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心无痕
2006-08-02, 23:20
转一篇访谈．“来源：中国建筑艺术网”
[贝聿铭谈贝聿铭]--让建筑与自然融合
波姆（以下简称波）：在日本，您设计了京都附近信乐山脉的美秀博物馆（MIHO ），这个作品在这美丽山谷的脊梁上建，以您这样一位对自然极为敏感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
贝聿铭（以下简称贝）：幸好自然公园法的限制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只允许我们对外暴露部分建筑，并限制了高度。这些限制其实帮了我们，由于必须在环境的限制条件下做设计，我们的设计因此与周围的环境更加协调。
波：您能否解释一下您协调建筑与自然的过程？
贝：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物的大部分必须是地下的。问题是如何在面积有限和地形制约的情况下建造大面积的地下建筑。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往下挖，将建筑物建于其中，但这种做法既贵又慢，而且我们还要面对地震问题。最后的解决办法主要是营造人提出的，即挖土并将建筑物建于其中，再将土盖上。当时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县政府提出申请，县政府的回答是：“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必须将同样的树木种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因此，建筑物与自然更有效地融合了。
波：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共同点是否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贝：其实，二者是分不开的。虽然我不敢说这也适用于罗马或是巴黎，因为他们有太多人造的建筑物，就连巴黎的塞纳河也是人造的，天然的水流经过此处，人为的凿引塑造了它。看看17世纪法国杰出的园林设计大师勒·挪特的作品，就是将自然改造成了建筑。我想不出有更好的例子，来比较东西方看待建筑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差别，在我设计美秀博物馆时，对这种关系考虑很多。我乐于面对这样的挑战。
波：除了考虑自然环境外，您的设计也与当地文化相呼应，例如玻璃结构，特别是屋顶部分，有些地方使我们联想到了日本的传统建筑。
贝：这次，我主要设计灵感其实是取材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农舍。如我先前说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建筑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其次是如何将现代与传统相融合。虽然这一建筑建于现代，但我有责任尊重千百年发展而来的传统。而事实上，这两者也是相关的。
波：面对这些挑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现代建筑在日本究竟该是何种模样？
贝：我个人认为，现代日本建筑必须源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根源，就好比是一棵树，必须起源于土壤之中。互传花粉需要时间，直到被本土环境所接受。
波：参观者要进入博物馆的所在地，必须通过一个狭窄的山谷，人们必须攀登，甚至需要特殊的攀登器材。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贝：这个处所就好比是大自然环境的处女岛，所在之处又高居山脊，三面沿着陡峭的山坡伸向道路，在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是很难到达这里的。幸运的是我们的业主正好在东面的山坡上拥有一块地，原是作停车用的，我当时想，为什么不从山坡的另一边开个山洞，在山谷中造一座桥，由桥将游人引入博物馆，从而避免了沿山路进入势必影响自然的做法？这让我想起了陶渊明笔下进“桃花源”、别有洞天的故事，为我设计山洞和过桥带来了灵感。
波：起初这只是一座小乐园，后来却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工程。
贝：是的。起初只是一座小博物馆，主要用以陈列小山女士的收藏，包括茶道器具和一些中国名画。从那以后，秀名会的收藏增加了丝绸之路的艺术品，它们从日本经中国到地中海，这些收藏品是过去十年内增加的。在设计这个建筑的过程中，由于藏品不断增加，我们跟着做了很多调整，还好我们可以往山里挖，建造地下室。相当部分的设计是即兴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最后的效果不错，那些在日本很难见到的艺术巨作也使游客不虚此行。
形体与空间是重点
波：在设计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时，您面对了不少中国的传统因素，例如您在设计之初曾将大厦比喻成向上生长的竹子。
贝：我在香港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风水”。那里有不少风水师专门负责建筑物的选址、方位和造形等等，我对此虽有所知，但没有太当真，然而中国银行大厦的设计一出炉，便受到了比卢浮宫更为激烈的抨击。当然，原因并不相同，他们指责大厦有太多的尖角，认为这些尖角犹如锋利的刀口，会给周围建筑带来厄运，还有其他的很多反对意见。还好，我的客户始终站在我这一边。
波：回首往事，您如何形容当时的挑战？
贝：我接受这个专案早在1982年间。那时香港已确定于1997年回归中国。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我的客户，香港中国银行的代表，已意识到这一建筑的重要象征意义。坦率地说，我的最大挑战在于设计。几年前，中国银行的邻居汇丰银行请英国建筑师诺尔曼·福斯特设计了他们新的总部大厦，并深受赞赏。现在想来仍有些尴尬，但我承认，当时虽然各方面条件有限，地块也不太理想，我仍然觉得有义务要做得比汇丰的总部大厦更好。
波：那个地块实在是既小又很难做文章。
贝：不过这个地块也有一个优点：由于所处位置正好在机场飞行航道之外，新建筑不像所有机场以北建筑那样受到高度限制。建筑有一定高度后我们就能俯瞰香港的其他建筑、维多利亚港和九龙的景色。下一步的挑战是，设计怎么样的高厦？如何将结构通过设计加以表达？还有，在香港设计高楼大厦，建筑师需要考虑比纽约强两倍、比洛杉矶强三倍的风力。
波：这意味着结构非常重要，要显得很坚固，但又不能过于坚固。坚固性也是个难题，过于坚固的建筑反而易于断裂，竹子就是个好例子。在您设计70层高的大厦时，有没有考虑到竹子的结构原理？
贝：当然，但对我来说竹子的运用只是暗喻，我的工程师莱斯立·罗伯森想的不是竹子，他考虑的是建筑的整体应该通过立体结构相连，所有的垂直承重力由位于建筑底座上四个角的柱子承担，许多人不知道这一点。这种创新的结构将钢材的使用量降低到了香港同种建筑的一半。
波：您的设计是以什么为界限的？结构和几何的灵巧运用应该到什么时候停止？似乎存在着某种界限。
贝：结构是建筑中永存的因素，在一些较特殊的情况下结构尤其重要，譬如高楼或其他容易受风力和地震影响的建筑物。我认为形体和空间的灵活运用应是建筑师的着力重点。谈到形体和空间的运用，就必须考虑光和人的移动。借着这两者，建筑的形体和空间才能获得生命，如果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周全，便形成了成功的建筑。
波：为什么动态对您来说如此重要？我认识不少建筑师，我也与他们谈建筑，但很多人并不太在乎这个，为什么对您却这么重要？
贝：我想这是通过观察得到的结论。建筑是为人设计的；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偏爱设计公共建筑。公共建筑能有更多的人使用，感受到空间，并受它的感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有这样的效果，也因此，我对设计办公大楼不感兴趣。我认为人们在空间中流动所创造出的动感，能使建筑设计达到最佳效果。
没有固定的风格
波：很多建筑师，像您的朋友布劳耶以及包豪斯的同仁等，设计了许多家具和其他物品，但我不记得您做过这些。
贝：我的确做过。二次大战期间，我开始设计家具，但只做了很短的时间。当时我在一家工程公司做我不太感兴趣的工作，所以就利用午饭短暂的休息时间设计家具。家具设计其实并不容易，对建筑师来说，那会有很大收获。
波：有些建筑师不仅设计家具，而且设计其他的日常用品，诸如咖啡壶、咖啡杯等。对于这种潮流您看法如何？
贝：我并不羡慕。我认为家具与咖啡壶截然不同。家具能为建筑增色，咖啡壶则不然。我钦羡那些设计了漂亮家具的建筑师，而不是设计咖啡壶的建筑师。十九世纪之前，家具基本上是木制的，而且依靠传统的工艺打造，十*世纪中国明朝的家具就是最好的例子。至于弯曲的金属、复合木材和塑胶都是现代发明，对现代家具的发展有巨大贡献。
波：贝先生，您是否羡慕那些创造了建筑流派的建筑师？
贝：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上。在我看来，建筑设计者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分析过程才是重点。我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投入任何建筑运动，吸引并群聚追随者特别是青年建筑师好让自己成为有品牌的建筑师，那不是我的方向。
波：您对建筑设计的态度并不在于建立个人风格，您也不认为自己有个人建筑风格，因为您的出发点是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
贝：对我来说，每个问题都是不同的挑战。建筑设计中变化多端的各种可能性是最有意思的，这是长期分析观察的结果，很难传授。我猜想我一定也有我个人的设计风格，就好比我的笔迹，但这并不是刻意形成的。
波：许多建筑师沉迷于设计有自己“特色”的建筑，因为那常常是他们被雇用的主要原因。
贝：的确如此，但我认为设计特色本身也是一种约束。我并不羡慕那些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建筑师，他们有时由于未能显现原有的设计特色而使业主感到失望。我一点儿都不羡慕他们，我感到没有固定的风格给了我更大的设计自由。我强调的是因时、因地、因事而设计的分析型手法，时、地、事都是可变因素。我的分析手法要求我对三个基本要素——时间、地点和目标全方位了解，并找到其中的平衡。设计思维应贯穿整个设计过程，使之成为建筑作品的决定性力量。
波：是的，分析事物的入手方法便是您本身设计特色的最好写照，到最后个人风格虽然不很凸出，但的确含蓄地存在着。而说起设计流派，倒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这是否反映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注重名牌、商标、名字了？
贝：我想是的，或许它替代了人们所欠缺的某种东西。建筑的目的是提升生活，而不仅仅是空间中被欣赏的物体而已，如果将建筑简化到如此就太肤浅了。建筑必须融入人类活动，并提升这种活动的品质，这是我对建筑的看法。我期望人们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我的作品。
波：请您谈谈建筑的未来。
贝：当今建筑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与资讯时代有关，电脑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就此而言，建筑的未来无限宽广，我虽未参与其中，但这对于新
一代建筑师是很重要的。我们已进入了日新月异的时代，我对建筑界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江心无痕
2006-08-02, 23:20
转一篇访谈．“来源：中国建筑艺术网”
[贝聿铭谈贝聿铭]--让建筑与自然融合
波姆（以下简称波）：在日本，您设计了京都附近信乐山脉的美秀博物馆（MIHO ），这个作品在这美丽山谷的脊梁上建，以您这样一位对自然极为敏感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
贝聿铭（以下简称贝）：幸好自然公园法的限制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只允许我们对外暴露部分建筑，并限制了高度。这些限制其实帮了我们，由于必须在环境的限制条件下做设计，我们的设计因此与周围的环境更加协调。
波：您能否解释一下您协调建筑与自然的过程？
贝：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物的大部分必须是地下的。问题是如何在面积有限和地形制约的情况下建造大面积的地下建筑。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往下挖，将建筑物建于其中，但这种做法既贵又慢，而且我们还要面对地震问题。最后的解决办法主要是营造人提出的，即挖土并将建筑物建于其中，再将土盖上。当时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县政府提出申请，县政府的回答是：“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必须将同样的树木种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因此，建筑物与自然更有效地融合了。
波：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共同点是否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贝：其实，二者是分不开的。虽然我不敢说这也适用于罗马或是巴黎，因为他们有太多人造的建筑物，就连巴黎的塞纳河也是人造的，天然的水流经过此处，人为的凿引塑造了它。看看17世纪法国杰出的园林设计大师勒·挪特的作品，就是将自然改造成了建筑。我想不出有更好的例子，来比较东西方看待建筑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差别，在我设计美秀博物馆时，对这种关系考虑很多。我乐于面对这样的挑战。
波：除了考虑自然环境外，您的设计也与当地文化相呼应，例如玻璃结构，特别是屋顶部分，有些地方使我们联想到了日本的传统建筑。
贝：这次，我主要设计灵感其实是取材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农舍。如我先前说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建筑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其次是如何将现代与传统相融合。虽然这一建筑建于现代，但我有责任尊重千百年发展而来的传统。而事实上，这两者也是相关的。
波：面对这些挑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现代建筑在日本究竟该是何种模样？
贝：我个人认为，现代日本建筑必须源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根源，就好比是一棵树，必须起源于土壤之中。互传花粉需要时间，直到被本土环境所接受。
波：参观者要进入博物馆的所在地，必须通过一个狭窄的山谷，人们必须攀登，甚至需要特殊的攀登器材。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贝：这个处所就好比是大自然环境的处女岛，所在之处又高居山脊，三面沿着陡峭的山坡伸向道路，在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是很难到达这里的。幸运的是我们的业主正好在东面的山坡上拥有一块地，原是作停车用的，我当时想，为什么不从山坡的另一边开个山洞，在山谷中造一座桥，由桥将游人引入博物馆，从而避免了沿山路进入势必影响自然的做法？这让我想起了陶渊明笔下进“桃花源”、别有洞天的故事，为我设计山洞和过桥带来了灵感。
波：起初这只是一座小乐园，后来却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工程。
贝：是的。起初只是一座小博物馆，主要用以陈列小山女士的收藏，包括茶道器具和一些中国名画。从那以后，秀名会的收藏增加了丝绸之路的艺术品，它们从日本经中国到地中海，这些收藏品是过去十年内增加的。在设计这个建筑的过程中，由于藏品不断增加，我们跟着做了很多调整，还好我们可以往山里挖，建造地下室。相当部分的设计是即兴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最后的效果不错，那些在日本很难见到的艺术巨作也使游客不虚此行。
形体与空间是重点
波：在设计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时，您面对了不少中国的传统因素，例如您在设计之初曾将大厦比喻成向上生长的竹子。
贝：我在香港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风水”。那里有不少风水师专门负责建筑物的选址、方位和造形等等，我对此虽有所知，但没有太当真，然而中国银行大厦的设计一出炉，便受到了比卢浮宫更为激烈的抨击。当然，原因并不相同，他们指责大厦有太多的尖角，认为这些尖角犹如锋利的刀口，会给周围建筑带来厄运，还有其他的很多反对意见。还好，我的客户始终站在我这一边。
波：回首往事，您如何形容当时的挑战？
贝：我接受这个专案早在1982年间。那时香港已确定于1997年回归中国。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我的客户，香港中国银行的代表，已意识到这一建筑的重要象征意义。坦率地说，我的最大挑战在于设计。几年前，中国银行的邻居汇丰银行请英国建筑师诺尔曼·福斯特设计了他们新的总部大厦，并深受赞赏。现在想来仍有些尴尬，但我承认，当时虽然各方面条件有限，地块也不太理想，我仍然觉得有义务要做得比汇丰的总部大厦更好。
波：那个地块实在是既小又很难做文章。
贝：不过这个地块也有一个优点：由于所处位置正好在机场飞行航道之外，新建筑不像所有机场以北建筑那样受到高度限制。建筑有一定高度后我们就能俯瞰香港的其他建筑、维多利亚港和九龙的景色。下一步的挑战是，设计怎么样的高厦？如何将结构通过设计加以表达？还有，在香港设计高楼大厦，建筑师需要考虑比纽约强两倍、比洛杉矶强三倍的风力。
波：这意味着结构非常重要，要显得很坚固，但又不能过于坚固。坚固性也是个难题，过于坚固的建筑反而易于断裂，竹子就是个好例子。在您设计70层高的大厦时，有没有考虑到竹子的结构原理？
贝：当然，但对我来说竹子的运用只是暗喻，我的工程师莱斯立·罗伯森想的不是竹子，他考虑的是建筑的整体应该通过立体结构相连，所有的垂直承重力由位于建筑底座上四个角的柱子承担，许多人不知道这一点。这种创新的结构将钢材的使用量降低到了香港同种建筑的一半。
波：您的设计是以什么为界限的？结构和几何的灵巧运用应该到什么时候停止？似乎存在着某种界限。
贝：结构是建筑中永存的因素，在一些较特殊的情况下结构尤其重要，譬如高楼或其他容易受风力和地震影响的建筑物。我认为形体和空间的灵活运用应是建筑师的着力重点。谈到形体和空间的运用，就必须考虑光和人的移动。借着这两者，建筑的形体和空间才能获得生命，如果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周全，便形成了成功的建筑。
波：为什么动态对您来说如此重要？我认识不少建筑师，我也与他们谈建筑，但很多人并不太在乎这个，为什么对您却这么重要？
贝：我想这是通过观察得到的结论。建筑是为人设计的；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偏爱设计公共建筑。公共建筑能有更多的人使用，感受到空间，并受它的感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有这样的效果，也因此，我对设计办公大楼不感兴趣。我认为人们在空间中流动所创造出的动感，能使建筑设计达到最佳效果。
没有固定的风格
波：很多建筑师，像您的朋友布劳耶以及包豪斯的同仁等，设计了许多家具和其他物品，但我不记得您做过这些。
贝：我的确做过。二次大战期间，我开始设计家具，但只做了很短的时间。当时我在一家工程公司做我不太感兴趣的工作，所以就利用午饭短暂的休息时间设计家具。家具设计其实并不容易，对建筑师来说，那会有很大收获。
波：有些建筑师不仅设计家具，而且设计其他的日常用品，诸如咖啡壶、咖啡杯等。对于这种潮流您看法如何？
贝：我并不羡慕。我认为家具与咖啡壶截然不同。家具能为建筑增色，咖啡壶则不然。我钦羡那些设计了漂亮家具的建筑师，而不是设计咖啡壶的建筑师。十九世纪之前，家具基本上是木制的，而且依靠传统的工艺打造，十*世纪中国明朝的家具就是最好的例子。至于弯曲的金属、复合木材和塑胶都是现代发明，对现代家具的发展有巨大贡献。
波：贝先生，您是否羡慕那些创造了建筑流派的建筑师？
贝：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上。在我看来，建筑设计者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分析过程才是重点。我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投入任何建筑运动，吸引并群聚追随者特别是青年建筑师好让自己成为有品牌的建筑师，那不是我的方向。
波：您对建筑设计的态度并不在于建立个人风格，您也不认为自己有个人建筑风格，因为您的出发点是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
贝：对我来说，每个问题都是不同的挑战。建筑设计中变化多端的各种可能性是最有意思的，这是长期分析观察的结果，很难传授。我猜想我一定也有我个人的设计风格，就好比我的笔迹，但这并不是刻意形成的。
波：许多建筑师沉迷于设计有自己“特色”的建筑，因为那常常是他们被雇用的主要原因。
贝：的确如此，但我认为设计特色本身也是一种约束。我并不羡慕那些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建筑师，他们有时由于未能显现原有的设计特色而使业主感到失望。我一点儿都不羡慕他们，我感到没有固定的风格给了我更大的设计自由。我强调的是因时、因地、因事而设计的分析型手法，时、地、事都是可变因素。我的分析手法要求我对三个基本要素——时间、地点和目标全方位了解，并找到其中的平衡。设计思维应贯穿整个设计过程，使之成为建筑作品的决定性力量。
波：是的，分析事物的入手方法便是您本身设计特色的最好写照，到最后个人风格虽然不很凸出，但的确含蓄地存在着。而说起设计流派，倒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这是否反映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注重名牌、商标、名字了？
贝：我想是的，或许它替代了人们所欠缺的某种东西。建筑的目的是提升生活，而不仅仅是空间中被欣赏的物体而已，如果将建筑简化到如此就太肤浅了。建筑必须融入人类活动，并提升这种活动的品质，这是我对建筑的看法。我期望人们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我的作品。
波：请您谈谈建筑的未来。
贝：当今建筑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与资讯时代有关，电脑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就此而言，建筑的未来无限宽广，我虽未参与其中，但这对于新
一代建筑师是很重要的。我们已进入了日新月异的时代，我对建筑界的未来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