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亦言
四、昙花一现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在达成停战令的同日，政协会议开幕。会议讨论焦点是改组国府问题。国共各自提出改组方案。
1946年1月14日，国民党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王世杰作了说明。国民党主张：
国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即由三十六名增至四十八名；国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由主席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委员名额如何分配不作明文规定，但国民党必具“特定程度多数”以保证其“履行领导的责任”；国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其职权中无用人权；国府主席在紧急情势发生时，有紧急处置之权。
显然这是一个仍然国民党一党专政与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方案。
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了自己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公开主张必须改组与扩大现政府“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且国民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中共中央亦明确指示代表团：“必须坚持破坏独裁”，“改组政府必须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一切民主分子参加一切机构，公平有效的代表权）”，“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
马歇尔必须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使人确信国民政府已开始走向民主，如此才能说服中共交出军队。他决定自己出面施加压力。1月22日，他悄悄拜会蒋介石，说明自己在改组政府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提交了一份由他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主要内容是：成立临时国务委员会以取代最高国防委员会，国务委员会由20人组成，其中国民党9人、中共6人、民盟1人、青年党1人，无党派人士3人，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在取舍意见同数的情况下，由主席裁决；主席有否决权，但如委员会中14名成员维持原议，否决无效；主席有权任命五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但其中50％为国民党派人，30％为中共人士、其余20％为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主席经委员会同意任命省长，但热、察、宁夏、鲁冀、晋、陕、豫、甘诸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市长由主席根据委员会下设立之特别委员会提名任命，该特别委员会由国民党和中共各二人组成；国务委员会设立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起草宪法，在1947年1月1日前完成宪章审议、国民大会代表改选、宪草复议、新政府成立等向宪政过渡的一整套程序。
马歇尔手中握有美国对华经援和军援大权。他强调“有两个因素使他必须与共产党尽快达成关于联合政府和联合的军队的定。第一，在现今的形势下，中国十分容易受到俄国下层的渗透，与俄国接壤的中国西北与满洲的共产党政权将因此得到加强，国民政府在那里的地位则将不断削弱；第二，美国的陆海军力量显然不能长久待在中国。”
还在1945年12月21日，马歇尔第一次见蒋介石的谈话中，就强调说，美国人民不愿采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动。美国人民现在十分希望看到中国结束敌对行动。而总统的行动权力，他提供援助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公众情绪，即公众对国共两党作出的真诚让步的反应的制约的。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获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不允许总统对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当时尚不知马歇尔的底线。加之马歇尔来华前夕，杜鲁门命令财政部、商业部、进出口银行等几个部门，暂停一切对华财经联络，暂停各种援助（包括进出口银行正在商谈的5亿美元贷款）。所有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均随马歇尔使命的进展情况而定。马歇尔的表态与美国政府的措施结合起来，对于若干年来须臾离不开美援的蒋介石无疑是有份量的压力。
马歇尔的干预显然产生了作用。蒋介石虽极端反感马歇尔的方案，称“此为共党不敢提者”，但惧于杜鲁门声明的威胁及马歇尔掌握着运兵和援助大权，不得不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
国民党作了让步：承认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放弃委员选任须经国民党中执行通过和主席有紧急处置权的要求；委员中国民党人士只占半数；委员的3/5即可否决主席之否决；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主要议案须有2/3以上委员赞成始得议决。在国民党做出让步的同时，中共方面也在政府中多数党席位、国民大会旧代表的资格及整军原则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让步。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就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项达成书面协议。
停战令的发布和政协会议胜利闭幕，使当时的中国似乎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曙光。马歇尔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赞赏感谢。中共一度产生“和平民主新阶段”幻觉。
2月1日，中共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党独裁专制即开始破坏”，“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我党即将参加政府”，甚至“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但中共指示同时说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党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共区三件中心工作。”
然而法国共产党的路，中共能走吗？
2月10日上午，发生了国民党人捣毁重庆各党派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较场口事件”，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众多著名人士。
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对中共只有两手，一是全部消灭之，二是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便将来消灭之。
2月12日，中共中央开了一整天会。毛泽东表达了一个明确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意识到走法国道路的危险性。刘少奇表示：在政治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否则的话，“蒋对我们军队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
中共开始以警惕的目光注视事态演变。
政协会议结束后，3人小组(国民党方面由张治中接替张群)立即着手讨论整军问题。2月25日，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达成《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方案规定，从协定签字至12个月终了时，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其中国民党军90个师，中共军队18个师，在这此后6个月中，国民党军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队缩编为10个师，方案还对12个和18个月终了时各地军队的配置作了具体的规定。
随后，马歇尔和国共双方代表到东北、华东、华中各地巡视检查停战令执行情况。据张治中回忆，当时“全国各地除东北外算是大体完全停止冲突了”，“有时国共双方将领都在一起开会聚餐”。
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
对政协决议，蒋介石认为是“失败”，他说：“因为军事上之弱点，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避战！”“我们何以有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失败，都因为军队无力量”。
3月1日到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中央执、监委员331人出席。会议对政协决议发起了反扑。
政协会议5项决议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改组案。该案直接威胁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关系到废除国民党训政体制，关系到许多人将失去官位（这是最“要命”的），这就够国民党百倍痛恨了。而民主竞争甚至还有使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因此党内“强硬派”对政协的强烈反弹实属必然。尤其是CC系。他们口称不图私利，强调他们并不主张国民党独占政权，他们坚持的是“革命主义”与“国父遗教”。他们不好否定政府改组案，便以孙文《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为武器，在宪法草案上百般攻击，3月16日，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1。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式行使“建国太纲”所规定之职权，其召集之次数应酌量增加；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完全推翻了政协会议制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及其他民主原则。实际全面推翻政协决议。
国民党给了中共以坚持政协决议名义下的“逃脱”机会。马歇尔身在美国，未能阻止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调停失败实际定局。
3月18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说：“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这是中共开始表示不能参加国大、政府。此后中共仍称力争和平，但不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
同日，中共发言人即发表谈话,要求政协“宪法原则协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
从政协决议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凸现这样的历史特点：
——国民党把自己的生存建立在专制独裁之上；
——在中共已经相当成熟条件下，只有否定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中国才能走出历史低谷。
3月30日，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鉴于国民党违反四项诺言，破坏政协决议，擅改国大代表总数，拒绝中共在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应有之名额，中共决定不提交国府委员名单，不参加改组政府。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做长篇报告，声称：“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并强调“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其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替约法”；“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是决不能承认的”。蒋介石以此表明它并不受政协协议、停战协定的约束。
1月13日生效的“停战令”，旨在暂时维持现状。希望通过随后的政治协商，解决国共争端。现在国共针锋相对，现状也就无从维持。政协会议后的中国和平民主希望，一闪而灭。
5月5日，国府还都南京。
五、美国援蒋
几乎是日本一宣布投降，美国便以帮助蒋介石垄断受降权的方式，援蒋拒共。后来这种援助一直不断。马歇尔调停，只是一段插曲。
二战结束，1945年8月21日，杜鲁门宣布停止向一切国家运送租借物资，只有中国例外。9月5日，杜鲁门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魏德迈的专门指示，这项指示说：“你在日本投降后的行动的依据是：目前的军援将继续下去，目的是支持中央政府军队重新占领现今为日军所占的中国战场的一切地方”。这次延长租借法为期半年。
为阻止中共军队受降，美国采取了3项措施：
1、美国海军陆战队直接在中国登陆。
早在8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指示魏德迈“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并称，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所受降的部队只能交给国民政府。魏德迈要陆军部向中国派遣7个师的兵力，在华北与东北设置障碍，对抗苏联。参谋长联席会议派不出这么多部队，但派遣了由凯勒·罗基中将率领的两个海军陆战师前来中国。并在天津建立了司令部。美海军陆战队各部分别于9月30日，10月4、10日在塘沽、烟台、青岛登陆。1945年底驻华美军最多时达11.3万人。
2、由美国大规模空运海运国军到华东、华北、东北。
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第10航空队的全部运输机和空运司令部所属的大部分运输机都统一组织起来，进行规模空前的空运：将新六军由芷江空运到南京，九十四军由柳州、靖远运到上海，又由上海运到北平，七十四军由九江运到南京和上海，九十三军由武汉运到北平等等。据中国战区美国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中将9月25日称，在8月至9月间，美国已用飞机运送了国军4万人到华北。
东北方面，为了在苏军撤出时接收东北主权，9月1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魏德迈：“美国的政策是援助中国政府尽可能地在被解放区，尤其是满洲，确立基本的中国军队”，催促魏德迈加紧向东北运兵。到1946年3月底已经往东北运了7个军，即除了1月10日停战令下达前运送的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外，还有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九十四军、新编二十七军。5、6月间马歇尔不顾中共反对，又将第六十军和五十三军运往秦皇岛地区，转运东北，并将第五十四军运往青岛地区。连他自己也不否认，这是“为1月10日协定所禁止的对华北部队的全面增援”。到7月，美国共帮助运送国军50余万人去东北。
3、以日伪军“作为卫戍部队”，抵抗共军受降。
目睹了华北受降日军状况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以前的伪军以及日军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极端奇怪的联盟，共同守卫这些铁路，以防共产党游击队的进攻。”
美国继续租借援助的内容之一是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蒋介石口头承诺，为中国装备90个师的陆军。截止战争结束，实际已装备了33个师。蒋介石对这一承诺念念不忘，在罗斯福死后一再向美国政府提出。1945年9月14日，杜鲁门向宋子文口头表示，同意继续为中国军队提供装备，但以完成39个师为限。实际到1946年底共装备了45个师。美国还援助国军建立8又1/3大队空军及海军271艘舰艇。
自日本投降之日至1946年7月止,美国援华物资价值7亿8千多万美元,超过了抗战时期的美国援华物资之价值。其中以废铁价格出售一批贮藏于印缅地区的美械装备,内有100余辆M3A3轻型坦克。美国将在华驻军物资移交给国民党,仅在昆明一地就有上万吨航空器材,其中大约4000吨是轻型武器及弹药。
战后，美方向中方归还3亿美元战时垫款。中方就以这笔款项冲抵美军战争剩余物资13亿美元。这批战争剩余物资中可用于作战的军用物资约有6亿美元。
抗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提出要美国派遣驻华军事顾问团，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的陆海空军，以美国的装备，战术和技术改造全部中国军队。蒋介石这一要求与美国军方愿望可说不谋而合。虽说根据美国当时的立法，派出军事顾问团有法律程序上的障碍。但既然中国战区没有“结束”，魏德迈便仍然率领美军留驻中国。2月25日，杜鲁门正式批准建立驻华军事顾问团。以保证在中国战区正式撤销后，美国对国军的训练、指导不会间断。美国军事上的“顾问”作用实际从未中断。
在马歇尔调处国共东北冲突同时，美国继续给予国府多方面的援助。这些援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海军陆战队留驻华北。到1946年2月，驻华北美军仍有4.5万人。5月1日，中国战区正式撤销，驻华海军陆战队又转归第七舰队指挥，美军替国府守卫矿山、桥梁、弹药库、交通线路乃至列车。
2、一再延长租借援助。1945年9月5日，美国确定的对华租借援助为期半年，到1946年3月初止。期限未到杜鲁门又于1月19日签发命令，授权陆、海军部将对华租借援助延长到6月30日，后又延长到10月3l日，到6月底，美国战后对华援助额已达7.81亿美元(其中3亿多用于空运和海运国军部队)，而大战期间租借援助的总和也不过8.45亿美元。美国战后在租借援助项下提供的军火，装备了国军陆军、空军和海军。在租借援助的名义下，美国军事院校训练着国军5000多名空军人员、数百名陆军后勤人员和军医，美国海军在青岛等地训练国军海军人员，根据6月14日签订的《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国府又获得价值5170万美元的民用装备和物资。
美国政府根据不论谈判进展如何，都要支持蒋介石的原则所提供的上述种种援助，一方面为蒋介石准备内战物质条件，甚至直接支持他的内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很快就摸到了美国政府的底牌，认定美国政府离不开他。因此很快就从被迫作出让步的立场后退，在谈判中态度越来越强横，向中共漫天要价。马歇尔尽管仍然不希望国共最后破裂，但他对国民党施加的压力已被美国援助的影响所抵销，促和努力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效果，而助战的实际影响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6月29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7月7日，中共在纪念“七·七”九周年的长篇宣言中严厉抨击“美国反动派……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抨击“美国赫尔利、魏德迈集团的武装干涉政策”，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陆海空军。这是从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声明发表半年多以来，中共第一次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开严厉批评。翌日，周恩来将宣言转交马歇尔，并指出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变时期，美国有必要作出明确选择。明智的政策是不向内战中的一方提供援助，同时继续进行调解。
蒋介石一意通过内战消灭中共，美国不能没有表示。马歇尔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项是自8月起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在美国要求下它的欧洲盟国也采取了相同立场。但美国政府对此严守秘密。况且当时国军已经从美国得到了大批武器弹药储备，还收缴了大量日伪军的枪支弹药。蒋介石依其速战速决设想，显然认为储存物资已足敷消灭中共所需。禁运并未使他感受到压力。
另一项是8月10日，由杜鲁门发给蒋介石一封由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起草的信。信中责备蒋“企图采取强权、军队或秘密警察，而不是民主方法，来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并称，如果在短期内中国国内的问题的和平解决没有真正的进展，“则不能期望美国舆论对贵国仍持慷慨大度的态度，而且我将有必要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杜鲁门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8月19日，蒋介石写了封回信。28日，由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交给杜鲁门。信中一味指责中共，为他自己的立场辩解。杜鲁门对此也无可奈何。其“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也就不见下文，不了了之。
美国“禁运，禁援”，只是一种姿态。8月16日下午六时，马歇尔四上庐山与蒋介石晤谈，商谈美国清算物资委员会准备出卖美国在西部太平洋的巨额剩余战争物资，此项物资的总值达20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投降以来美国助蒋租借的总值，据估计足供蒋介石内战两年之用。美国将以5亿美元的低价供给蒋介石。30日上午，《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在南京签订。
六、侵略与卖国
美国如此“慷慨”援蒋，目的当然不在友谊或正义，而是利益。从1945年11月起，美国与南京政权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1946年5月，签订《成渝铁路修建协定》。规定美国有修建此铁路权利。
——1946年7月29日，南京外交部对行政院呈文，通报美军得以“在中国内地各省及台湾等地从事空中摄影”；并获准“美国使用以冲绳岛为基地之美国飞机，在蒙古、东北各地作空中照像飞行”。是为《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
——1946年9月，签订《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同月22日上海报纸转载美国杂志世界报消息：“中国为了购买八亿余元美军剩余物资，已允许美军舰在卅年内，可在中国沿海船坞中修理。”又英文杂志新闻通讯同月28日载：“美国剩余物资附有三十年秘约船坞协定，依此协定，三十年内，中国所有海港，美军舰皆可自由出入使用。”
——1946年10月8日，签定《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规定“设立‘中美宪警联络室’，凡是美军‘肇事’，须由美国宪警处理，中国警局只有旁听权”！
——1946年11月4日，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1946年12月20日，签订《中美空中运输协定》。规定：由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寰球航空公司在中国各地飞行，并可在任何“随时同意之地点”自由起落；还规定美机在中国领土内也可作“非交通之停靠”（军事降落）。由此中国全部天空都向美国开放。
——1947年1月，签订《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议定：“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与中国即共同使用青岛海军基地。”
——1947年10月16日，成立《中美参加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应允许美国“最为重要”的110项物品减免进口关税，美国则答应对中国军用原料如钨矿等物品作某些关税“让步”从此美国可以一方面向中国继续大量倾销各种消费品和军火，一方面又用关税“让步”来掠夺中国战略原料。
——1947年10月17日，有《中美同意美军驻华换文》。南京政权宣布“美国军队留驻中国已为中国政府所接受。”“美军留驻中国，将直至两方政府认为无继续留驻必要时为止。”南京国务会议随即通过“美国驻华武装部队系由中国政府之同意而驻案”。
——1947年10月27日，签订《中美救济协定》。宣布美国援华物资，必须由美国人监督使用，因此应由美国“专使团”监督南京财政。这个“专使团”可以在中国自由来往，不受中国司法与行政的管束。
——1947年11月1日，签订《中美文化协定》。成立“美国在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组织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施以西方教育，为其重要工作内容。
——1947年12月8日，签订《中美海军协定》。规定（一）由美国帮助中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组织、舰队、军港、基地学校等；（二）由美国帮助中国培养训练干部；（三）由中国供给美国以海军情报，并报告一切。
——1948年7月3日,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其中规定美方需要的中国特产（原料），中方须尽量供给；中方应尽量增加进口美国商品；“美国经济合作局特别代表团”及所属职员，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辖。
——1948年8月5日,有《中美关于设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之换文》。规定由美国总统委派美国人2名，加入南京政府3人组成“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拟订”和“督察”实行各项农业计划，从农业生产、销售、灌溉、畜牧到家庭与乡村工业，农村教育等，无所不包。又可以任命“所认为必要之执行官吏行政人员”，和与“适当的中国政府机构及在中国之国际或私人机构”订立 “合作”办法……。另外还规定从美国给蒋政府的二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经济援助”中，再拨出百分之十，专作美国对中国农业侵略的经常费用
在这些条约协定中，《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无疑最为著名。它由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条约共26条，68款。主要内容是：缔约此方之国民有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与从事商业、工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职业的权利，以及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的权利；并且在经济上享受国民待遇。此方商品在彼方享有不低於任何第三国和彼方本国商品的待遇，此方对彼方任何物品的输入，以及由此方运往彼方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此方船舶可以在彼方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彼方领土的自由；此方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时，开入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这个条约从文字上看来是“绝对”平等的，所有规定都是中美双方平等互惠。比如，美国轮船可以在中国长江自由航行，抢中国生意。中国轮船也可以到美国密西西比河上自由航行，做美国生意。
可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如此悬殊。在商业竞争环境中，无论是在长江，还是在密西西比河，中国轮船公司能竞争得过美国轮船公司吗？落后弱小国家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是国家主权行为，天经地义。美国想通过《中美商约》实现的目标就是剥夺中国主权，使中国成为它的廉价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地。
把这些条约合在一起，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真是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陆上，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从现在到将来，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所有“中国”主权云云，实际上尽成美国主权了。
这些条约，在美国，是侵略；在蒋家王朝，是卖国。由于中共快速胜利，美国实际所得有限。
1947年2月1日，中共就《中美商约》和其它一系列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美援的条约、协定和换文发表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
作者：亦言
四、昙花一现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在达成停战令的同日，政协会议开幕。会议讨论焦点是改组国府问题。国共各自提出改组方案。
1946年1月14日，国民党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王世杰作了说明。国民党主张：
国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即由三十六名增至四十八名；国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由主席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委员名额如何分配不作明文规定，但国民党必具“特定程度多数”以保证其“履行领导的责任”；国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其职权中无用人权；国府主席在紧急情势发生时，有紧急处置之权。
显然这是一个仍然国民党一党专政与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方案。
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了自己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公开主张必须改组与扩大现政府“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且国民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中共中央亦明确指示代表团：“必须坚持破坏独裁”，“改组政府必须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一切民主分子参加一切机构，公平有效的代表权）”，“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
马歇尔必须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使人确信国民政府已开始走向民主，如此才能说服中共交出军队。他决定自己出面施加压力。1月22日，他悄悄拜会蒋介石，说明自己在改组政府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提交了一份由他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主要内容是：成立临时国务委员会以取代最高国防委员会，国务委员会由20人组成，其中国民党9人、中共6人、民盟1人、青年党1人，无党派人士3人，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在取舍意见同数的情况下，由主席裁决；主席有否决权，但如委员会中14名成员维持原议，否决无效；主席有权任命五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但其中50％为国民党派人，30％为中共人士、其余20％为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主席经委员会同意任命省长，但热、察、宁夏、鲁冀、晋、陕、豫、甘诸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市长由主席根据委员会下设立之特别委员会提名任命，该特别委员会由国民党和中共各二人组成；国务委员会设立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起草宪法，在1947年1月1日前完成宪章审议、国民大会代表改选、宪草复议、新政府成立等向宪政过渡的一整套程序。
马歇尔手中握有美国对华经援和军援大权。他强调“有两个因素使他必须与共产党尽快达成关于联合政府和联合的军队的定。第一，在现今的形势下，中国十分容易受到俄国下层的渗透，与俄国接壤的中国西北与满洲的共产党政权将因此得到加强，国民政府在那里的地位则将不断削弱；第二，美国的陆海军力量显然不能长久待在中国。”
还在1945年12月21日，马歇尔第一次见蒋介石的谈话中，就强调说，美国人民不愿采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动。美国人民现在十分希望看到中国结束敌对行动。而总统的行动权力，他提供援助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公众情绪，即公众对国共两党作出的真诚让步的反应的制约的。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获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不允许总统对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当时尚不知马歇尔的底线。加之马歇尔来华前夕，杜鲁门命令财政部、商业部、进出口银行等几个部门，暂停一切对华财经联络，暂停各种援助（包括进出口银行正在商谈的5亿美元贷款）。所有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均随马歇尔使命的进展情况而定。马歇尔的表态与美国政府的措施结合起来，对于若干年来须臾离不开美援的蒋介石无疑是有份量的压力。
马歇尔的干预显然产生了作用。蒋介石虽极端反感马歇尔的方案，称“此为共党不敢提者”，但惧于杜鲁门声明的威胁及马歇尔掌握着运兵和援助大权，不得不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
国民党作了让步：承认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放弃委员选任须经国民党中执行通过和主席有紧急处置权的要求；委员中国民党人士只占半数；委员的3/5即可否决主席之否决；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主要议案须有2/3以上委员赞成始得议决。在国民党做出让步的同时，中共方面也在政府中多数党席位、国民大会旧代表的资格及整军原则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让步。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就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项达成书面协议。
停战令的发布和政协会议胜利闭幕，使当时的中国似乎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曙光。马歇尔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赞赏感谢。中共一度产生“和平民主新阶段”幻觉。
2月1日，中共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党独裁专制即开始破坏”，“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我党即将参加政府”，甚至“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但中共指示同时说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党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共区三件中心工作。”
然而法国共产党的路，中共能走吗？
2月10日上午，发生了国民党人捣毁重庆各党派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较场口事件”，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众多著名人士。
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对中共只有两手，一是全部消灭之，二是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便将来消灭之。
2月12日，中共中央开了一整天会。毛泽东表达了一个明确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意识到走法国道路的危险性。刘少奇表示：在政治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否则的话，“蒋对我们军队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
中共开始以警惕的目光注视事态演变。
政协会议结束后，3人小组(国民党方面由张治中接替张群)立即着手讨论整军问题。2月25日，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达成《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方案规定，从协定签字至12个月终了时，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其中国民党军90个师，中共军队18个师，在这此后6个月中，国民党军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队缩编为10个师，方案还对12个和18个月终了时各地军队的配置作了具体的规定。
随后，马歇尔和国共双方代表到东北、华东、华中各地巡视检查停战令执行情况。据张治中回忆，当时“全国各地除东北外算是大体完全停止冲突了”，“有时国共双方将领都在一起开会聚餐”。
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
对政协决议，蒋介石认为是“失败”，他说：“因为军事上之弱点，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避战！”“我们何以有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失败，都因为军队无力量”。
3月1日到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中央执、监委员331人出席。会议对政协决议发起了反扑。
政协会议5项决议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改组案。该案直接威胁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关系到废除国民党训政体制，关系到许多人将失去官位（这是最“要命”的），这就够国民党百倍痛恨了。而民主竞争甚至还有使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因此党内“强硬派”对政协的强烈反弹实属必然。尤其是CC系。他们口称不图私利，强调他们并不主张国民党独占政权，他们坚持的是“革命主义”与“国父遗教”。他们不好否定政府改组案，便以孙文《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为武器，在宪法草案上百般攻击，3月16日，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1。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式行使“建国太纲”所规定之职权，其召集之次数应酌量增加；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完全推翻了政协会议制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及其他民主原则。实际全面推翻政协决议。
国民党给了中共以坚持政协决议名义下的“逃脱”机会。马歇尔身在美国，未能阻止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调停失败实际定局。
3月18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说：“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这是中共开始表示不能参加国大、政府。此后中共仍称力争和平，但不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
同日，中共发言人即发表谈话,要求政协“宪法原则协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
从政协决议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凸现这样的历史特点：
——国民党把自己的生存建立在专制独裁之上；
——在中共已经相当成熟条件下，只有否定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中国才能走出历史低谷。
3月30日，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鉴于国民党违反四项诺言，破坏政协决议，擅改国大代表总数，拒绝中共在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应有之名额，中共决定不提交国府委员名单，不参加改组政府。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做长篇报告，声称：“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并强调“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其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替约法”；“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是决不能承认的”。蒋介石以此表明它并不受政协协议、停战协定的约束。
1月13日生效的“停战令”，旨在暂时维持现状。希望通过随后的政治协商，解决国共争端。现在国共针锋相对，现状也就无从维持。政协会议后的中国和平民主希望，一闪而灭。
5月5日，国府还都南京。
五、美国援蒋
几乎是日本一宣布投降，美国便以帮助蒋介石垄断受降权的方式，援蒋拒共。后来这种援助一直不断。马歇尔调停，只是一段插曲。
二战结束，1945年8月21日，杜鲁门宣布停止向一切国家运送租借物资，只有中国例外。9月5日，杜鲁门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魏德迈的专门指示，这项指示说：“你在日本投降后的行动的依据是：目前的军援将继续下去，目的是支持中央政府军队重新占领现今为日军所占的中国战场的一切地方”。这次延长租借法为期半年。
为阻止中共军队受降，美国采取了3项措施：
1、美国海军陆战队直接在中国登陆。
早在8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指示魏德迈“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并称，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所受降的部队只能交给国民政府。魏德迈要陆军部向中国派遣7个师的兵力，在华北与东北设置障碍，对抗苏联。参谋长联席会议派不出这么多部队，但派遣了由凯勒·罗基中将率领的两个海军陆战师前来中国。并在天津建立了司令部。美海军陆战队各部分别于9月30日，10月4、10日在塘沽、烟台、青岛登陆。1945年底驻华美军最多时达11.3万人。
2、由美国大规模空运海运国军到华东、华北、东北。
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第10航空队的全部运输机和空运司令部所属的大部分运输机都统一组织起来，进行规模空前的空运：将新六军由芷江空运到南京，九十四军由柳州、靖远运到上海，又由上海运到北平，七十四军由九江运到南京和上海，九十三军由武汉运到北平等等。据中国战区美国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中将9月25日称，在8月至9月间，美国已用飞机运送了国军4万人到华北。
东北方面，为了在苏军撤出时接收东北主权，9月1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魏德迈：“美国的政策是援助中国政府尽可能地在被解放区，尤其是满洲，确立基本的中国军队”，催促魏德迈加紧向东北运兵。到1946年3月底已经往东北运了7个军，即除了1月10日停战令下达前运送的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外，还有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九十四军、新编二十七军。5、6月间马歇尔不顾中共反对，又将第六十军和五十三军运往秦皇岛地区，转运东北，并将第五十四军运往青岛地区。连他自己也不否认，这是“为1月10日协定所禁止的对华北部队的全面增援”。到7月，美国共帮助运送国军50余万人去东北。
3、以日伪军“作为卫戍部队”，抵抗共军受降。
目睹了华北受降日军状况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以前的伪军以及日军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极端奇怪的联盟，共同守卫这些铁路，以防共产党游击队的进攻。”
美国继续租借援助的内容之一是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蒋介石口头承诺，为中国装备90个师的陆军。截止战争结束，实际已装备了33个师。蒋介石对这一承诺念念不忘，在罗斯福死后一再向美国政府提出。1945年9月14日，杜鲁门向宋子文口头表示，同意继续为中国军队提供装备，但以完成39个师为限。实际到1946年底共装备了45个师。美国还援助国军建立8又1/3大队空军及海军271艘舰艇。
自日本投降之日至1946年7月止,美国援华物资价值7亿8千多万美元,超过了抗战时期的美国援华物资之价值。其中以废铁价格出售一批贮藏于印缅地区的美械装备,内有100余辆M3A3轻型坦克。美国将在华驻军物资移交给国民党,仅在昆明一地就有上万吨航空器材,其中大约4000吨是轻型武器及弹药。
战后，美方向中方归还3亿美元战时垫款。中方就以这笔款项冲抵美军战争剩余物资13亿美元。这批战争剩余物资中可用于作战的军用物资约有6亿美元。
抗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提出要美国派遣驻华军事顾问团，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的陆海空军，以美国的装备，战术和技术改造全部中国军队。蒋介石这一要求与美国军方愿望可说不谋而合。虽说根据美国当时的立法，派出军事顾问团有法律程序上的障碍。但既然中国战区没有“结束”，魏德迈便仍然率领美军留驻中国。2月25日，杜鲁门正式批准建立驻华军事顾问团。以保证在中国战区正式撤销后，美国对国军的训练、指导不会间断。美国军事上的“顾问”作用实际从未中断。
在马歇尔调处国共东北冲突同时，美国继续给予国府多方面的援助。这些援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海军陆战队留驻华北。到1946年2月，驻华北美军仍有4.5万人。5月1日，中国战区正式撤销，驻华海军陆战队又转归第七舰队指挥，美军替国府守卫矿山、桥梁、弹药库、交通线路乃至列车。
2、一再延长租借援助。1945年9月5日，美国确定的对华租借援助为期半年，到1946年3月初止。期限未到杜鲁门又于1月19日签发命令，授权陆、海军部将对华租借援助延长到6月30日，后又延长到10月3l日，到6月底，美国战后对华援助额已达7.81亿美元(其中3亿多用于空运和海运国军部队)，而大战期间租借援助的总和也不过8.45亿美元。美国战后在租借援助项下提供的军火，装备了国军陆军、空军和海军。在租借援助的名义下，美国军事院校训练着国军5000多名空军人员、数百名陆军后勤人员和军医，美国海军在青岛等地训练国军海军人员，根据6月14日签订的《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国府又获得价值5170万美元的民用装备和物资。
美国政府根据不论谈判进展如何，都要支持蒋介石的原则所提供的上述种种援助，一方面为蒋介石准备内战物质条件，甚至直接支持他的内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很快就摸到了美国政府的底牌，认定美国政府离不开他。因此很快就从被迫作出让步的立场后退，在谈判中态度越来越强横，向中共漫天要价。马歇尔尽管仍然不希望国共最后破裂，但他对国民党施加的压力已被美国援助的影响所抵销，促和努力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效果，而助战的实际影响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6月29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7月7日，中共在纪念“七·七”九周年的长篇宣言中严厉抨击“美国反动派……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抨击“美国赫尔利、魏德迈集团的武装干涉政策”，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陆海空军。这是从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声明发表半年多以来，中共第一次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开严厉批评。翌日，周恩来将宣言转交马歇尔，并指出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变时期，美国有必要作出明确选择。明智的政策是不向内战中的一方提供援助，同时继续进行调解。
蒋介石一意通过内战消灭中共，美国不能没有表示。马歇尔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项是自8月起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在美国要求下它的欧洲盟国也采取了相同立场。但美国政府对此严守秘密。况且当时国军已经从美国得到了大批武器弹药储备，还收缴了大量日伪军的枪支弹药。蒋介石依其速战速决设想，显然认为储存物资已足敷消灭中共所需。禁运并未使他感受到压力。
另一项是8月10日，由杜鲁门发给蒋介石一封由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起草的信。信中责备蒋“企图采取强权、军队或秘密警察，而不是民主方法，来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并称，如果在短期内中国国内的问题的和平解决没有真正的进展，“则不能期望美国舆论对贵国仍持慷慨大度的态度，而且我将有必要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杜鲁门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8月19日，蒋介石写了封回信。28日，由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交给杜鲁门。信中一味指责中共，为他自己的立场辩解。杜鲁门对此也无可奈何。其“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也就不见下文，不了了之。
美国“禁运，禁援”，只是一种姿态。8月16日下午六时，马歇尔四上庐山与蒋介石晤谈，商谈美国清算物资委员会准备出卖美国在西部太平洋的巨额剩余战争物资，此项物资的总值达20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投降以来美国助蒋租借的总值，据估计足供蒋介石内战两年之用。美国将以5亿美元的低价供给蒋介石。30日上午，《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在南京签订。
六、侵略与卖国
美国如此“慷慨”援蒋，目的当然不在友谊或正义，而是利益。从1945年11月起，美国与南京政权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1946年5月，签订《成渝铁路修建协定》。规定美国有修建此铁路权利。
——1946年7月29日，南京外交部对行政院呈文，通报美军得以“在中国内地各省及台湾等地从事空中摄影”；并获准“美国使用以冲绳岛为基地之美国飞机，在蒙古、东北各地作空中照像飞行”。是为《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
——1946年9月，签订《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同月22日上海报纸转载美国杂志世界报消息：“中国为了购买八亿余元美军剩余物资，已允许美军舰在卅年内，可在中国沿海船坞中修理。”又英文杂志新闻通讯同月28日载：“美国剩余物资附有三十年秘约船坞协定，依此协定，三十年内，中国所有海港，美军舰皆可自由出入使用。”
——1946年10月8日，签定《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规定“设立‘中美宪警联络室’，凡是美军‘肇事’，须由美国宪警处理，中国警局只有旁听权”！
——1946年11月4日，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1946年12月20日，签订《中美空中运输协定》。规定：由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寰球航空公司在中国各地飞行，并可在任何“随时同意之地点”自由起落；还规定美机在中国领土内也可作“非交通之停靠”（军事降落）。由此中国全部天空都向美国开放。
——1947年1月，签订《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议定：“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与中国即共同使用青岛海军基地。”
——1947年10月16日，成立《中美参加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应允许美国“最为重要”的110项物品减免进口关税，美国则答应对中国军用原料如钨矿等物品作某些关税“让步”从此美国可以一方面向中国继续大量倾销各种消费品和军火，一方面又用关税“让步”来掠夺中国战略原料。
——1947年10月17日，有《中美同意美军驻华换文》。南京政权宣布“美国军队留驻中国已为中国政府所接受。”“美军留驻中国，将直至两方政府认为无继续留驻必要时为止。”南京国务会议随即通过“美国驻华武装部队系由中国政府之同意而驻案”。
——1947年10月27日，签订《中美救济协定》。宣布美国援华物资，必须由美国人监督使用，因此应由美国“专使团”监督南京财政。这个“专使团”可以在中国自由来往，不受中国司法与行政的管束。
——1947年11月1日，签订《中美文化协定》。成立“美国在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组织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施以西方教育，为其重要工作内容。
——1947年12月8日，签订《中美海军协定》。规定（一）由美国帮助中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组织、舰队、军港、基地学校等；（二）由美国帮助中国培养训练干部；（三）由中国供给美国以海军情报，并报告一切。
——1948年7月3日,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其中规定美方需要的中国特产（原料），中方须尽量供给；中方应尽量增加进口美国商品；“美国经济合作局特别代表团”及所属职员，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辖。
——1948年8月5日,有《中美关于设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之换文》。规定由美国总统委派美国人2名，加入南京政府3人组成“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拟订”和“督察”实行各项农业计划，从农业生产、销售、灌溉、畜牧到家庭与乡村工业，农村教育等，无所不包。又可以任命“所认为必要之执行官吏行政人员”，和与“适当的中国政府机构及在中国之国际或私人机构”订立 “合作”办法……。另外还规定从美国给蒋政府的二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经济援助”中，再拨出百分之十，专作美国对中国农业侵略的经常费用
在这些条约协定中，《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无疑最为著名。它由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条约共26条，68款。主要内容是：缔约此方之国民有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与从事商业、工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职业的权利，以及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的权利；并且在经济上享受国民待遇。此方商品在彼方享有不低於任何第三国和彼方本国商品的待遇，此方对彼方任何物品的输入，以及由此方运往彼方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此方船舶可以在彼方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彼方领土的自由；此方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时，开入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这个条约从文字上看来是“绝对”平等的，所有规定都是中美双方平等互惠。比如，美国轮船可以在中国长江自由航行，抢中国生意。中国轮船也可以到美国密西西比河上自由航行，做美国生意。
可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如此悬殊。在商业竞争环境中，无论是在长江，还是在密西西比河，中国轮船公司能竞争得过美国轮船公司吗？落后弱小国家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是国家主权行为，天经地义。美国想通过《中美商约》实现的目标就是剥夺中国主权，使中国成为它的廉价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地。
把这些条约合在一起，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真是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陆上，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从现在到将来，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所有“中国”主权云云，实际上尽成美国主权了。
这些条约，在美国，是侵略；在蒋家王朝，是卖国。由于中共快速胜利，美国实际所得有限。
1947年2月1日，中共就《中美商约》和其它一系列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美援的条约、协定和换文发表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