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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外孙女玛丽·索姆斯(左)在台湾参加《开罗宣言》70周年纪念活动时与马英九握手致意。
参考消息网12月3日报道
70年前的今天，中国、美国、英国分别在各自国内发表《开罗宣言》，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发动侵略战争之日本的处置。这是历经欺凌后中国人第一次平等站上国际舞台，台湾与澎湖群岛回归，可说是近代中国复兴的起点。台湾《中国时报》特邀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维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石佳音、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蔡季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泉忠等学者一起探讨当年开罗会议与《开罗宣言》的由来与意义。
刘维开：奠定中国大国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同盟国为处理对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的战略，以及战后世局之部署，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起，总共召开14次高峰会议，造成高峰会议的重要性远高于一般国际外交会议。而开罗会议是同盟国领袖就东亚情势所举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高峰会议。
开罗会议对于中国有几项重要的意义。首先，开罗会议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以平等地位参与国际事务的会议，同时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参与的国际高峰会议。其次，开罗会议正式决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早在1943年10月，中国、美国、英国与苏联四国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签订《普遍安全宣言》，不过中国政府处于被动告知的状况。《开罗宣言》不同，中、美、英三国领导人亲自会面，平起平坐，签订宣言。随后由美、英、苏三国领袖参与的德黑兰会议，共同确立了中、美、英、苏为当时世界四大强国。开罗会议最重要的成就是三国领袖于会后所签订的《开罗宣言》，结束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的满洲国，而且归还中国自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的台湾、澎湖。《开罗宣言》是国际上第一个尊重中国主观期望，充分反映中方利益的文件。其中要求日本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一段文字尤其意义重大，更直接关系战后东亚政治新秩序的形成。
石佳音：宣言效力不容置疑
开罗会议虽然奠定中国世界四强地位，是外交的巅峰，但之后却开始走下坡路，在国际上饱受排挤。《开罗宣言》的法理性质并无异议，包括美国杜鲁门总统抛出“台湾地位未定”都是政治的选择，并不是法理的争议。
首先从国际政治的演变看，开罗会议虽象征中国与西方强权平起平坐，但到达巅峰以后，却变成转折点，之后受到同盟国的冷待与背叛。从“国际地位与内政互为因果”的观点来看，如果国家内战，就容易受到外部侵略。美英邀请中国参加开罗会议，动机就是希望中美合作主导东亚秩序，往西、北能牵制苏联，往东能牵制日本，因此提议中国可收回香港、琉球，并一度认为中国可占领日本。
不过，中国要发挥此功能，起码要统一，才能发挥美国认为的长期战略功效。二战期间，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和平统一”中国的希望，包括曾在对日抗战时建议蒋介石组民主政府，到日本投降后，仍派马歇尔来华调停，望能借此照顾美在亚洲利益。国共最后仍然没有和解，分裂持续，这使得美国逐渐改变开罗会议的承诺。尤其到了1944年，因国共分裂使对日抗战出现胶着，此时美国愈来愈殷切希望苏联参加对日抗战，最后不惜牺牲中国利诱苏联。日本投降后，又因马歇尔调停失败，美国又转向扶植日本防堵苏联，日本虽然是战败国，却备受礼遇；而中国为战胜国，却饱受排挤。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又把台澎改为地位未定，为其冷战策略服务，这完全是漠视开罗会议的举动，但也与中国的分裂脱不了关系。
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不邀中国参与，还径自把琉球连同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一起“还”给日本，如今在钓岛争议中继续站在日本一方。台湾由于超过一世纪与大陆分离对立，在国民党的失志和“台独”炒作下，认同早已错乱。一直到今天，在台湾竟还有《开罗宣言》性质何属的争议。提倡“台湾未定论”者，攻击《开罗宣言》的法理性质，其实也不需要咬文嚼字，根据自然法学派，条约基础在于“条约必须遵守”，条约的形式、名称等都是技术、举证的问题。《开罗宣言》至今有许多历史资料与记录，也有日本遵守《波茨坦公告》的实践，因而《开罗宣言》的效力毋庸置疑。
蔡季廷：台湾确属中国领土
《开罗宣言》能否决定台湾的主权与命运？这是社会长年讨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从三方面来讨论。第一，《开罗宣言》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法效力？第二，开罗会议对后来的《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乃至于《中日和平条约》造成什么影响？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规定，“条约”是国家间所缔结，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而该公约第11条也规定，包括签署、交换构成条约之文书、批准、接受、赞同、加入或任何其他同意之方式表示之，都能算是条约。综合前两条来看，缔约国之间得以任何方式表示同意接受条约。
《开罗宣言》由三国、三地同时发表的情况而言，已经算是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在国际法中，判断书面协定是否具有约束力的标准之一，便是视其有无强制性条款。从《开罗宣言》的英文原文来看，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其为具有约束力的条款。因为前引宣言内容明确表达日本“应”归还相关领土，表示该宣言具有明确的法律上义务性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乃至与最后的《中日和平条约》，都是在解释二战后有关东亚国际秩序的一系列国际协定。
根据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在解释条约时应参照其“上下文”，而第32条的规定，缔结条约时的会议补充资料，亦可作为条约解释时的依据。以条约法角度来说，这一系列的国际协定似可认为属于彼此的“上下文”。《波茨坦公告》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其他小岛之内，其后的《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若把《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作为《旧金山和约》的上下文看来，代表国际社会以国际条约确认日本战后的主权范围。
林泉忠：钓岛主权有力论据
开罗会议使中国得以跻身世界强权，并处置相关领土，尤其是当今争议的钓鱼岛与琉球。琉球地位仍然未定，是中方主张钓鱼岛的关键论据之一。
开罗会议奠定二战后世界秩序，对今世有三大意义。首先，鼓舞中国对日抗战士气，奠定中国为战胜国的中日关系。美英拉拢中国，商讨对日作战方针，期许日后中国在亚洲扮演领导地位；此外，更去除日本战争权，安倍政府虽想修宪，但其任内不可能做到。其次，确认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并与战胜国成立联合国、进入安理会。再者，开罗会议使中国收复东北、辽东、台澎等地，会议宣言成为主张钓鱼岛主权论据。尚有琉球地位异议权，“琉球群岛之未来地位，应由主要同盟国予以决定”。清朝时期，中日原研拟“分岛案”，将靠近台湾的宫古与包括钓鱼岛的八重山列岛划给中国，李鸿章碍于朝廷反对与中法战争等外患无法签署，琉球虽也曾向中国求援，但也无法阻止日本实质掌控的事实，直到开罗会议才有转机。
但开罗会议对琉球的讨论与处置，对蒋介石的做法，各界评价不一。所谓蒋介石“二拒琉球”乃事出有因。会议记录显示，罗斯福多次询问中国“要不要琉球”，但蒋介石提议“中美共管”招致后世批评，这是几项因素使然。其一，共管为政府共识，非蒋个人意见。因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之草案，将琉球与其他日本应归还领土条文分开，认为应由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此外，开罗会议使中国“收复失地”，但有所谓的“甲午时限”，即早于甲午战争前失去的土地不在收复之列，因此不包括琉球。
最重要的，蒋介石窥探美国之意向，认为罗斯福并非真心垂询，而是试探中国对领土的野心。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一则以安美国之心”呼应此假设。因为“不扩大领土”为同盟国战后共识，又蒋认为美国欲主导战后东亚安全，因此提出共管的安全建议。
《开罗宣言》发布后，琉球地位并没有明文处理，导致日后争议。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则明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以内”，显示同盟国在琉球问题上还没达成共识，但也提供“琉球未定论”的解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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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外孙女玛丽·索姆斯(左)在台湾参加《开罗宣言》70周年纪念活动时与马英九握手致意。
参考消息网12月3日报道
70年前的今天，中国、美国、英国分别在各自国内发表《开罗宣言》，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发动侵略战争之日本的处置。这是历经欺凌后中国人第一次平等站上国际舞台，台湾与澎湖群岛回归，可说是近代中国复兴的起点。台湾《中国时报》特邀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维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石佳音、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蔡季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泉忠等学者一起探讨当年开罗会议与《开罗宣言》的由来与意义。
刘维开：奠定中国大国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同盟国为处理对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的战略，以及战后世局之部署，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起，总共召开14次高峰会议，造成高峰会议的重要性远高于一般国际外交会议。而开罗会议是同盟国领袖就东亚情势所举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高峰会议。
开罗会议对于中国有几项重要的意义。首先，开罗会议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以平等地位参与国际事务的会议，同时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参与的国际高峰会议。其次，开罗会议正式决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早在1943年10月，中国、美国、英国与苏联四国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签订《普遍安全宣言》，不过中国政府处于被动告知的状况。《开罗宣言》不同，中、美、英三国领导人亲自会面，平起平坐，签订宣言。随后由美、英、苏三国领袖参与的德黑兰会议，共同确立了中、美、英、苏为当时世界四大强国。开罗会议最重要的成就是三国领袖于会后所签订的《开罗宣言》，结束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的满洲国，而且归还中国自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的台湾、澎湖。《开罗宣言》是国际上第一个尊重中国主观期望，充分反映中方利益的文件。其中要求日本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一段文字尤其意义重大，更直接关系战后东亚政治新秩序的形成。
石佳音：宣言效力不容置疑
开罗会议虽然奠定中国世界四强地位，是外交的巅峰，但之后却开始走下坡路，在国际上饱受排挤。《开罗宣言》的法理性质并无异议，包括美国杜鲁门总统抛出“台湾地位未定”都是政治的选择，并不是法理的争议。
首先从国际政治的演变看，开罗会议虽象征中国与西方强权平起平坐，但到达巅峰以后，却变成转折点，之后受到同盟国的冷待与背叛。从“国际地位与内政互为因果”的观点来看，如果国家内战，就容易受到外部侵略。美英邀请中国参加开罗会议，动机就是希望中美合作主导东亚秩序，往西、北能牵制苏联，往东能牵制日本，因此提议中国可收回香港、琉球，并一度认为中国可占领日本。
不过，中国要发挥此功能，起码要统一，才能发挥美国认为的长期战略功效。二战期间，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和平统一”中国的希望，包括曾在对日抗战时建议蒋介石组民主政府，到日本投降后，仍派马歇尔来华调停，望能借此照顾美在亚洲利益。国共最后仍然没有和解，分裂持续，这使得美国逐渐改变开罗会议的承诺。尤其到了1944年，因国共分裂使对日抗战出现胶着，此时美国愈来愈殷切希望苏联参加对日抗战，最后不惜牺牲中国利诱苏联。日本投降后，又因马歇尔调停失败，美国又转向扶植日本防堵苏联，日本虽然是战败国，却备受礼遇；而中国为战胜国，却饱受排挤。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又把台澎改为地位未定，为其冷战策略服务，这完全是漠视开罗会议的举动，但也与中国的分裂脱不了关系。
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不邀中国参与，还径自把琉球连同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一起“还”给日本，如今在钓岛争议中继续站在日本一方。台湾由于超过一世纪与大陆分离对立，在国民党的失志和“台独”炒作下，认同早已错乱。一直到今天，在台湾竟还有《开罗宣言》性质何属的争议。提倡“台湾未定论”者，攻击《开罗宣言》的法理性质，其实也不需要咬文嚼字，根据自然法学派，条约基础在于“条约必须遵守”，条约的形式、名称等都是技术、举证的问题。《开罗宣言》至今有许多历史资料与记录，也有日本遵守《波茨坦公告》的实践，因而《开罗宣言》的效力毋庸置疑。
蔡季廷：台湾确属中国领土
《开罗宣言》能否决定台湾的主权与命运？这是社会长年讨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从三方面来讨论。第一，《开罗宣言》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法效力？第二，开罗会议对后来的《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乃至于《中日和平条约》造成什么影响？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规定，“条约”是国家间所缔结，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而该公约第11条也规定，包括签署、交换构成条约之文书、批准、接受、赞同、加入或任何其他同意之方式表示之，都能算是条约。综合前两条来看，缔约国之间得以任何方式表示同意接受条约。
《开罗宣言》由三国、三地同时发表的情况而言，已经算是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在国际法中，判断书面协定是否具有约束力的标准之一，便是视其有无强制性条款。从《开罗宣言》的英文原文来看，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其为具有约束力的条款。因为前引宣言内容明确表达日本“应”归还相关领土，表示该宣言具有明确的法律上义务性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乃至与最后的《中日和平条约》，都是在解释二战后有关东亚国际秩序的一系列国际协定。
根据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在解释条约时应参照其“上下文”，而第32条的规定，缔结条约时的会议补充资料，亦可作为条约解释时的依据。以条约法角度来说，这一系列的国际协定似可认为属于彼此的“上下文”。《波茨坦公告》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其他小岛之内，其后的《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若把《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作为《旧金山和约》的上下文看来，代表国际社会以国际条约确认日本战后的主权范围。
林泉忠：钓岛主权有力论据
开罗会议使中国得以跻身世界强权，并处置相关领土，尤其是当今争议的钓鱼岛与琉球。琉球地位仍然未定，是中方主张钓鱼岛的关键论据之一。
开罗会议奠定二战后世界秩序，对今世有三大意义。首先，鼓舞中国对日抗战士气，奠定中国为战胜国的中日关系。美英拉拢中国，商讨对日作战方针，期许日后中国在亚洲扮演领导地位；此外，更去除日本战争权，安倍政府虽想修宪，但其任内不可能做到。其次，确认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并与战胜国成立联合国、进入安理会。再者，开罗会议使中国收复东北、辽东、台澎等地，会议宣言成为主张钓鱼岛主权论据。尚有琉球地位异议权，“琉球群岛之未来地位，应由主要同盟国予以决定”。清朝时期，中日原研拟“分岛案”，将靠近台湾的宫古与包括钓鱼岛的八重山列岛划给中国，李鸿章碍于朝廷反对与中法战争等外患无法签署，琉球虽也曾向中国求援，但也无法阻止日本实质掌控的事实，直到开罗会议才有转机。
但开罗会议对琉球的讨论与处置，对蒋介石的做法，各界评价不一。所谓蒋介石“二拒琉球”乃事出有因。会议记录显示，罗斯福多次询问中国“要不要琉球”，但蒋介石提议“中美共管”招致后世批评，这是几项因素使然。其一，共管为政府共识，非蒋个人意见。因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之草案，将琉球与其他日本应归还领土条文分开，认为应由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此外，开罗会议使中国“收复失地”，但有所谓的“甲午时限”，即早于甲午战争前失去的土地不在收复之列，因此不包括琉球。
最重要的，蒋介石窥探美国之意向，认为罗斯福并非真心垂询，而是试探中国对领土的野心。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一则以安美国之心”呼应此假设。因为“不扩大领土”为同盟国战后共识，又蒋认为美国欲主导战后东亚安全，因此提出共管的安全建议。
《开罗宣言》发布后，琉球地位并没有明文处理，导致日后争议。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则明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以内”，显示同盟国在琉球问题上还没达成共识，但也提供“琉球未定论”的解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