡以及死后的世界。上古祭祀的礼器不必说，阎王造像在中国的普及也在意料之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陈列在大厅中间的镇墓木俑。据说此类木俑多出土于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的楚墓，是公元前4-前3世纪的物品，很能体现楚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怪脸并不可怕，鹿角也不算太稀奇，在我看来，全部表现力凝聚在那条十分夸张的长舌头。仔细观察，阴森的气味不多，似乎还带着一点幽默，让你不禁浮想联翩：当初工匠制作此木俑时，除了技艺与程式的考虑，还融进了嬉戏的心情。
另外一件体现中国人游戏幽冥的作品，则是“冥通银行”发行的面额5000美金的钞票。以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纸钱作为展品，这更是展览的制作者蔑视“集宝”而强调“博物”的最佳例证——在晚清文人的海外游记中，常有参观“宝物馆”“集宝楼”“积宝院”的记录，后来见识日广，方才逐渐将museum统一译成“博物馆”。可时至今日，国人还是习惯于以是否“宝贝”来衡量并阐释博物馆里的展品。
正摘抄有关说明文字，有人凑近，用英文询问，能否读懂墓志铭。我不假思索地点头。接下来的追问，真让人出了一身冷汗：“请你告诉我这三幅文字之间的差别。”迎着少年热切好奇的目光，只能以英语不好为由推托。可我心里明白，即便不考虑语言表达能力，猛然间，让我简明扼要地——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挂一漏百——讲清楚墓志铭的形制、特征以及流变，还真做不到。而这，应该说仍属于中国文化史方面的基本常识。
记得章太炎有篇演讲，就叫《常识与教育》，说的是常识得之不易，以及常识之随时代流转。我想，还可以从表达方面立论——让读者或观众迅速明白某一方面（比如关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常识，其实很不容易。这也是我辈职业“读书人”必须经常访问博物馆的缘故。在我看来，单就传播“常识”而言，博物馆的功用，很可能远在书本与课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