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志钧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4期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4)06-0091-05
以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cLuhan)为杰出代表的北美媒介生态学派有着研究的类同主旨和追求，这就是许多学者所概括的：关注科技、传媒对人类文化、人类感知的复杂影响。旨在研究文化、科技、媒介之间的互动互生关系及其文化后果。“其研究重点是传播媒介的结构冲击和形式影响。”此外，它“还关心媒介形式的相互关系、媒介形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表现。”[1]3
如何理解媒介生态学的生态学范式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媒介生态学日益为中国学界熟悉，随着麦克卢汉开创的多伦多学派和后继的纽约学派威望日隆，多伦多学派和后继的纽约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纷纷被译介为中文出版，不少译者将麦克卢汉开创的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研究翻译成媒介环境学，其后继者建立的媒介生态学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也被国内不少学者译为媒介环境学会。
这里面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翻译、名称译法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和理解麦克卢汉开创的媒介生态学，媒介生态学是否遵循着生态学范式的根本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媒介生态学绝不像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是一种概念运用词不达意导致的歧义和误会。也不像一些理论家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比附性的隐喻。而且，所谓的媒介生态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思想观点频现差异，多有龃龉，不同代系、学派、学者间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对媒介生态学家的媒介生态观略作梳理，以凸显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麦克卢汉毫无疑问是媒介生态学的灵魂，他的研究为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大厦奠定了基石。但是媒介生态学并非空穴来风，生态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学科范式在媒介技术领域发挥影响非一日之寒。这种技术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的思路在麦克卢汉之前早有萌蘖。
20世纪50年代以前，格迪斯(Patrick Geddes)、芒福德(Lewis Mumford)等人的著述已构成了媒介生态学的先声。格迪斯、芒福德等人作为媒介生态学派的先驱各自为媒介生态学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如果说他们的后继者麦克卢汉在论述媒介技术对社会文化和人类感知的影响时许多时候并没有明确提出媒介生态这一概念，思想也时有游移，那么，作为媒介生态学先驱的格迪斯、芒福德其理论的生态学取向和思路却是异常鲜明、异常坚定的。帕特里克·格迪斯已经开始自觉地将长期以来在生物学领域盛行的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他的城市规划研究中，把城市视为有机体而不仅仅是冰冷的建筑材料堆砌成的物态化的存在。“人类生态学”在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理论大厦中举足轻重，历来引人注目。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思想在芒福德早期作品中也不断闪现，这直接影响芒福德形成了他的有机技术观。从生态学视角审视技术文化构成了芒福德研究的主旋律。
芒福德不仅以其对容器文化与武器文化的区分，对王者机器的入木三分的批判，技术生态论的热切展望著称于世，以其人文主义色彩浓厚的技术哲学思想为媒介生态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他提出的许多命题启发了麦克卢汉，构成了媒介生态学的核心理念，堪称是媒介生态学派的灵魂。芒福德早在1930年就在论文《机器之戏》(The Drama of the Machines)中初步提出了后来的技术文化观，他提到对机器不仅要考虑其实际的根源，还要关注其心理方面的根源，已经看到了机器涉及人的价值观。被克里斯汀·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Nystrom)的博士论文《媒介生态学初探：研究人类传播系统的一体化概念范式》推崇为媒介生态学奠基之作的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更显示出了明确的技术生态学旨趣[1]51。《技术与文明》不是仅仅着眼于科学发明轶事，它“着重观察每一次科学技术发生重大突破当中所涉及的文化资源和道德后果。他把科学和技术稳固地放在他所谓的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这个框架当中，来予以考察”[2]390。芒福德认为人性问题与技术问题不可分割，他始终追求技术的人性化，担忧机械技术反客为主，奴役人类。其有机技术观堪称其技术生态论的灵魂。芒福德一生把技术——城市——文化——生态——人联结起来进行综合考察。芒福德长期致力于城市研究、技术文化研究，他关注的是人生存的居所，关心的是人类生活的生态状况，他研究的核心始终围绕人性的舒展和畸变展开。芒福德高度重视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双重影响，他指出：“当初原始人类，通过创造工具和武器，目的是为了掌握主动权，能够控制各种自然力量。而如今的技术条件下，人类不仅仅控制了自然，而且还让人类远远脱离了自身生存的有机环境。”[2]396但是芒福德并不像老子、阿多诺那样认为技术、机巧具有“原罪”，相反他认为“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生存为中心的”[2]404，技术在今后也应当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而“只有当功率、运动和规则性和人性化的生存条件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任何我们能够展望的机械化秩序都必须是更广义的生命秩序的一部分”[3]。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皮货贸易等大宗贸易研究为主，后期以传播效果研究为主，但是二者显然不是割裂的、对立的，后期研究既是前期研究的转型，也是前期研究的延展。前期研究为后期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前期研究中已经显露出了对后来的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取向。饶有意味的是，这种跨学科视野思路、通才型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也是格迪斯、芒福德的特长。
伊尼斯是从商品经济研究步入媒介生态研究的，其媒介生态研究显然是其大宗贸易研究的自然延伸，正是在经济研究的过程中，伊尼斯认识到了商品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媒介，商品贸易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生活方式改变和社会革新的过程。由此，商品经济研究和媒介研究被连为一体了。麦克卢汉曾将伊尼斯的《皮货贸易史》放在媒介生态学的视野中进行过饶有意味的阐发，他指出伊尼斯在《皮货贸易史》中说明了北美殖民地的由来与皮货商息息相关，爱斯基摩人的圆顶雪屋之所以要用兽皮搭建与皮货商的出现密不可分，在没有接触爱斯基摩人之前，这种兽皮雪屋是不存在的。皮货贸易还有力促进了爱斯基摩人社会生活的跃进，“和其他任何前文字时代的民族一样，爱斯基摩人很轻松地从旧石器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他们跳过了新时期时代的专业分工。”[4]伊尼斯由早期的皮货贸易研究逐渐延伸到对媒介的社会文化效果的研究上，高度重视探究媒介演进如何影响到社会权力关系、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知识的形态，在研究中注目于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把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放在社会生态的大系统中通盘考虑，已形成明晰的媒介生态影响研究的思路，为后来者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伊尼斯是对媒介环境进行专一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堪称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深入探究了“媒介变革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平衡与稳定，人类文明的存续和冲突。”他不仅为媒介生态学确定了研究主题，而且创造了独特的方法论工具[5]。
在麦克卢汉的著述中媒介生态学的思路和取向已经非常明显，尽管有时有所游移，人类“感知平衡”的观念毫无疑问是麦克卢汉理论的核心，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之所以关注媒介技术对人类感知的影响，根本用意在于他对人类精神生态平衡的重视。确如他的同事罗伯特·洛根所说：“他认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动机是理解任何新媒介问世所带来的变化，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变化。他戏称媒介研究是‘防止媒介余波效应’。”[6]16但是，如果说，麦克卢汉仅仅关注感知平衡，那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麦克卢汉从来没有割裂感知与精神、生理的关系，他把人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灵与肉不可分割的人。在麦克卢汉浩如烟海的著述中，他时常论及媒介演进如何影响了人的进化，这种进化不仅是精神方面的，同时也必然是涉及生理各方面的，如神经系统的进化、生殖力量等。麦克卢汉喜欢把生物学的比方用于技术。他在《理解媒介》中说：“从生理上说，人在正常实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的人体)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儿育女，不断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样。”[7]79-80麦克卢汉甚至说人是给技术异化授粉的蜜蜂[8]，他指出媒介技术是“人为的”，完全“外在于我们的身体”，然而它们又是我们神经系统“自然而深刻的进化”。“我们仅仅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继续着不曾中断的生物进化”。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是：“媒介即是讯息。”[9]在此，麦克卢汉明确强调媒介的进化是人类更高层次上继续着的不曾中断的生物进化，其研究的生态学思路和生态学眼光不言自明。他的同事罗伯特·洛根也认为，《理解媒介》的第二个核心思想是：电力技术的社会完成了一个转换，从分割肢解的机械时代过渡到一个新时代；在新时代里，以电速运动的信息消除了时空差异。有了电力技术以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去拥抱全球”，我们体会到“深度的卷入”。所以我们如今生活在“地球村”里[6]11。
而且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非常明确地将麦克卢汉的研究定位为生态学研究，和麦克卢汉相比，他的生态研究意识更为自觉，而且他在论及这个问题时非常清醒、自觉地力图超越传统生物学对生态学的理解层次，他不是像后来尼尔·波斯曼在隐喻意义上使用媒介生态一词，他明确强调存在着建基于媒介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由人、媒介和技术组成，三者在系统中互动交流。“媒介生态方法论把传播和信息学的各个方面都联系起来，不仅囊括媒介研究，而且囊括技术研究、语言研究以及这三个领域的互动，这一切构成一个生态系统。从传统的意义上说，生态系统指的是生物学系统，包含自然环境和生存其间的生物有机体以及一切系统成分的互动。以类比的方式来界定，媒介生态系统好比是传统的生物学生态系统，由人、媒介和技术组成，三者在系统中互动交流。媒介生态系统还包括语言，借助语言，这个系统的要素得到表现，给自己的传播进行编码。”[6]30-31可见，罗伯特·洛根强力推进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不仅细致论及了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机制，把语言视为是媒介生态研究的关键点。而且将媒介生态研究延展到了数字传播时代，高度重视麦克卢汉生前还只是初露端倪的新媒介，自觉发展麦克卢汉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是他明确强调“媒介生态方法论”，这是许多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后来者所忽视的。
同时，罗伯特·洛根并没有隔断生物世界和人的世界、精神世界的生态关联，他指出动物也可以被视为人的肌肉力量的延伸。麦克卢汉没有研究动物的驯化和作物的栽培，但它们对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马车是杂交技术，包含轮子和家畜，它提供了一个串联式技术框架，说明一种技术(农业)引致另一种技术(灌溉)，再导致又一种技术(文字和数学)。由此我们可以把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串联起来[6]78。
罗伯特·洛根对符号的研究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其对媒介生态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洛根指出：“书面词是口语词的延伸，口语词是心理过程的延伸。”[6]78洛根借鉴了李和舒曼(Lee and Schumann)的研究成果，清醒地强调语言在根本上不是一种生物性存在，而是一种文化性存在。“语言不是靠生物机制传输的，而是靠机制传承的……它既不是生物域的构造成分，也不是物质域的构造成分，而是构成符号域，符号域包括各种形式的符号传播，符号传播又包括书面语、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互联网、音乐和艺术。”[6]79他支持舒曼的观点，也认为人生活在符号域里，符号域既影响人的生活，又影响生物圈。由此对人的生存都会产生影响[6]79-80。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常常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正式创始人。尼尔·波斯曼于1968年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所作的演讲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这一术语，1970年，
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并主持媒介生态学的博士点，到21世纪初，这个博士点已经培养了100 多位博士。也正是在尼尔·波斯曼的直接推动下，20世纪后期以来形成了以纽约大学和福德汉姆大学为中心的赫赫有名的纽约学派，媒介生态学逐渐有了和传统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分庭抗礼的实力。可以说，媒介生态学派能够异军突起，在其中尼尔·波斯曼功不可没。尼尔·波斯曼和麦克卢汉一样具有媒介生态眼光、思路，“他们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理解媒介和文化。这个视角认为，媒介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形式上和环境上，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则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1]10，尼尔·波斯曼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10]。他更重视的是媒介环境的质量。“研究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1]序3对于如何产生一个平衡而健全的环境的深刻影响。尼尔·波斯曼还进一步做了说明：“在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里，我们把媒介(Media)放在生态(ecology)前面，意思是说，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媒介，我们还想说，媒介与人互动的方式给文化赋予特性，你不妨说，这样的互动有助于文化的象征性平衡。如果我们想要把生态一词的古代意义和现代意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妨说，我们需要使地球这个大家庭维持井然有序的环境。”[1]43虽然尼尔·波斯曼对娱乐至死的忧虑流露出浓重的悲观情调，他对媒介生态的前景忧心忡忡，这和麦克卢汉有所不同，和后来的保罗·莱文森等人相比心态、观念更有天壤之别。但尼尔·波斯曼的媒介生态学视角却是不容否认的。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和麦克卢汉间有明显的理论承继关系，相比于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对媒介演进、文明演化的前景的评估明显乐观。莱文森不像麦克卢汉那样对媒介技术的高歌猛进心存疑惧，相反，他认为：“数字时代的城市，还是充满活力，一如既往。”[7]94和麦克卢汉一样，保罗·莱文森也认为媒介的发展总是继往开来的，几乎一切技术都是杂交体，一种新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旧媒介，新媒介总是对旧媒介进行整合，在旧媒介的基础上实现升级换代。例如手机的出现是作为补救性媒介出现的，和之前的固定电话相比更具优势，吸取了前者的各种发明的优点，显示了人性化趋势，虽然保罗·莱文森也承认媒介技术的进步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和社会问题，他也正视媒介演进的负面效应。但他更相信人性、人类选择终将引领人类走向光明之境。他坚信：无意产生的后果和补偿性技术(如法律)之间的拔河比赛或拉锯战，自始至终贯穿在人类历史和媒介发展史的过程之中。请看窗户：最初发明窗户时，是为了补救墙上无洞口的不足，墙上开洞是为了改善墙壁的功能，是为了改善视野；然而，墙上开洞固然有观望窗外的好处，可是它又使我们遭受风雨。于是乎就出现了补偿性的窗户，它使我们既可以观望室外，又可以不遭受风吹雨打。当然，莱文森也充分正视窗户的伴生物之一就是偷窥隐私的小人(这一负面效应也是不可避免的)[11]。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和麦克卢汉一致的地方。保罗·莱文森的媒介生态观鲜明强调媒介生态优化中的人为性，强调不是自然选择，而是人的选择才是媒介生态递演的关键。人用媒介介入自然、社会，也介入人自身的生成，这与麦克卢汉谋求对媒介生态的利导，防止生态失衡的意图有触类旁通之处。需要指出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似乎对保罗·莱文森更有吸引力。保罗·莱文森甚至宣称我们进入新千年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仍然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服务。他对生物进化论提出的三个分明的进化阶段说津津乐道[7]35。
由此可见，生态学范式贯穿于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之中，媒介影响着生物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是众多媒介生态学家的共识。以上所述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技术生态学、麦克卢汉(Herbert McLuhan)的媒介感知影响论、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媒介偏向论、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的媒介生态系统论、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的媒介环境论、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媒介进化论堪称是媒介生态学的几种典型类别。此外，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埃德蒙·卡彭特(Edmond Carpenter)、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等人的观点也与整个媒介生态学的主调颇多应和。
一些论者和译者之所以把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翻译成“媒介环境学”，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内有着一种“关注的焦点是媒体之间的生态，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所谓“媒介生态学”[1]总序2，需要与之区别开来。他们认为北美“媒介生态学家更关注的是传播媒介对人、社会、文化的影响，认为媒介构成了人的环境，媒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和载体，而且影响着权力结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知识生产、意识形态。传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输问题，媒介不仅仅是设备，而且是一个文化系统，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化是人创造的意义王国)，创设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价值观和心理活动都要假道传媒完成和实现。同时使用文化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倡导媒介影响的社会分析，而不仅仅是文本分析，显示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关怀。”[1]196-211这里存在的问题一是不应因国内有着一种重点关注媒体经营管理的所谓“媒介生态学”，就拒绝承认麦克卢汉开创的媒介研究也是媒介生态学，因为媒介生态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思路、眼光，不可能也不必要强求一致。二是环境、家居环境只是生态系统、生态世界的局部成分，既然“媒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和载体，而且影响着权力结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知识生产、意识形态。传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输问题，媒介不仅仅是设备，而且是一个文化系统，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化是人创造的意义王国)，创设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态”，既然媒介环境的不平衡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那为什么还要拘泥于一词一语，而不是着眼于媒介生态学的优化人类生态(包括文化生态)[1]5关怀主旨呢?三是不应仅仅停留在类比、比附性说法的层次上去看待媒介生态学。“媒介生态学”一词最初提出时确实含有生物学暗喻的因素，其对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生态学”(Ecology)的借鉴也是很明显的，但是媒介生态学在芒福德等人的论述中已经明显超越了生物生态学的层次。时至今日，人们谈论生态时早已不再限于生物学，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文艺生态、媒介生态等提法再也不应被简单视为是生物生态的一种类比、比附性说法。它们更多显示的是生物生态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关联性、互动性和不可分割性。
作者介绍：何志钧，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何志钧(1971- )，男，河北张家口人，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
作者：何志钧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4期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4)06-0091-05
以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cLuhan)为杰出代表的北美媒介生态学派有着研究的类同主旨和追求，这就是许多学者所概括的：关注科技、传媒对人类文化、人类感知的复杂影响。旨在研究文化、科技、媒介之间的互动互生关系及其文化后果。“其研究重点是传播媒介的结构冲击和形式影响。”此外，它“还关心媒介形式的相互关系、媒介形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表现。”[1]3
如何理解媒介生态学的生态学范式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媒介生态学日益为中国学界熟悉，随着麦克卢汉开创的多伦多学派和后继的纽约学派威望日隆，多伦多学派和后继的纽约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纷纷被译介为中文出版，不少译者将麦克卢汉开创的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研究翻译成媒介环境学，其后继者建立的媒介生态学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也被国内不少学者译为媒介环境学会。
这里面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翻译、名称译法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和理解麦克卢汉开创的媒介生态学，媒介生态学是否遵循着生态学范式的根本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媒介生态学绝不像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是一种概念运用词不达意导致的歧义和误会。也不像一些理论家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比附性的隐喻。而且，所谓的媒介生态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思想观点频现差异，多有龃龉，不同代系、学派、学者间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对媒介生态学家的媒介生态观略作梳理，以凸显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麦克卢汉毫无疑问是媒介生态学的灵魂，他的研究为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大厦奠定了基石。但是媒介生态学并非空穴来风，生态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学科范式在媒介技术领域发挥影响非一日之寒。这种技术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的思路在麦克卢汉之前早有萌蘖。
20世纪50年代以前，格迪斯(Patrick Geddes)、芒福德(Lewis Mumford)等人的著述已构成了媒介生态学的先声。格迪斯、芒福德等人作为媒介生态学派的先驱各自为媒介生态学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如果说他们的后继者麦克卢汉在论述媒介技术对社会文化和人类感知的影响时许多时候并没有明确提出媒介生态这一概念，思想也时有游移，那么，作为媒介生态学先驱的格迪斯、芒福德其理论的生态学取向和思路却是异常鲜明、异常坚定的。帕特里克·格迪斯已经开始自觉地将长期以来在生物学领域盛行的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他的城市规划研究中，把城市视为有机体而不仅仅是冰冷的建筑材料堆砌成的物态化的存在。“人类生态学”在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理论大厦中举足轻重，历来引人注目。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思想在芒福德早期作品中也不断闪现，这直接影响芒福德形成了他的有机技术观。从生态学视角审视技术文化构成了芒福德研究的主旋律。
芒福德不仅以其对容器文化与武器文化的区分，对王者机器的入木三分的批判，技术生态论的热切展望著称于世，以其人文主义色彩浓厚的技术哲学思想为媒介生态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他提出的许多命题启发了麦克卢汉，构成了媒介生态学的核心理念，堪称是媒介生态学派的灵魂。芒福德早在1930年就在论文《机器之戏》(The Drama of the Machines)中初步提出了后来的技术文化观，他提到对机器不仅要考虑其实际的根源，还要关注其心理方面的根源，已经看到了机器涉及人的价值观。被克里斯汀·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Nystrom)的博士论文《媒介生态学初探：研究人类传播系统的一体化概念范式》推崇为媒介生态学奠基之作的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更显示出了明确的技术生态学旨趣[1]51。《技术与文明》不是仅仅着眼于科学发明轶事，它“着重观察每一次科学技术发生重大突破当中所涉及的文化资源和道德后果。他把科学和技术稳固地放在他所谓的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这个框架当中，来予以考察”[2]390。芒福德认为人性问题与技术问题不可分割，他始终追求技术的人性化，担忧机械技术反客为主，奴役人类。其有机技术观堪称其技术生态论的灵魂。芒福德一生把技术——城市——文化——生态——人联结起来进行综合考察。芒福德长期致力于城市研究、技术文化研究，他关注的是人生存的居所，关心的是人类生活的生态状况，他研究的核心始终围绕人性的舒展和畸变展开。芒福德高度重视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双重影响，他指出：“当初原始人类，通过创造工具和武器，目的是为了掌握主动权，能够控制各种自然力量。而如今的技术条件下，人类不仅仅控制了自然，而且还让人类远远脱离了自身生存的有机环境。”[2]396但是芒福德并不像老子、阿多诺那样认为技术、机巧具有“原罪”，相反他认为“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生存为中心的”[2]404，技术在今后也应当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而“只有当功率、运动和规则性和人性化的生存条件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任何我们能够展望的机械化秩序都必须是更广义的生命秩序的一部分”[3]。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皮货贸易等大宗贸易研究为主，后期以传播效果研究为主，但是二者显然不是割裂的、对立的，后期研究既是前期研究的转型，也是前期研究的延展。前期研究为后期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前期研究中已经显露出了对后来的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取向。饶有意味的是，这种跨学科视野思路、通才型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也是格迪斯、芒福德的特长。
伊尼斯是从商品经济研究步入媒介生态研究的，其媒介生态研究显然是其大宗贸易研究的自然延伸，正是在经济研究的过程中，伊尼斯认识到了商品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媒介，商品贸易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生活方式改变和社会革新的过程。由此，商品经济研究和媒介研究被连为一体了。麦克卢汉曾将伊尼斯的《皮货贸易史》放在媒介生态学的视野中进行过饶有意味的阐发，他指出伊尼斯在《皮货贸易史》中说明了北美殖民地的由来与皮货商息息相关，爱斯基摩人的圆顶雪屋之所以要用兽皮搭建与皮货商的出现密不可分，在没有接触爱斯基摩人之前，这种兽皮雪屋是不存在的。皮货贸易还有力促进了爱斯基摩人社会生活的跃进，“和其他任何前文字时代的民族一样，爱斯基摩人很轻松地从旧石器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他们跳过了新时期时代的专业分工。”[4]伊尼斯由早期的皮货贸易研究逐渐延伸到对媒介的社会文化效果的研究上，高度重视探究媒介演进如何影响到社会权力关系、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知识的形态，在研究中注目于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把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放在社会生态的大系统中通盘考虑，已形成明晰的媒介生态影响研究的思路，为后来者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伊尼斯是对媒介环境进行专一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堪称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深入探究了“媒介变革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平衡与稳定，人类文明的存续和冲突。”他不仅为媒介生态学确定了研究主题，而且创造了独特的方法论工具[5]。
在麦克卢汉的著述中媒介生态学的思路和取向已经非常明显，尽管有时有所游移，人类“感知平衡”的观念毫无疑问是麦克卢汉理论的核心，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之所以关注媒介技术对人类感知的影响，根本用意在于他对人类精神生态平衡的重视。确如他的同事罗伯特·洛根所说：“他认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动机是理解任何新媒介问世所带来的变化，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变化。他戏称媒介研究是‘防止媒介余波效应’。”[6]16但是，如果说，麦克卢汉仅仅关注感知平衡，那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麦克卢汉从来没有割裂感知与精神、生理的关系，他把人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灵与肉不可分割的人。在麦克卢汉浩如烟海的著述中，他时常论及媒介演进如何影响了人的进化，这种进化不仅是精神方面的，同时也必然是涉及生理各方面的，如神经系统的进化、生殖力量等。麦克卢汉喜欢把生物学的比方用于技术。他在《理解媒介》中说：“从生理上说，人在正常实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的人体)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儿育女，不断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样。”[7]79-80麦克卢汉甚至说人是给技术异化授粉的蜜蜂[8]，他指出媒介技术是“人为的”，完全“外在于我们的身体”，然而它们又是我们神经系统“自然而深刻的进化”。“我们仅仅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继续着不曾中断的生物进化”。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是：“媒介即是讯息。”[9]在此，麦克卢汉明确强调媒介的进化是人类更高层次上继续着的不曾中断的生物进化，其研究的生态学思路和生态学眼光不言自明。他的同事罗伯特·洛根也认为，《理解媒介》的第二个核心思想是：电力技术的社会完成了一个转换，从分割肢解的机械时代过渡到一个新时代；在新时代里，以电速运动的信息消除了时空差异。有了电力技术以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去拥抱全球”，我们体会到“深度的卷入”。所以我们如今生活在“地球村”里[6]11。
而且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非常明确地将麦克卢汉的研究定位为生态学研究，和麦克卢汉相比，他的生态研究意识更为自觉，而且他在论及这个问题时非常清醒、自觉地力图超越传统生物学对生态学的理解层次，他不是像后来尼尔·波斯曼在隐喻意义上使用媒介生态一词，他明确强调存在着建基于媒介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由人、媒介和技术组成，三者在系统中互动交流。“媒介生态方法论把传播和信息学的各个方面都联系起来，不仅囊括媒介研究，而且囊括技术研究、语言研究以及这三个领域的互动，这一切构成一个生态系统。从传统的意义上说，生态系统指的是生物学系统，包含自然环境和生存其间的生物有机体以及一切系统成分的互动。以类比的方式来界定，媒介生态系统好比是传统的生物学生态系统，由人、媒介和技术组成，三者在系统中互动交流。媒介生态系统还包括语言，借助语言，这个系统的要素得到表现，给自己的传播进行编码。”[6]30-31可见，罗伯特·洛根强力推进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不仅细致论及了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机制，把语言视为是媒介生态研究的关键点。而且将媒介生态研究延展到了数字传播时代，高度重视麦克卢汉生前还只是初露端倪的新媒介，自觉发展麦克卢汉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是他明确强调“媒介生态方法论”，这是许多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后来者所忽视的。
同时，罗伯特·洛根并没有隔断生物世界和人的世界、精神世界的生态关联，他指出动物也可以被视为人的肌肉力量的延伸。麦克卢汉没有研究动物的驯化和作物的栽培，但它们对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马车是杂交技术，包含轮子和家畜，它提供了一个串联式技术框架，说明一种技术(农业)引致另一种技术(灌溉)，再导致又一种技术(文字和数学)。由此我们可以把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串联起来[6]78。
罗伯特·洛根对符号的研究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其对媒介生态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洛根指出：“书面词是口语词的延伸，口语词是心理过程的延伸。”[6]78洛根借鉴了李和舒曼(Lee and Schumann)的研究成果，清醒地强调语言在根本上不是一种生物性存在，而是一种文化性存在。“语言不是靠生物机制传输的，而是靠机制传承的……它既不是生物域的构造成分，也不是物质域的构造成分，而是构成符号域，符号域包括各种形式的符号传播，符号传播又包括书面语、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互联网、音乐和艺术。”[6]79他支持舒曼的观点，也认为人生活在符号域里，符号域既影响人的生活，又影响生物圈。由此对人的生存都会产生影响[6]79-80。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常常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正式创始人。尼尔·波斯曼于1968年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所作的演讲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这一术语，1970年，
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并主持媒介生态学的博士点，到21世纪初，这个博士点已经培养了100 多位博士。也正是在尼尔·波斯曼的直接推动下，20世纪后期以来形成了以纽约大学和福德汉姆大学为中心的赫赫有名的纽约学派，媒介生态学逐渐有了和传统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分庭抗礼的实力。可以说，媒介生态学派能够异军突起，在其中尼尔·波斯曼功不可没。尼尔·波斯曼和麦克卢汉一样具有媒介生态眼光、思路，“他们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理解媒介和文化。这个视角认为，媒介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形式上和环境上，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则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1]10，尼尔·波斯曼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10]。他更重视的是媒介环境的质量。“研究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1]序3对于如何产生一个平衡而健全的环境的深刻影响。尼尔·波斯曼还进一步做了说明：“在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里，我们把媒介(Media)放在生态(ecology)前面，意思是说，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媒介，我们还想说，媒介与人互动的方式给文化赋予特性，你不妨说，这样的互动有助于文化的象征性平衡。如果我们想要把生态一词的古代意义和现代意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妨说，我们需要使地球这个大家庭维持井然有序的环境。”[1]43虽然尼尔·波斯曼对娱乐至死的忧虑流露出浓重的悲观情调，他对媒介生态的前景忧心忡忡，这和麦克卢汉有所不同，和后来的保罗·莱文森等人相比心态、观念更有天壤之别。但尼尔·波斯曼的媒介生态学视角却是不容否认的。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和麦克卢汉间有明显的理论承继关系，相比于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对媒介演进、文明演化的前景的评估明显乐观。莱文森不像麦克卢汉那样对媒介技术的高歌猛进心存疑惧，相反，他认为：“数字时代的城市，还是充满活力，一如既往。”[7]94和麦克卢汉一样，保罗·莱文森也认为媒介的发展总是继往开来的，几乎一切技术都是杂交体，一种新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旧媒介，新媒介总是对旧媒介进行整合，在旧媒介的基础上实现升级换代。例如手机的出现是作为补救性媒介出现的，和之前的固定电话相比更具优势，吸取了前者的各种发明的优点，显示了人性化趋势，虽然保罗·莱文森也承认媒介技术的进步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和社会问题，他也正视媒介演进的负面效应。但他更相信人性、人类选择终将引领人类走向光明之境。他坚信：无意产生的后果和补偿性技术(如法律)之间的拔河比赛或拉锯战，自始至终贯穿在人类历史和媒介发展史的过程之中。请看窗户：最初发明窗户时，是为了补救墙上无洞口的不足，墙上开洞是为了改善墙壁的功能，是为了改善视野；然而，墙上开洞固然有观望窗外的好处，可是它又使我们遭受风雨。于是乎就出现了补偿性的窗户，它使我们既可以观望室外，又可以不遭受风吹雨打。当然，莱文森也充分正视窗户的伴生物之一就是偷窥隐私的小人(这一负面效应也是不可避免的)[11]。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和麦克卢汉一致的地方。保罗·莱文森的媒介生态观鲜明强调媒介生态优化中的人为性，强调不是自然选择，而是人的选择才是媒介生态递演的关键。人用媒介介入自然、社会，也介入人自身的生成，这与麦克卢汉谋求对媒介生态的利导，防止生态失衡的意图有触类旁通之处。需要指出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似乎对保罗·莱文森更有吸引力。保罗·莱文森甚至宣称我们进入新千年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仍然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服务。他对生物进化论提出的三个分明的进化阶段说津津乐道[7]35。
由此可见，生态学范式贯穿于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之中，媒介影响着生物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是众多媒介生态学家的共识。以上所述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技术生态学、麦克卢汉(Herbert McLuhan)的媒介感知影响论、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媒介偏向论、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的媒介生态系统论、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的媒介环境论、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媒介进化论堪称是媒介生态学的几种典型类别。此外，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埃德蒙·卡彭特(Edmond Carpenter)、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等人的观点也与整个媒介生态学的主调颇多应和。
一些论者和译者之所以把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翻译成“媒介环境学”，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内有着一种“关注的焦点是媒体之间的生态，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所谓“媒介生态学”[1]总序2，需要与之区别开来。他们认为北美“媒介生态学家更关注的是传播媒介对人、社会、文化的影响，认为媒介构成了人的环境，媒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和载体，而且影响着权力结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知识生产、意识形态。传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输问题，媒介不仅仅是设备，而且是一个文化系统，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化是人创造的意义王国)，创设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价值观和心理活动都要假道传媒完成和实现。同时使用文化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倡导媒介影响的社会分析，而不仅仅是文本分析，显示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关怀。”[1]196-211这里存在的问题一是不应因国内有着一种重点关注媒体经营管理的所谓“媒介生态学”，就拒绝承认麦克卢汉开创的媒介研究也是媒介生态学，因为媒介生态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思路、眼光，不可能也不必要强求一致。二是环境、家居环境只是生态系统、生态世界的局部成分，既然“媒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和载体，而且影响着权力结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知识生产、意识形态。传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输问题，媒介不仅仅是设备，而且是一个文化系统，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化是人创造的意义王国)，创设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态”，既然媒介环境的不平衡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那为什么还要拘泥于一词一语，而不是着眼于媒介生态学的优化人类生态(包括文化生态)[1]5关怀主旨呢?三是不应仅仅停留在类比、比附性说法的层次上去看待媒介生态学。“媒介生态学”一词最初提出时确实含有生物学暗喻的因素，其对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生态学”(Ecology)的借鉴也是很明显的，但是媒介生态学在芒福德等人的论述中已经明显超越了生物生态学的层次。时至今日，人们谈论生态时早已不再限于生物学，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文艺生态、媒介生态等提法再也不应被简单视为是生物生态的一种类比、比附性说法。它们更多显示的是生物生态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关联性、互动性和不可分割性。
作者介绍：何志钧，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何志钧(1971- )，男，河北张家口人，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