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张元勋先生
逄春阶
失去，方觉缘无补；别过，始悟魂有灵。竟日恍惚，我悼念张元勋先生。
在曲师上学的时候，听过张元勋先生的讲座。好像是1987年，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张元勋先生从传统文化角度对《红高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特别不赞成电影透出的审丑意识。当时，竟然觉得张元勋先生是老朽了。基于这样浅薄认知，就再也没听他上课。当时我埋头所谓的小说创作，其实，现在看来是瞎胡闹。对张先生的印象是模糊的，在校园里，有时看到张先生，一个人在西联一教室前面散步，很孤独的样子。
后来大学毕业后，我的老师赵雷先生经常谈到张元勋老师，他们是北大同学。赵雷先生谈到张元勋先生好多奇闻异事，谈到张老师是文史大家游国恩的得意门生。特别是在北大右派、才女林昭最危难的时候，张元勋先生去探监，让人唏嘘。这时我才觉得张老师实在是条汉子，性情之人。
我的另一位老师、潍坊学院图书馆的熊孝孟先生也谈到张元勋老师，还谈到张元勋老师的哥哥张翰勋先生。熊先生重点谈的是张元勋先生的博学。
再后来，我的老师青岛大学周海波先生到济南，我们相聚，他谈到，张老师开商店，做买卖了。后来有一阵子养奶牛，发了财。
我知道，山东作家尤凤伟在2001年出版的的著名小说《中国一九五七》即是在采访张元勋老师之后写成的。
越来越多的关于张先生的信息，让我清醒，我错失了与张元勋先生近距离聆教的机会。福浅缘浅，徒唤奈何。
4年前，因孩子就学曲师，我在校园里租了房子。经常到校园里去，每次看到曲阜师大的图书馆，看到“就道”二字，就想起张元勋老师，而看到雕塑“犁牛之子”，也想到张老师，这都是张老师命名的。犁牛之子语出孔子：“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在校园里，也想到去拜访张先生，但又怕唐突，终未成行。
隐约只记得二十多年前，在校园里的小路上跟张先生打过一次招呼，然后匆匆而过。剩下的，都是从师友那里听来的故事。
5月1日夜，偶翻南方周末，看到李岩峰先生和李木生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张元勋先生辞世了。不胜悲伤。一代才子，从此不在人间留身影。
如今的未名湖，水平如镜，四周点缀着红的绿的花。我在这里漫步，搜寻着先生当年的足迹，为先生默哀，祈愿先生安息！我的思绪回到曲园，模糊地追寻着先生的足迹，祈愿张先生安息！从此不再受苦累！
附录：
1957年5月19日，北大贴出了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这首诗立刻引起了学生的共鸣。诗人被打成右派。后入狱。
张元勋:先生因为诗歌《是时候了》而打成右派，蒙受牢狱之灾。
《是时候了》
（—）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离，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附录二：
我的老师沈泽宜
作者:张俊谊 来源：《榆林文史》第十辑
一个好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使学生增长知识，砥砺德行，受益一生，并让学生有口皆碑。给我上高中时教语文课的沈泽宜就是这样的一名好老师。
提起沈泽宜老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子洲中学上过学的人都知道，他是子洲教育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他的有名不仅是因为他有着曲折而复杂的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他既有渊博的学问，更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好学风、好教风，他为子洲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
沈泽宜老师生于1933年，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其母是陈立夫的堂妹，因此认陈立夫为寄爹。1953年他和妹妹沈蓉蓉一块考入北京大学，妹妹上俄语系，他上西语系，一年后，他转入中文系。他记忆惊人，勤学好问，在大学时就是有名的高才生，且多才多艺。他爱好体育，曾得过学校的跳高冠军；也爱音乐，曾是师生演出中的男高音领唱；他很有激情，诗歌也写得很漂亮。
1957年5月19日，是一个星期天，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将一首《是时候了》的诗拿给当时的挚友和同学张元勋看。张元勋很欣赏沈泽宜的诗，他续写了第二段，一块贴在北大餐厅的墙上。他非常活跃，用一颗真诚的心积极参与整风运动，除了写文章外，还与张元勋等一起在北大大饭厅南面十六斋的东墙上办专栏，搞大民主，还创办了《广场》杂志，张任主编，他任副主编。
不久，北京大学开始反右运动，他和张元勋都成了右派，并且是极右。由于沈泽宜弯子转的快，“认罪”态度好，被从轻发落，受到留校查看一年的处分，而张元勋竟被判有期徒刑8年。1958年毕业时，沈泽宜因“政治不及格”，校方拒发毕业证。直到纠正右派错误时，校方才重新补发，不过沈泽宜一直没有去领。这年10月，他被下放到陕北革命老区子洲县周家 中学任教，学中文的高才本科生不让教语文，只让他教植物、音乐等副课。
沈泽宜老师身处逆境，但仍精神焕发，在周中师生中留下难忘的印象。后来，他调到子洲双湖峪中学，才让他教语文课。他教高六三、高六四两班的语文课，还给高六五班上过语文辅导课，给我们高六六班教了两年语文课。
沈泽宜老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能背诵不少古文古诗，教书时旁征博引，所教的文章烂熟于心，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令人敬佩不已。他的学识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当时的子洲县委书记李文光也向沈老师请教过古文。人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需要一桶水，而沈老师是一条清清溪流，学生们可以不尽的吸取。沈老师的博学来源于他的好学，他的好学可用手不释卷来形容。在子洲中学校园里，只要见到沈老师，他总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甚至走厕所时仍捧着书。每天早晨朗读时，沈老师总陪着我们一块朗读，并且读得津津有味。他似乎有学习癖，即使身处逆境，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汲取知识的营养，充实自己。
沈老师是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老师。他热爱教书事业，上课时非常认真，从仪表和言行举止到板书都很认真、很严肃，令人肃然起敬。讲课时感情丰富，精神充沛，语言优美，令人百听不厌。如他讲《史记·屈原列传》，慷慨激昂，绘声绘色，把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介绍给我们。他教的每篇古文自己都能背诵，并对一些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对各家之见予以扼要介绍，同时讲述自己的见解，使学生大开眼界。沈老师为了让我们学好古文，他自己编了一本数万字的《中学生古文词语手册》油印成书，给我们人手一册，可谓用心良苦。沈老师不但古文讲得好，而且现代文也讲得好，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把学生引入一个新奇的世界，给以真的启示，美的熏陶，善的教育。为了讲好语文课，他更注重作文课教学，既有大作文，又有小训练。学生的每篇作文他都认真批阅，有总批，也有眉批。我手上现有中学时的作文本，尚能看出沈老师批改作文的细致和认真。有一篇作文他批道：“文风应力求朴素，深厚的感情，话不在多。”并说在这一方面我班的高斌同学做的较好，平时可互相观摩，取长补短。他喜欢有血有肉的文章，不喜欢空话连篇的东西，更注重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我有一篇自命题作文《打倒骄傲之“鬼”》，沈老师在好的句子上划了红圈，最后批道：“‘鬼’是发现了，揪出来了，如何打呢？如何赶呢？还谈得不够。在这个问题上联系自己还不够。”他对我写的比较好的作文给以肯定，给以鼓励。1964年底，高二年级作文比赛，他出了个题目《感谢谁》，他给我的作文得了“甲”，并批道：“观点正确，说理充分，无论破和立都有道理，分析细致、批驳有力，是一篇相当完备的说理文。”他对这篇文章很赏识，评为全级第一，受到了奖励。沈老师为了教好语文，还给高中的语文爱好者办了语文兴趣学习小组，他编印补充教材，抽出空余时间辅导，我至今记得沈老师讲解《郑伯克段于鄢》、《詟说赵太后》等课文的情景。他的辅导，出于自觉自愿，分文不取。不像现在某些教师把课外辅导作为获取外快的一种手段。在沈老师的教育下，我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提高很快，这无疑地应该感谢沈老师。不光我一个人获益，子洲的不少学生都受了益。
沈老师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不懈追求的人。他对生活充满信心，对事业充满热情，不怨天尤人，不唉声叹气，非常达观。他像一个天真纯朴的小孩子，率直而真诚，有话必说，不会邪门歪道，也不会花言巧语。他也是一个善动感情的人，有时念某篇文章或讲某课时，动情处，他竟止不住热泪盈眶，甚至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目也很抒情。一次学生看了电影《白毛女》，他出了个题目《山顶上伸下来一只手》。他解释道，大春逃难到黄河畔的悬崖绝壁上，这时从山顶上伸下来一只手，把大春拯救了，这只手是八路军，是共产党。他让我们在这一特写镜头上发生联想，写出有真实感情的散文来。有一次他满怀激情地把自己作的一首七绝《苦菜》朗诵给我们听：“星芒叶片四披纷，紧贴黄壤骨肉情，最忆凄风苦雨日，粉身碎骨为穷人。”他并把这首诗郑重地抄写在黑板上。在这首诗里，沈老师赞美了陕北黄土地上随处可见的野菜——苦菜的献身精神，也表达了他爱恋陕北这块土地的赤子之心。
沈老师爱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写诗令他吃尽苦头，但仍是痴心难改。1962年，中共子洲县委给他摘掉了“极右分子”的帽子，他写了一首诗：“有共产党，我有父亲，牵我小手，步步前行；有共产党，我有母亲，伤心欢喜，诉给娘听；有共产党，我有家庭，灯光笑语，风雪归人。”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1965年陕北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党中央和国务院派来了运粮队，从东北等地源源不断地给陕北运粮。1966年3月的一天，县上在双湖峪中学大礼堂举行联欢晚会，感谢运粮队的司乘人员，沈老师登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长诗：《再见了，毛主席派来的送粮人！》他朗诵得充满感情，有声有色，听众无不为之鼓掌喝彩，时过数十年，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觉得犹如昨日。
1961年春，沈老师曾写了一首七律《题人民大会堂》，表达了他对困难时期的忧虑，他把这首诗不经意朗诵给好友，后来，竟传出去，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铁证。许多旧事旧诗也被重新提起，甚至他给学生借粮票和钱用，也成了拉拢腐蚀学生的行为，因此受到了残酷无情的批斗。上大会接受批判是家常便饭，戴高帽游街也司空见惯。更有甚者，1968年11月20日，沈泽宜老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入监狱，关了一年后，1969年11月19日，做出如下判决：判处沈泽宜管制三年，清除出教师队伍，迁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自1968年11月20日起至1971年11月19日止为管制期满。就这样，一个热爱教书的好教师，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一个热爱生活的赤子，被打入地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沈泽宜，甚至不能在子洲“改造”，被遣送回原籍浙江吴兴。
1979年春，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在子洲为沈老师平反的办事人是刘修文。刘修文和我当时都在县教研室工作，并且住的房间紧挨着，我出于好奇看了沈老师的有关卷宗，尤其是把沈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待”材料全部看了一遍。从“交待”材料中可以看出沈老师的真诚。他写每一份材料都一笔一划整整齐齐，少有涂改之处，他把自己的极小毛病，直至恋爱甚至单相思也向组织作了交待，其细节是真实的，其感情是真挚的，其文笔是优美的。“交待”材料本身就是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有波有澜，让人为沈老师的才华横溢而敬佩不已，为他的不公正待遇而叹息不已，为他的遭遇而伤心不已。我把沈老师的诗词全部抄在笔记本上，并写成了沈老师小传。
时隔不久，沈老师的全部问题彻底平反，他重返子洲，此时我正好在县文化馆工作。和他久别重逢，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吟出了苏轼的词句，“十年生死两茫茫”，期待我接着吟诵“不思量，自难忘”，但惭愧的是我竟没有能说出。师生重逢，少不得倾诉各自在生活道路上的曲折和感慨。他谈到当年回湖州后，父母年迈，为了改造，为了生活，他当过城市的泥匠小工、清过下水道、修过公路，混迹于污泥浊水之中，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平反后，才到湖州五中任教。他本来仍留恋子洲，很想重返子洲任教，但因父母年迈，不便远离，只好“心向往之”，不能前来。沈老师仍很真诚，仍对生活充满信心，仍对未来寄予希望。他看了我的文章，并给我提了不少意见，并鼓励我潜心笔耕，写出好作品。他还把我抄写的他的诗词转抄了一遍。我写了一篇以他为模特的小说《映山红》，他看了很感兴趣，把这篇小说带回湖州，作了修改，又给我寄了回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在“四人帮”横行时写的一首诗《映山红》就是沈老师的原诗。后来，我编写出版了小说集《东南西北风》，《映山红》就是其中的一篇。这次见面之后，我和沈老师还有多次书信往来，他先后给我寄了两首诗，我都把它刊登在县文化馆办的《农村文化》上。一首是《诗人》，赞美的是子洲淮宁河畔的说书艺人，另一首诗《这里》，表达了沈老师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
1989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一个诗歌颁奖会，见到了和沈老师很熟悉的湖州日报的编辑诗人茹菇，我请她转达了我对沈老师的祝福和问候。不久沈老师就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他开首即说：“几年未通音讯，你好吗？老朋友们好吗？子洲好吗？”接着说：“子洲是我的蒙难之地，又是我的第二故乡。说真的，这些年来，我梦见子洲，梦见我自己正坐在双湖峪到周家 的车上……怀念竟是越来越深了。《子洲县志》已经出版，真是大事一件，多谢你收录拙作二首，从此我永远和子洲不会分开了！”接着我给他寄去了《子洲县志》和我的《榆林风情录》，他写了回信，同时寄来了他的诗歌评论集《诗的真实世界》，在书的封底他写道，“诗，摩擦音，艰难的通道，它是心灵的磨损。蚌病成珠，人的心在受伤之后，皈依诗，皈依宗教。”见解何等独特！
2004年，子洲中学决定举行五十年校庆，校长委托我邀请沈老师届时出席。我在电话上转达了子洲中学的邀请，他欣喜异常，当即答应一定出席。这年10月1日，他从湖州来到子洲。迈步在大理河畔，勾起了多少往事。河川依旧，可岁月已逝，风景迥异。他为子洲的变化而高兴。他逢人就说：子洲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感谢子洲的父老乡亲！虽然我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不怪子洲人民，不怪子洲师生。我陪他去初到子洲任教的周家 中学，到了学校门前，他郑重其事地要我和他同时向学校鞠躬。我说，我是周家 中学的学生，应该鞠躬，你就不必了。他说，不能，周中是我的人生第一站，应该感谢！于是我俩同时向周中鞠了躬。他这次到子洲应邀给学校师生做了四次报告，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记忆。这次，他在子洲逗留了12天，他说，子洲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今后还要来。并写下七律《别子洲》：“驿路艰难春复秋，刘郎今日得重游。死生故旧人犹在，歌哭生涯志未酬。昨夜西风吹碧树，今朝万壑破浓愁。欣看桃李今胜昔，凤起龙腾壮九州。”
2008年春天，沈老师第三次回子洲，把自己的诗集《西塞娜十四行》签名赠送给子洲的好友和学生。这次他还写了《题赠大理河中学》的诗篇：“一路春光伴我游，卅年三度来子洲。喜看桃李花千树，斗妍争芳写春秋。”
2010年初，他因患直肠癌做手术，子洲的学生为他捐了款，他十分感动。2010年7月中旬，沈泽宜老师应榆林华栋中学之邀，参加了该校的十年校庆，并作了报告。期间，我陪他第四次回子洲，他对子洲年年都有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给子洲的好友、学生郑重签名赠送了《沈泽宜诗集》。虽然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仍很有精神，满怀信心地许诺，子洲中学六十年校庆，他一定参加！子洲是沈泽宜老师生命的一部分。沈老师影响了子洲的数代人，沈泽宜老师永远是子洲的一个忠实的朋友和真诚的老师。
附录三：
悼元勋兄
任彦芳
闻君离世我大惊
叫声令我妻心痛
是时候了时未到
广场百花遭冰封
提篮探监让人敬
著书纪实有误情
历史大错谁更正
不问鬼神问苍生
昨晚友人从电脑上传来张元勋兄病逝消息，我惊叫一声，吓得妻子心跳不已，向我提出意见。
元勋兄与沈泽宜兄在 1957年5月19日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后创办杂志《广场》遭封杀。同学林昭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元勋兄是同学中惟一去探望的人，令我敬佩。元勋兄著有《北大一九五七》一书，多有不确处，引起当事者不满。然一九五七年阳谋大错将由谁来平反更正呢？2013-4-15晨记于纽约
曲阜师范大学微博协会 ：【张元勋先生走了】北京大学1957年著名学生右派、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最为著名的教授张元勋先生，4月12日下午1点51分，在曲阜师范大学家中不幸逝世，享年80岁。
附录4:《李钧：沉痛悼念张元勋先生》
这是李钧先生写给张元勋先生的纪念性文字.
2013年4月12日
今天下午一点50分，张元勋先生走完了他80年艰辛、多舛的尘世旅途，去往蓝色的彼岸。
我是下午下课后接到李俊尧的电话赶过去的。马老师见到我时泪如雨下。老干部处的王文西处长已与其他人把张元勋先生的遗体送到八宝山冷藏。张建行去济南出差，正往回赶。
在巨大的悲痛中，大家只能安慰马老师，让她务必多保重。
在这样的悲伤里，我写不出什么文字，把近两年日记中记载的张元勋先生，拿出来，是为纪念（有些信息从略）——
2012年7月17日
张元勋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参加贾平凹《废都》研讨会，他说从这部小说里读出的是：这是作者对于XX事件的情绪反应。他把这篇文章给张炯看过，张炯说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我建议他投给《XXXX》。张老此前在《文学遗产》上的一篇长文让年轻学者汗颜。
2012年9月3日
下午5点半，带着七册《炎黄春秋》去看张元勋先生。
张先生在《文学遗产》2011年第一期发了一篇长文《楚辞〈九歌〉屡遭改易的回顾》，列在此期杂志第一篇，其后才是徐公持、李少雍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名家们的文章。张先生的文章对历史上“以汉证楚”、本末倒置、颠倒源流的研究进行了批判……
先生前些日子打电话来，说他写了一篇贾平凹《废都》评论，认为以前的研究都是浅表化的，贾平凹要谈的是XX事件后的情绪……
与先生的交往始于我读大学时期。张先生1957年因为《红楼》事件而被打成“右派”，那时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同学以林昭最为著名。至于事件细节，张先生都写在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那篇大文章最后附有“关于我”，可知张先生生平大略：
我的祖籍是江苏赣榆县。1933年生。
1954年于青岛一中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57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整风，我因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办的刊物《广场》的主编，撰写《广场发刊词》、《编后记》，以及与人合写短诗《是时候了》等大字报而被划为“极右派”，遭受轮番批斗，于1957年12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而后被押送于北京南郊之团河农尝河北省宁河县之茶淀清河农场等荒凉地区劳动改造。1965年刑满，但仍未离开劳改队，继续留在清河农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劳动机关的管制下劳动度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被押送到山东省劳改队所属的章丘埠村煤矿，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东济宁“六四”劳改农彻，继续着劳动改造的生活。
1977年，由于“四人帮”的倒台，我的被监管的生活获得了政策性的放松，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结了婚。我的妻子怀着对我的同情与敬佩之情，嫁给我这个四十四岁的将“知天命”的“反革命分子”，那时她仅二十六岁。她无意旁顾险恶的环境以及没有希望的未来，毅然把她美丽的青春与我的严峻的危运联结在一起！怀着生死与共的凛然之情，顶着漫天风雨，分担了压在我头上的无情重负！
1979年的秋天，我当了父亲，我的不幸的儿子来到这人世的早晨，他的父母就像两个乞丐，我们的财产就只有一条旧棉被。而我竟无处去为他报户口，他是万里浩荡神州中的无计存身的奴隶的后裔，是一个“编外”的“黑人”。
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济宁劳改队的办公室里，我接受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项目组的法官们的平反裁决，他们郑重宣告：推翻1957年的判决，宣告我无罪！
至此，我才算真正地与这个“人间的好地狱”告别，真正的“释放”才算开始！ 北京大学党委用心良苦，几经协商，依政策的“就地安置”的精神，把我安置到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今天，养生于此。我担任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十年之间，完成了“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三级跳”，并担任了先秦两汉文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之职。
1994年夏退休，离开了短暂的教学生涯。工作紧张与生活贫困是这十五载执教生活的两大特色，忙于生计，以活妻儿，点滴余闲，苦心撰着，断断续续，终得二十三万言，成《九歌十辨》一卷，献诸学林，博人一哂而已！（文见《中华文摘》2000年第4期）
马老师随张先生来到曲阜师大，但没有正式工作。她就与几个教师家属租一间屋子里开了小杂货店。因为是联合经营，马老师常常丢东西或钱。张老就几经努力给马老师租了学校的一间房子独立开店。于是我就常常见到张老师与马老师骑着三轮车进货。再后来就是电动三轮车进货，每次都是张老师骑车，马老师坐在车上，也成了校园一景。再后来，学校盖了综合服务楼，张先生租下最好最大的店面，取名“红雨商店”，马老师手下有四五位店员。张老师有空闲就到商店里走一走，与顾客们聊天。真是活招牌。我当然与先生聊了不少。
后来，张老师把挣来的钱在邹平投了一个奶牛场，新闻还上了《大众日报》。当时我们谈起这事，张先生说：“马老师没有工作，我死之后她们怎么生活？我得给她想想后路。”我能感受到先生笑谈生死与开心背后的忧伤。——无论如何，让人高兴的是，先生日子好过起来了。
没过多久，先生就查出来得了病，是淋巴癌。据说这种病是真正的不治之症。从曲阜到济宁、从济南到北京，医生差不多都对马老师说：“把人带回去吧，想吃什么吃点什么。”张老师后来对我说起这一段，呵呵直笑：“他妈的，脖子底下，腹股沟里，全是葡萄那么大的瘤子，喝水都咽不下去，反射性的呕吐，还吃东西呢……”
他无意中听说大连有一位中医，治好过这种病，张先生就把他请了来。那医生看了病，也没多说，让张老师找个人跟他回去取药，取回来两麻袋中药。“这两麻袋吃下去，自己一摸，没肿瘤了。去医院检查，都说是奇迹！”张先生后来曾对那位中医说，你为什么不把药方公开了，或者投产呢，那中医说：“那么多黑道白道的。他们要知道了，还不先要我的命？”
先生命硬啊，鬼神都怕他。
我博士毕业后，出版了《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奉上一册，请先生斧正；我那时寂寂无名，甚至很多“业内人士”以为我有些“野狐禅”，所以没有什么人给我写评论。虽然这本书后来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虽然张中良先生看了这本书，在2007年的《中国文学年鉴》里收入了简介，但无人对话的孤独感让我有些丧气。张元勋先生看了书后，给我打电话说：“是真学问，有大视野。”还送我一册他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先生鼓励我：“做大学问，就是要坐得住。有孤独感就对了，学问不是凑热闹，不要想当明星。”这给我很大的鼓舞。
先生一直快人快语，到老了更是语锋犀利。2009年左右，有一位《文艺报》的名人来学校，正好遇到在校园里扶杖散步的张元勋先生。张先生张嘴就问：“《文艺报》现在还是‘棍子’吗？”……
2011年，张炯先生来曲阜，我陪张炯先生看“三孔”。晚上吃饭，张炯先生说想见老同学张元勋，但张先生正好在济南体检，没有见到。但由此我更感到了张元勋先生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今天，我又去看先生。马老师把我引进了门。先生坐在轮椅上，上身穿一件睡衣，没穿裤子，先生说这是“赤诚相见。”先生须发皆白，唇边还是那种坚定的表情；让我高兴的是，先生正对着电脑在写作，把文字涂成了红红蓝蓝，说明他的创造力不减；也许是刚刚面对电脑时间太长，他的双眼流出了清泪。马老师给我端来一把椅子就退了出去。先生让我坐下，顺手把一把尿壶移到另一边。他谈起了学术之道，谈起了某些学人的奉迎谄媚、自我矮化，谈起了文学院……我则鼓励他有空的时候不要老坐着，还得散步，先生应着。
六点半了，怕误了先生晚餐，我告退。先生说：“我与你总有说不完的话。”
马老师送我出门，我说：“马老师，你把张老师照顾得真好！”
2013年4月6日
清明节上午刚到办公室，2012级学生李俊尧就打电话来说：“张元勋老师得了很重的褥疮，需要帮助。张元勋先生说他想见您。”我想立即去看张先生，可是又想到今天是清明，怕他有忌讳。
4月5日上午十点再去，带了盒海参牡蛎胶囊，去看张元勋先生。先生2004年以后先后做过四次手术，一次是胃癌，一次是食道癌，两次颈椎。自从食道手术后，就无法卧睡了，只能坐在椅子上。去年还曾柱拐站立，但是由于去年没有锻炼，也不出门晒太阳，下肢也就萎缩，现在是根本无法站立了。体质下降很严重，一会怕冷，到了嘴唇发紫的状态；一会又虚汗直流。
我进门就闻到很厉害的药味，大约是治褥疮的药。医生来看过，说这样的病，住医院也没有好法。先生蜷缩在椅子和被褥里，头无力地侧倚在垫高的枕头上。马老师大声地说：“李老师来看你了！”但是他根本无法抬头。我正问着张先生的病情，张先生突然急急地说：“我要小便。”马老师便掀开他盖在腿上的被褥，拿一个瓶子塞到他的两腿间，接了，然后倒掉。
我在旁边帮着扶着张先生，摸着他的被褥和衣服都汗湿了。这是极不利于褥疮康复的。就建议马老师：“是否给张先生换床蚕丝被或丝棉被。”马老师又拿了吹风机给他吹风。张先生的皮肤仍然很好，白晰干净，除了药味，绝没有那种垂老之人的气息，这应是马老师照顾得好。只是先生的脖颈是那样纤细，难以支撑起他那硕大的、思想者的头颅。他的头就这样垂挂着，仿佛秋天的成熟的果子，吊在细枝上，摇摇欲坠，真让人为之担心。
没多大会儿，我发现先生的鼻尖上挂着清涕，枕头也湿了一片。我知道先生哭了。但我掩饰着：“先生汗出得真多。”便拿卫生纸给他擦了，又垫在脸旁一片。
张先生说：“李钧，我现在急需要人力帮助。”先生现在每天晚上八点钟换一次褥疮药，大约要四个小伙子才行。现在是文学院二年级的位长安、邓竹桥、吴鹏、沈鹏以及一年级的李俊尧在做这件事。这不是长法，于是想了这么三个方案：一是请总支书记张隆海把院里的志愿者排一个值班表；二是申请学工部给几个勤工俭学岗，这样即使假期里也能有人照顾；三是张先生出一点钱，再找几个学生。
马老师也谈到，位长安在网上查看有没有适于张先生用的病床，已查到了，准备购进。
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先生说：“我精力不济了。”于是，我告辞出来，并把电话号码都给马老师留下来。
俊尧是个好心的孩子，想写个倡议书，向文学院各宿舍发一下，看能否找到志愿者做此事。我让他今天上午来办公室。
俊尧上午九点来谈了两个小时，他讲到张元勋先生这几天里精力明显减退，前几天的时候还谈笑风生，清明节前后还哼，昨天连哼都不哼了。
我说，可能清明节前后他想起了很多，比如林昭。
俊尧又说，现在先生家里有一些基督教的小册子。
我说林昭最后信仰了基督教。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一个人精神上必须有所皈依，才能坦然地接受生死。
我想到马老师说的话：“我们都是平民，善良的人，从没做过坏事，老天爷为什么让他受这种罪？”
我无意当中说了一句：“这是上帝在考验张老师呢！”
先生留下了该留下的——著述、精神，先生受了太多的人间苦难，现在走，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所以，先生，你去了天堂，我不哭，因为那里比这边光明、干净、幸福！
痛悼张元勋先生
逄春阶
失去，方觉缘无补；别过，始悟魂有灵。竟日恍惚，我悼念张元勋先生。
在曲师上学的时候，听过张元勋先生的讲座。好像是1987年，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张元勋先生从传统文化角度对《红高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特别不赞成电影透出的审丑意识。当时，竟然觉得张元勋先生是老朽了。基于这样浅薄认知，就再也没听他上课。当时我埋头所谓的小说创作，其实，现在看来是瞎胡闹。对张先生的印象是模糊的，在校园里，有时看到张先生，一个人在西联一教室前面散步，很孤独的样子。
后来大学毕业后，我的老师赵雷先生经常谈到张元勋老师，他们是北大同学。赵雷先生谈到张元勋先生好多奇闻异事，谈到张老师是文史大家游国恩的得意门生。特别是在北大右派、才女林昭最危难的时候，张元勋先生去探监，让人唏嘘。这时我才觉得张老师实在是条汉子，性情之人。
我的另一位老师、潍坊学院图书馆的熊孝孟先生也谈到张元勋老师，还谈到张元勋老师的哥哥张翰勋先生。熊先生重点谈的是张元勋先生的博学。
再后来，我的老师青岛大学周海波先生到济南，我们相聚，他谈到，张老师开商店，做买卖了。后来有一阵子养奶牛，发了财。
我知道，山东作家尤凤伟在2001年出版的的著名小说《中国一九五七》即是在采访张元勋老师之后写成的。
越来越多的关于张先生的信息，让我清醒，我错失了与张元勋先生近距离聆教的机会。福浅缘浅，徒唤奈何。
4年前，因孩子就学曲师，我在校园里租了房子。经常到校园里去，每次看到曲阜师大的图书馆，看到“就道”二字，就想起张元勋老师，而看到雕塑“犁牛之子”，也想到张老师，这都是张老师命名的。犁牛之子语出孔子：“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在校园里，也想到去拜访张先生，但又怕唐突，终未成行。
隐约只记得二十多年前，在校园里的小路上跟张先生打过一次招呼，然后匆匆而过。剩下的，都是从师友那里听来的故事。
5月1日夜，偶翻南方周末，看到李岩峰先生和李木生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张元勋先生辞世了。不胜悲伤。一代才子，从此不在人间留身影。
如今的未名湖，水平如镜，四周点缀着红的绿的花。我在这里漫步，搜寻着先生当年的足迹，为先生默哀，祈愿先生安息！我的思绪回到曲园，模糊地追寻着先生的足迹，祈愿张先生安息！从此不再受苦累！
附录：
1957年5月19日，北大贴出了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这首诗立刻引起了学生的共鸣。诗人被打成右派。后入狱。
张元勋:先生因为诗歌《是时候了》而打成右派，蒙受牢狱之灾。
《是时候了》
（—）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离，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附录二：
我的老师沈泽宜
作者:张俊谊 来源：《榆林文史》第十辑
一个好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使学生增长知识，砥砺德行，受益一生，并让学生有口皆碑。给我上高中时教语文课的沈泽宜就是这样的一名好老师。
提起沈泽宜老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子洲中学上过学的人都知道，他是子洲教育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他的有名不仅是因为他有着曲折而复杂的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他既有渊博的学问，更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好学风、好教风，他为子洲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
沈泽宜老师生于1933年，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其母是陈立夫的堂妹，因此认陈立夫为寄爹。1953年他和妹妹沈蓉蓉一块考入北京大学，妹妹上俄语系，他上西语系，一年后，他转入中文系。他记忆惊人，勤学好问，在大学时就是有名的高才生，且多才多艺。他爱好体育，曾得过学校的跳高冠军；也爱音乐，曾是师生演出中的男高音领唱；他很有激情，诗歌也写得很漂亮。
1957年5月19日，是一个星期天，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将一首《是时候了》的诗拿给当时的挚友和同学张元勋看。张元勋很欣赏沈泽宜的诗，他续写了第二段，一块贴在北大餐厅的墙上。他非常活跃，用一颗真诚的心积极参与整风运动，除了写文章外，还与张元勋等一起在北大大饭厅南面十六斋的东墙上办专栏，搞大民主，还创办了《广场》杂志，张任主编，他任副主编。
不久，北京大学开始反右运动，他和张元勋都成了右派，并且是极右。由于沈泽宜弯子转的快，“认罪”态度好，被从轻发落，受到留校查看一年的处分，而张元勋竟被判有期徒刑8年。1958年毕业时，沈泽宜因“政治不及格”，校方拒发毕业证。直到纠正右派错误时，校方才重新补发，不过沈泽宜一直没有去领。这年10月，他被下放到陕北革命老区子洲县周家 中学任教，学中文的高才本科生不让教语文，只让他教植物、音乐等副课。
沈泽宜老师身处逆境，但仍精神焕发，在周中师生中留下难忘的印象。后来，他调到子洲双湖峪中学，才让他教语文课。他教高六三、高六四两班的语文课，还给高六五班上过语文辅导课，给我们高六六班教了两年语文课。
沈泽宜老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能背诵不少古文古诗，教书时旁征博引，所教的文章烂熟于心，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令人敬佩不已。他的学识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当时的子洲县委书记李文光也向沈老师请教过古文。人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需要一桶水，而沈老师是一条清清溪流，学生们可以不尽的吸取。沈老师的博学来源于他的好学，他的好学可用手不释卷来形容。在子洲中学校园里，只要见到沈老师，他总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甚至走厕所时仍捧着书。每天早晨朗读时，沈老师总陪着我们一块朗读，并且读得津津有味。他似乎有学习癖，即使身处逆境，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汲取知识的营养，充实自己。
沈老师是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老师。他热爱教书事业，上课时非常认真，从仪表和言行举止到板书都很认真、很严肃，令人肃然起敬。讲课时感情丰富，精神充沛，语言优美，令人百听不厌。如他讲《史记·屈原列传》，慷慨激昂，绘声绘色，把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介绍给我们。他教的每篇古文自己都能背诵，并对一些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对各家之见予以扼要介绍，同时讲述自己的见解，使学生大开眼界。沈老师为了让我们学好古文，他自己编了一本数万字的《中学生古文词语手册》油印成书，给我们人手一册，可谓用心良苦。沈老师不但古文讲得好，而且现代文也讲得好，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把学生引入一个新奇的世界，给以真的启示，美的熏陶，善的教育。为了讲好语文课，他更注重作文课教学，既有大作文，又有小训练。学生的每篇作文他都认真批阅，有总批，也有眉批。我手上现有中学时的作文本，尚能看出沈老师批改作文的细致和认真。有一篇作文他批道：“文风应力求朴素，深厚的感情，话不在多。”并说在这一方面我班的高斌同学做的较好，平时可互相观摩，取长补短。他喜欢有血有肉的文章，不喜欢空话连篇的东西，更注重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我有一篇自命题作文《打倒骄傲之“鬼”》，沈老师在好的句子上划了红圈，最后批道：“‘鬼’是发现了，揪出来了，如何打呢？如何赶呢？还谈得不够。在这个问题上联系自己还不够。”他对我写的比较好的作文给以肯定，给以鼓励。1964年底，高二年级作文比赛，他出了个题目《感谢谁》，他给我的作文得了“甲”，并批道：“观点正确，说理充分，无论破和立都有道理，分析细致、批驳有力，是一篇相当完备的说理文。”他对这篇文章很赏识，评为全级第一，受到了奖励。沈老师为了教好语文，还给高中的语文爱好者办了语文兴趣学习小组，他编印补充教材，抽出空余时间辅导，我至今记得沈老师讲解《郑伯克段于鄢》、《詟说赵太后》等课文的情景。他的辅导，出于自觉自愿，分文不取。不像现在某些教师把课外辅导作为获取外快的一种手段。在沈老师的教育下，我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提高很快，这无疑地应该感谢沈老师。不光我一个人获益，子洲的不少学生都受了益。
沈老师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不懈追求的人。他对生活充满信心，对事业充满热情，不怨天尤人，不唉声叹气，非常达观。他像一个天真纯朴的小孩子，率直而真诚，有话必说，不会邪门歪道，也不会花言巧语。他也是一个善动感情的人，有时念某篇文章或讲某课时，动情处，他竟止不住热泪盈眶，甚至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目也很抒情。一次学生看了电影《白毛女》，他出了个题目《山顶上伸下来一只手》。他解释道，大春逃难到黄河畔的悬崖绝壁上，这时从山顶上伸下来一只手，把大春拯救了，这只手是八路军，是共产党。他让我们在这一特写镜头上发生联想，写出有真实感情的散文来。有一次他满怀激情地把自己作的一首七绝《苦菜》朗诵给我们听：“星芒叶片四披纷，紧贴黄壤骨肉情，最忆凄风苦雨日，粉身碎骨为穷人。”他并把这首诗郑重地抄写在黑板上。在这首诗里，沈老师赞美了陕北黄土地上随处可见的野菜——苦菜的献身精神，也表达了他爱恋陕北这块土地的赤子之心。
沈老师爱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写诗令他吃尽苦头，但仍是痴心难改。1962年，中共子洲县委给他摘掉了“极右分子”的帽子，他写了一首诗：“有共产党，我有父亲，牵我小手，步步前行；有共产党，我有母亲，伤心欢喜，诉给娘听；有共产党，我有家庭，灯光笑语，风雪归人。”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1965年陕北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党中央和国务院派来了运粮队，从东北等地源源不断地给陕北运粮。1966年3月的一天，县上在双湖峪中学大礼堂举行联欢晚会，感谢运粮队的司乘人员，沈老师登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长诗：《再见了，毛主席派来的送粮人！》他朗诵得充满感情，有声有色，听众无不为之鼓掌喝彩，时过数十年，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觉得犹如昨日。
1961年春，沈老师曾写了一首七律《题人民大会堂》，表达了他对困难时期的忧虑，他把这首诗不经意朗诵给好友，后来，竟传出去，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铁证。许多旧事旧诗也被重新提起，甚至他给学生借粮票和钱用，也成了拉拢腐蚀学生的行为，因此受到了残酷无情的批斗。上大会接受批判是家常便饭，戴高帽游街也司空见惯。更有甚者，1968年11月20日，沈泽宜老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入监狱，关了一年后，1969年11月19日，做出如下判决：判处沈泽宜管制三年，清除出教师队伍，迁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自1968年11月20日起至1971年11月19日止为管制期满。就这样，一个热爱教书的好教师，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一个热爱生活的赤子，被打入地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沈泽宜，甚至不能在子洲“改造”，被遣送回原籍浙江吴兴。
1979年春，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在子洲为沈老师平反的办事人是刘修文。刘修文和我当时都在县教研室工作，并且住的房间紧挨着，我出于好奇看了沈老师的有关卷宗，尤其是把沈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待”材料全部看了一遍。从“交待”材料中可以看出沈老师的真诚。他写每一份材料都一笔一划整整齐齐，少有涂改之处，他把自己的极小毛病，直至恋爱甚至单相思也向组织作了交待，其细节是真实的，其感情是真挚的，其文笔是优美的。“交待”材料本身就是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有波有澜，让人为沈老师的才华横溢而敬佩不已，为他的不公正待遇而叹息不已，为他的遭遇而伤心不已。我把沈老师的诗词全部抄在笔记本上，并写成了沈老师小传。
时隔不久，沈老师的全部问题彻底平反，他重返子洲，此时我正好在县文化馆工作。和他久别重逢，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吟出了苏轼的词句，“十年生死两茫茫”，期待我接着吟诵“不思量，自难忘”，但惭愧的是我竟没有能说出。师生重逢，少不得倾诉各自在生活道路上的曲折和感慨。他谈到当年回湖州后，父母年迈，为了改造，为了生活，他当过城市的泥匠小工、清过下水道、修过公路，混迹于污泥浊水之中，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平反后，才到湖州五中任教。他本来仍留恋子洲，很想重返子洲任教，但因父母年迈，不便远离，只好“心向往之”，不能前来。沈老师仍很真诚，仍对生活充满信心，仍对未来寄予希望。他看了我的文章，并给我提了不少意见，并鼓励我潜心笔耕，写出好作品。他还把我抄写的他的诗词转抄了一遍。我写了一篇以他为模特的小说《映山红》，他看了很感兴趣，把这篇小说带回湖州，作了修改，又给我寄了回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在“四人帮”横行时写的一首诗《映山红》就是沈老师的原诗。后来，我编写出版了小说集《东南西北风》，《映山红》就是其中的一篇。这次见面之后，我和沈老师还有多次书信往来，他先后给我寄了两首诗，我都把它刊登在县文化馆办的《农村文化》上。一首是《诗人》，赞美的是子洲淮宁河畔的说书艺人，另一首诗《这里》，表达了沈老师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
1989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一个诗歌颁奖会，见到了和沈老师很熟悉的湖州日报的编辑诗人茹菇，我请她转达了我对沈老师的祝福和问候。不久沈老师就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他开首即说：“几年未通音讯，你好吗？老朋友们好吗？子洲好吗？”接着说：“子洲是我的蒙难之地，又是我的第二故乡。说真的，这些年来，我梦见子洲，梦见我自己正坐在双湖峪到周家 的车上……怀念竟是越来越深了。《子洲县志》已经出版，真是大事一件，多谢你收录拙作二首，从此我永远和子洲不会分开了！”接着我给他寄去了《子洲县志》和我的《榆林风情录》，他写了回信，同时寄来了他的诗歌评论集《诗的真实世界》，在书的封底他写道，“诗，摩擦音，艰难的通道，它是心灵的磨损。蚌病成珠，人的心在受伤之后，皈依诗，皈依宗教。”见解何等独特！
2004年，子洲中学决定举行五十年校庆，校长委托我邀请沈老师届时出席。我在电话上转达了子洲中学的邀请，他欣喜异常，当即答应一定出席。这年10月1日，他从湖州来到子洲。迈步在大理河畔，勾起了多少往事。河川依旧，可岁月已逝，风景迥异。他为子洲的变化而高兴。他逢人就说：子洲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感谢子洲的父老乡亲！虽然我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不怪子洲人民，不怪子洲师生。我陪他去初到子洲任教的周家 中学，到了学校门前，他郑重其事地要我和他同时向学校鞠躬。我说，我是周家 中学的学生，应该鞠躬，你就不必了。他说，不能，周中是我的人生第一站，应该感谢！于是我俩同时向周中鞠了躬。他这次到子洲应邀给学校师生做了四次报告，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记忆。这次，他在子洲逗留了12天，他说，子洲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今后还要来。并写下七律《别子洲》：“驿路艰难春复秋，刘郎今日得重游。死生故旧人犹在，歌哭生涯志未酬。昨夜西风吹碧树，今朝万壑破浓愁。欣看桃李今胜昔，凤起龙腾壮九州。”
2008年春天，沈老师第三次回子洲，把自己的诗集《西塞娜十四行》签名赠送给子洲的好友和学生。这次他还写了《题赠大理河中学》的诗篇：“一路春光伴我游，卅年三度来子洲。喜看桃李花千树，斗妍争芳写春秋。”
2010年初，他因患直肠癌做手术，子洲的学生为他捐了款，他十分感动。2010年7月中旬，沈泽宜老师应榆林华栋中学之邀，参加了该校的十年校庆，并作了报告。期间，我陪他第四次回子洲，他对子洲年年都有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给子洲的好友、学生郑重签名赠送了《沈泽宜诗集》。虽然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仍很有精神，满怀信心地许诺，子洲中学六十年校庆，他一定参加！子洲是沈泽宜老师生命的一部分。沈老师影响了子洲的数代人，沈泽宜老师永远是子洲的一个忠实的朋友和真诚的老师。
附录三：
悼元勋兄
任彦芳
闻君离世我大惊
叫声令我妻心痛
是时候了时未到
广场百花遭冰封
提篮探监让人敬
著书纪实有误情
历史大错谁更正
不问鬼神问苍生
昨晚友人从电脑上传来张元勋兄病逝消息，我惊叫一声，吓得妻子心跳不已，向我提出意见。
元勋兄与沈泽宜兄在 1957年5月19日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后创办杂志《广场》遭封杀。同学林昭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元勋兄是同学中惟一去探望的人，令我敬佩。元勋兄著有《北大一九五七》一书，多有不确处，引起当事者不满。然一九五七年阳谋大错将由谁来平反更正呢？2013-4-15晨记于纽约
曲阜师范大学微博协会 ：【张元勋先生走了】北京大学1957年著名学生右派、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最为著名的教授张元勋先生，4月12日下午1点51分，在曲阜师范大学家中不幸逝世，享年80岁。
附录4:《李钧：沉痛悼念张元勋先生》
这是李钧先生写给张元勋先生的纪念性文字.
2013年4月12日
今天下午一点50分，张元勋先生走完了他80年艰辛、多舛的尘世旅途，去往蓝色的彼岸。
我是下午下课后接到李俊尧的电话赶过去的。马老师见到我时泪如雨下。老干部处的王文西处长已与其他人把张元勋先生的遗体送到八宝山冷藏。张建行去济南出差，正往回赶。
在巨大的悲痛中，大家只能安慰马老师，让她务必多保重。
在这样的悲伤里，我写不出什么文字，把近两年日记中记载的张元勋先生，拿出来，是为纪念（有些信息从略）——
2012年7月17日
张元勋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参加贾平凹《废都》研讨会，他说从这部小说里读出的是：这是作者对于XX事件的情绪反应。他把这篇文章给张炯看过，张炯说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我建议他投给《XXXX》。张老此前在《文学遗产》上的一篇长文让年轻学者汗颜。
2012年9月3日
下午5点半，带着七册《炎黄春秋》去看张元勋先生。
张先生在《文学遗产》2011年第一期发了一篇长文《楚辞〈九歌〉屡遭改易的回顾》，列在此期杂志第一篇，其后才是徐公持、李少雍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名家们的文章。张先生的文章对历史上“以汉证楚”、本末倒置、颠倒源流的研究进行了批判……
先生前些日子打电话来，说他写了一篇贾平凹《废都》评论，认为以前的研究都是浅表化的，贾平凹要谈的是XX事件后的情绪……
与先生的交往始于我读大学时期。张先生1957年因为《红楼》事件而被打成“右派”，那时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同学以林昭最为著名。至于事件细节，张先生都写在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那篇大文章最后附有“关于我”，可知张先生生平大略：
我的祖籍是江苏赣榆县。1933年生。
1954年于青岛一中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57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整风，我因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办的刊物《广场》的主编，撰写《广场发刊词》、《编后记》，以及与人合写短诗《是时候了》等大字报而被划为“极右派”，遭受轮番批斗，于1957年12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而后被押送于北京南郊之团河农尝河北省宁河县之茶淀清河农场等荒凉地区劳动改造。1965年刑满，但仍未离开劳改队，继续留在清河农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劳动机关的管制下劳动度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被押送到山东省劳改队所属的章丘埠村煤矿，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东济宁“六四”劳改农彻，继续着劳动改造的生活。
1977年，由于“四人帮”的倒台，我的被监管的生活获得了政策性的放松，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结了婚。我的妻子怀着对我的同情与敬佩之情，嫁给我这个四十四岁的将“知天命”的“反革命分子”，那时她仅二十六岁。她无意旁顾险恶的环境以及没有希望的未来，毅然把她美丽的青春与我的严峻的危运联结在一起！怀着生死与共的凛然之情，顶着漫天风雨，分担了压在我头上的无情重负！
1979年的秋天，我当了父亲，我的不幸的儿子来到这人世的早晨，他的父母就像两个乞丐，我们的财产就只有一条旧棉被。而我竟无处去为他报户口，他是万里浩荡神州中的无计存身的奴隶的后裔，是一个“编外”的“黑人”。
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济宁劳改队的办公室里，我接受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项目组的法官们的平反裁决，他们郑重宣告：推翻1957年的判决，宣告我无罪！
至此，我才算真正地与这个“人间的好地狱”告别，真正的“释放”才算开始！ 北京大学党委用心良苦，几经协商，依政策的“就地安置”的精神，把我安置到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今天，养生于此。我担任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十年之间，完成了“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三级跳”，并担任了先秦两汉文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之职。
1994年夏退休，离开了短暂的教学生涯。工作紧张与生活贫困是这十五载执教生活的两大特色，忙于生计，以活妻儿，点滴余闲，苦心撰着，断断续续，终得二十三万言，成《九歌十辨》一卷，献诸学林，博人一哂而已！（文见《中华文摘》2000年第4期）
马老师随张先生来到曲阜师大，但没有正式工作。她就与几个教师家属租一间屋子里开了小杂货店。因为是联合经营，马老师常常丢东西或钱。张老就几经努力给马老师租了学校的一间房子独立开店。于是我就常常见到张老师与马老师骑着三轮车进货。再后来就是电动三轮车进货，每次都是张老师骑车，马老师坐在车上，也成了校园一景。再后来，学校盖了综合服务楼，张先生租下最好最大的店面，取名“红雨商店”，马老师手下有四五位店员。张老师有空闲就到商店里走一走，与顾客们聊天。真是活招牌。我当然与先生聊了不少。
后来，张老师把挣来的钱在邹平投了一个奶牛场，新闻还上了《大众日报》。当时我们谈起这事，张先生说：“马老师没有工作，我死之后她们怎么生活？我得给她想想后路。”我能感受到先生笑谈生死与开心背后的忧伤。——无论如何，让人高兴的是，先生日子好过起来了。
没过多久，先生就查出来得了病，是淋巴癌。据说这种病是真正的不治之症。从曲阜到济宁、从济南到北京，医生差不多都对马老师说：“把人带回去吧，想吃什么吃点什么。”张老师后来对我说起这一段，呵呵直笑：“他妈的，脖子底下，腹股沟里，全是葡萄那么大的瘤子，喝水都咽不下去，反射性的呕吐，还吃东西呢……”
他无意中听说大连有一位中医，治好过这种病，张先生就把他请了来。那医生看了病，也没多说，让张老师找个人跟他回去取药，取回来两麻袋中药。“这两麻袋吃下去，自己一摸，没肿瘤了。去医院检查，都说是奇迹！”张先生后来曾对那位中医说，你为什么不把药方公开了，或者投产呢，那中医说：“那么多黑道白道的。他们要知道了，还不先要我的命？”
先生命硬啊，鬼神都怕他。
我博士毕业后，出版了《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奉上一册，请先生斧正；我那时寂寂无名，甚至很多“业内人士”以为我有些“野狐禅”，所以没有什么人给我写评论。虽然这本书后来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虽然张中良先生看了这本书，在2007年的《中国文学年鉴》里收入了简介，但无人对话的孤独感让我有些丧气。张元勋先生看了书后，给我打电话说：“是真学问，有大视野。”还送我一册他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先生鼓励我：“做大学问，就是要坐得住。有孤独感就对了，学问不是凑热闹，不要想当明星。”这给我很大的鼓舞。
先生一直快人快语，到老了更是语锋犀利。2009年左右，有一位《文艺报》的名人来学校，正好遇到在校园里扶杖散步的张元勋先生。张先生张嘴就问：“《文艺报》现在还是‘棍子’吗？”……
2011年，张炯先生来曲阜，我陪张炯先生看“三孔”。晚上吃饭，张炯先生说想见老同学张元勋，但张先生正好在济南体检，没有见到。但由此我更感到了张元勋先生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今天，我又去看先生。马老师把我引进了门。先生坐在轮椅上，上身穿一件睡衣，没穿裤子，先生说这是“赤诚相见。”先生须发皆白，唇边还是那种坚定的表情；让我高兴的是，先生正对着电脑在写作，把文字涂成了红红蓝蓝，说明他的创造力不减；也许是刚刚面对电脑时间太长，他的双眼流出了清泪。马老师给我端来一把椅子就退了出去。先生让我坐下，顺手把一把尿壶移到另一边。他谈起了学术之道，谈起了某些学人的奉迎谄媚、自我矮化，谈起了文学院……我则鼓励他有空的时候不要老坐着，还得散步，先生应着。
六点半了，怕误了先生晚餐，我告退。先生说：“我与你总有说不完的话。”
马老师送我出门，我说：“马老师，你把张老师照顾得真好！”
2013年4月6日
清明节上午刚到办公室，2012级学生李俊尧就打电话来说：“张元勋老师得了很重的褥疮，需要帮助。张元勋先生说他想见您。”我想立即去看张先生，可是又想到今天是清明，怕他有忌讳。
4月5日上午十点再去，带了盒海参牡蛎胶囊，去看张元勋先生。先生2004年以后先后做过四次手术，一次是胃癌，一次是食道癌，两次颈椎。自从食道手术后，就无法卧睡了，只能坐在椅子上。去年还曾柱拐站立，但是由于去年没有锻炼，也不出门晒太阳，下肢也就萎缩，现在是根本无法站立了。体质下降很严重，一会怕冷，到了嘴唇发紫的状态；一会又虚汗直流。
我进门就闻到很厉害的药味，大约是治褥疮的药。医生来看过，说这样的病，住医院也没有好法。先生蜷缩在椅子和被褥里，头无力地侧倚在垫高的枕头上。马老师大声地说：“李老师来看你了！”但是他根本无法抬头。我正问着张先生的病情，张先生突然急急地说：“我要小便。”马老师便掀开他盖在腿上的被褥，拿一个瓶子塞到他的两腿间，接了，然后倒掉。
我在旁边帮着扶着张先生，摸着他的被褥和衣服都汗湿了。这是极不利于褥疮康复的。就建议马老师：“是否给张先生换床蚕丝被或丝棉被。”马老师又拿了吹风机给他吹风。张先生的皮肤仍然很好，白晰干净，除了药味，绝没有那种垂老之人的气息，这应是马老师照顾得好。只是先生的脖颈是那样纤细，难以支撑起他那硕大的、思想者的头颅。他的头就这样垂挂着，仿佛秋天的成熟的果子，吊在细枝上，摇摇欲坠，真让人为之担心。
没多大会儿，我发现先生的鼻尖上挂着清涕，枕头也湿了一片。我知道先生哭了。但我掩饰着：“先生汗出得真多。”便拿卫生纸给他擦了，又垫在脸旁一片。
张先生说：“李钧，我现在急需要人力帮助。”先生现在每天晚上八点钟换一次褥疮药，大约要四个小伙子才行。现在是文学院二年级的位长安、邓竹桥、吴鹏、沈鹏以及一年级的李俊尧在做这件事。这不是长法，于是想了这么三个方案：一是请总支书记张隆海把院里的志愿者排一个值班表；二是申请学工部给几个勤工俭学岗，这样即使假期里也能有人照顾；三是张先生出一点钱，再找几个学生。
马老师也谈到，位长安在网上查看有没有适于张先生用的病床，已查到了，准备购进。
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先生说：“我精力不济了。”于是，我告辞出来，并把电话号码都给马老师留下来。
俊尧是个好心的孩子，想写个倡议书，向文学院各宿舍发一下，看能否找到志愿者做此事。我让他今天上午来办公室。
俊尧上午九点来谈了两个小时，他讲到张元勋先生这几天里精力明显减退，前几天的时候还谈笑风生，清明节前后还哼，昨天连哼都不哼了。
我说，可能清明节前后他想起了很多，比如林昭。
俊尧又说，现在先生家里有一些基督教的小册子。
我说林昭最后信仰了基督教。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一个人精神上必须有所皈依，才能坦然地接受生死。
我想到马老师说的话：“我们都是平民，善良的人，从没做过坏事，老天爷为什么让他受这种罪？”
我无意当中说了一句：“这是上帝在考验张老师呢！”
先生留下了该留下的——著述、精神，先生受了太多的人间苦难，现在走，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所以，先生，你去了天堂，我不哭，因为那里比这边光明、干净、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