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愈诗歌对欧阳修的影响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六一诗话》第二十七条中“韵宽”、“韵窄”涉及到的诗歌韵脚进行分析,试论证“韵宽”、“韵窄”是欧阳修就韩愈诗歌选择韵部作出的评价;并结合欧诗作品,探讨欧阳修受韩愈诗歌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化用、立意模仿、吸收诗歌创作手法加以创新三个方面。  关键词:六一诗话;欧阳修;韩愈;韵宽;韵窄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第二十七则中,对韩愈的用韵问题作出了评价: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韩诗持高度赞赏的态度,他认为韩愈笔力非常,虽然以诗歌为“文章末事”,但其诗歌在表情状物方面却有着极高的艺术效果,能达到“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的程度。另一方面,欧阳修着重赞美了韩愈诗歌的“工于用韵”,认为韩愈的诗无论是“韵宽”还是“韵窄”都各具特色,“乃天下之至工也”。这里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一是韩愈的“工于用韵”如何体现?“韵宽”和“韵窄”具体表现为什么状态?二是欧阳修所高度赞扬的韩诗在其自身诗歌创作方面有什么影响?下面,笔者结合《六一诗话》第二十七条相关内容,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有关“韵宽”和“韵窄”  有关《六一诗话》中的“韵宽”和“韵窄”,历来说法不一。目前通行的解释共有两种:一种认为“韵宽”是指在用韵方面不严格依照韵部,可以使用音韵相近的文字;而“韵窄”则对韵脚有着严格限制,必须使用同一韵部里面的文字。另一种解释认为,这里所言的“韵宽”与“韵窄”是就韵脚所属韵部而言,韵宽者言其诗的韵脚选择文字较多的韵部,而韵窄者则相反。两种说法粗看各有道理,但究竟哪一种更加合乎文意,我们可以结合欧阳修给出的例子《此日足可惜》、《病中赠张十八》来窥其一二。  《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为五言长诗,全文共七百字。其韵脚分别为:尝、光、方、章、行、肠、房、城、堂、望、荒、猖、常、亡、长、旁、江、明、光、当、煌、鸣、庭、名、成、伤、丧、双、床、徨、将、丁、忘、声、更、殃、城、停、冈、僵、觞、狂、轰、翔、航、黄、翔、芒、童、龙、忙、昂、鸣、疆、兄、殇、阳、粮、凉、情、经、听、更、京、江、逢、丛、穷、狂、乡。据宋人刘渊依据唐人诗歌用韵情况所制的《平水韵》,可知这些韵脚共涉及6个韵部。加粗文字属于下平七阳部,共40个;带下划线的文字属于下平八庚部,共15个;斜体字带下划线的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共3个;边框的文字属于下平九青部,共5个;加粗的斜体字属于上平一东部,共3个;斜体字属于上平二冬部,共2个;宋体字为未找到所属韵部的文字,共2个(“旁”和“徨”)。可以看出,《此日足可惜·赠张籍》押韵的文字绝大部分属于下平七阳部,间或涉及其他韵部的文字。  《病中赠张十八》全文二百二十字,其韵脚分别为窗、逢、邦、壮、扛、双、摐、江、幢、杠、缸、釭、厖、降、肛、哤、庞、腔、泷、嵕、桩、淙。依据《平水韵》,这些韵脚涉及3个韵部,其中加粗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共14个;斜体字属于上平二冬部,共2个;加下划线文字属于去声二十三漾部,共1个;宋体字为在《平水韵》中未找到所属韵部的文字,共5个,分别为摐(音chuang,阴平)、釭(音gang,阴平)、厖(音mang或pang,阳平)、哤(音mang,阳平)、嵕(音zong,阴平)。可见《病中赠张十八》所押之韵大多属于上平三江部,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到其他韵部的文字。  下平七阳部是平水韵中文字较多的一部,共164字;而上平三江部仅有17字。也就是说,相比于《此日足可惜·赠张籍》,《病中赠张十八》可以选用的韵脚极少。但通过上述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发现,《此日足可惜·赠张籍》70个韵脚当中,就算加上找不到所属韵部但在现代汉语中声音相近的“旁”字和“徨”字,也仅仅有42个韵脚属于下平七阳部,多于三分之一的韵脚都属于其他韵部;而《病中赠张十八》的22个韵脚,即使不算现代汉语中与之声音相近的“摐”、“釭”、“厖”、“哤”,也已经有14个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若算上这四个文字则有18个同属一个韵部!据此,若结合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对于“韵宽”、“韵窄”的论述来看,显然“宽”和“窄”是就所属韵部而言这一种说法更加合理:“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是说当韩愈选择含字较多的韵部之时,并不局限于这一韵部,而是随心所欲地在其中穿插其他韵脚,时而游离时而回归原韵,并不拘泥。一如宋张耒《明道杂志》所言:“韩吏部《此日足可惜》诗,自‘尝’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虽越逸出常制,而读之不觉,信奇作也。”而“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则言当选择含字较少的韵部之时,韩愈反而尽量不使用其他韵脚,靠难度体现技巧,靠文字的琢磨体现功力。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卷五《病中赠张十八》谓:“读此,知公善诱亦善谑,亦是排硬格,但有转折顿挫,遂觉意态圆活”,可谓的评。反之,若将“韵宽”、“韵窄”看做是是否能够使用音韵相近的文字,则《病中赠张十八》言“韵窄”尚算合理,《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中涉及的其他五个韵部却与下平七阳部并无音韵相近的状况,言其“韵宽”显然颇为牵强。故相比之下,欧阳修所言的“韵宽”、“韵窄”是就所选择的韵部包含文字多少这一种说法显然是更加合理的。  二.关于欧诗受韩愈诗歌影响的表现

  有趣的是,欧阳修虽然极力赞扬韩愈的“工于用韵”,但其诗歌在用韵方面受到韩愈的影响却并不明显。韩愈诗歌对欧阳修的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一诗话》所言的“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上面。  自宋代以来已有文人指出,欧阳修的诗歌与韩愈诗歌具有相似之处。《竹莊诗话》中有王安石言“欧阳公自韩吏部以来未有也。词如刘向,诗如韩愈而工妙过之”的记载;严羽《沧浪诗话》中也有“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的评断。这说明欧阳修诗歌在创作手法上面确实与韩诗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谷曙光《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一文认为,欧阳修诗歌学习韩诗大体表现为三个阶段,即学韩期、似韩期及变韩期。这一划分标准其实也体现出了欧诗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诗的三种主要表现,即在文字、典故方面化用韩诗,在立意、结构上模仿韩诗,以散文手法创作和以议论入诗。  宋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载:“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言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 ‘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昨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非公取乎?”这则轶事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韩愈诗文对欧阳修的诗文创作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提出欧阳修的诗歌在模仿韩诗方面有“公取”和“窃取”两种形式。从其所列举的“公取”于韩愈的诗句来看,“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皆是对韩愈原有诗文的直接化用,故在此不妨将“公取”解读为在文字、典故方面的化用和模仿。正如文中所言,这种对韩诗在文字典故上直接模仿的诗歌数量较少,不过“粗可数”,仅是欧阳修诗歌创作师法韩诗的一种粗劣的表现。从文中所言的“窃取者”中,更能体现出欧诗在创作方面对于韩诗的吸收借鉴。  所谓“窃取者”,大体是指在立意构思、整体结构和创作手法等方面取于韩诗的欧阳修诗歌。然而细究之下,这些诗歌其实有着较鲜明的差异:在立意构思、整体结构方面模仿韩诗的欧诗,大多是对于韩诗的生硬模仿,个人色彩较淡;而借用韩诗创作手法的欧诗,则融合了欧阳修自身的文学理念和审美情趣,体现出较鲜明的个人特色。故在此我们不妨将其看做欧阳修诗歌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诗的两种不同表现。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中的一段论述,便是前者较鲜明的例子:  韩文公尝作《赤藤杖歌》云:‘赤藤为杖人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此歌虽穷极物理,然恐非退之极致者。欧公遂每每效其体。作《菱溪大石》云:‘山经地志不可究,遂令异说争纷纭。皆云女娲初锻炼,融结一气凝清纯。仰观苍苍补其缺,染此绀碧莹且温。或疑古者燧人氏,钻以出火为炮燔。苟非圣人亲手迹,不尔孔穴谁雕剜。又云汉使把汉节,西北万里穷昆仑。行经玉阗得宝玉,流入中国随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镌凿无瑕痕。’观其立意,故欲追仿韩作,然颇觉烦冗,不若韩歌为浑成尔。公又有《石篆》歌云:‘我疑此字非笔墨,又疑人力非能为。始从天地胚浑判,元气结此高崔巍。当时野鸟踏山石,万古遗迹在苍崖。山祗不欲人屡见,每吐云雾深藏埋。《紫石砚屏歌》云:“月从海底来,行向天东南。正当天中时,下照万丈潭。潭中无风月不动,倒影射入紫石岩。月光水洁石莹净,感此阴魄来中潜。自从月入此石中,天有两曜分为三。’公又尝作《吴学士石屏歌》云:‘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物之初难,乃云万物生自然。岂知镌凿刻画丑与妍,千状万态不可殚,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闲。’此三篇,其法盖出于退之。”  在这段论述中,陈善明确地提出欧阳修某些诗歌是在立意方面“故欲追仿韩作”,并认为欧阳修《菱溪大石》、《石篆》、《紫石砚屏歌》、《吴学士石屏歌》四首诗歌皆是模仿韩愈《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而来。韩愈咏赤藤杖,并不如常规咏物诗一般以物品的外观作为切入点,而是以其来历展开想象,运用神话传说等意象为赤藤杖铺陈了奇诡雄壮的背景,令人生耳目一新之感。这种立意明显被欧阳修借鉴运用到四首诗歌当中:《菱溪大石》言“皆云女娲初锻炼,融结一气凝清纯”、“或疑古者燧人氏,钻以出火为炮燔”;《石篆》言“始从天地胚浑判,元气结此高崔巍”;《紫石砚屏歌》言“自从月入此石中,天有两曜分为三”;《吴学士石屏歌》则称“见天地造物之初难,乃云万物生自然。岂知镌凿刻画丑与妍”。不难看出,在为所咏之物铺排背景方面这四首诗歌确与《赤藤杖歌》异曲同工,言其“追仿韩作”并非虚言。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直接的借鉴模仿,使这些诗歌在立意方面过于着于痕迹,甚至有“颇觉烦冗”之叹。因此,这类在立意、结构等方面模仿韩诗的欧诗,大多只得其形似,神韵方面则不免落于下乘,在艺术价值上比不上吸收了韩诗创作手法并融以自身特色的第三类诗歌。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指出,“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这一观点较精到地概括了欧诗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愈诗歌的最重要表现,即吸收韩愈诗歌的创作手法加以运用。值得注意的是,欧诗创作中运用散文手法并不是指在句法上体现出散文特点,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铺陈其事,刻画其人。如其名作《述怀感事寄梅圣俞》:“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希深好风骨,迥出风尘间。师鲁心磊落,高谈羲与轩。子渐口若讷,诵书坐千言。彦国善饮酒,百盏颜未丹。几道事闲远,风流如谢安。子聪作参军,常跨跛虎鞯。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次公才旷奇,王霸驰笔端。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阆仙。惟予号达老,醉必如张颠。”所用文字平直周详,于简单处出妙笔,深得古文之妙,短短几句话已生动地勾勒出大部分人物的个性特色,而宴席气氛的热闹与随意也随着人物不拘一格的表现呼之欲出,如在眼前。而在以议论入诗方面,欧阳修的诗歌多数不是对韩诗亦步亦趋的模仿,往往将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其枯燥艰涩之失,体现出平淡清新、自然情致的艺术特色。如欧阳修《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全诗一方面借眼前残雪压枝、笋欲抽芽的早春之景,表达了被贬山城的寂寞抑郁,另一方面又借“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句加以议论,表达对未来的向往和希望,于平淡中体现出悠长的韵味。再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前两句生动地描绘出画眉鸟的声音和所处的环境,后句发表议论,抒发自身情感,寓议于叙,自然清新中表达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综上所述,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高度推崇,确实鲜明地表现在自身的诗歌创作中。但这种影响却并未表现在深为欧阳修所推崇的用韵方面,而体现在对韩诗“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的模仿上。虽然早期诗歌中不乏刻意雕琢之作,但对于立意、手法方面的吸收运用,使欧诗更得韩诗畅尽之意而避其枯涩之失,呈现出清新流丽的自身特色。  参考资料:  [1]欧阳修,释惠洪.六一诗话·冷斋夜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2]何汶.竹莊诗话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谷曙光.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3).  [8]杨国安.师法、变异与重构——欧阳修对韩诗的学习及其文化史意义[J].河南大学学报.2004.6.  张宁,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六一诗话》第二十七条中“韵宽”、“韵窄”涉及到的诗歌韵脚进行分析,试论证“韵宽”、“韵窄”是欧阳修就韩愈诗歌选择韵部作出的评价;并结合欧诗作品,探讨欧阳修受韩愈诗歌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化用、立意模仿、吸收诗歌创作手法加以创新三个方面。  关键词:六一诗话;欧阳修;韩愈;韵宽;韵窄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第二十七则中,对韩愈的用韵问题作出了评价: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韩诗持高度赞赏的态度,他认为韩愈笔力非常,虽然以诗歌为“文章末事”,但其诗歌在表情状物方面却有着极高的艺术效果,能达到“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的程度。另一方面,欧阳修着重赞美了韩愈诗歌的“工于用韵”,认为韩愈的诗无论是“韵宽”还是“韵窄”都各具特色,“乃天下之至工也”。这里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一是韩愈的“工于用韵”如何体现?“韵宽”和“韵窄”具体表现为什么状态?二是欧阳修所高度赞扬的韩诗在其自身诗歌创作方面有什么影响?下面,笔者结合《六一诗话》第二十七条相关内容,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有关“韵宽”和“韵窄”  有关《六一诗话》中的“韵宽”和“韵窄”,历来说法不一。目前通行的解释共有两种:一种认为“韵宽”是指在用韵方面不严格依照韵部,可以使用音韵相近的文字;而“韵窄”则对韵脚有着严格限制,必须使用同一韵部里面的文字。另一种解释认为,这里所言的“韵宽”与“韵窄”是就韵脚所属韵部而言,韵宽者言其诗的韵脚选择文字较多的韵部,而韵窄者则相反。两种说法粗看各有道理,但究竟哪一种更加合乎文意,我们可以结合欧阳修给出的例子《此日足可惜》、《病中赠张十八》来窥其一二。  《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为五言长诗,全文共七百字。其韵脚分别为:尝、光、方、章、行、肠、房、城、堂、望、荒、猖、常、亡、长、旁、江、明、光、当、煌、鸣、庭、名、成、伤、丧、双、床、徨、将、丁、忘、声、更、殃、城、停、冈、僵、觞、狂、轰、翔、航、黄、翔、芒、童、龙、忙、昂、鸣、疆、兄、殇、阳、粮、凉、情、经、听、更、京、江、逢、丛、穷、狂、乡。据宋人刘渊依据唐人诗歌用韵情况所制的《平水韵》,可知这些韵脚共涉及6个韵部。加粗文字属于下平七阳部,共40个;带下划线的文字属于下平八庚部,共15个;斜体字带下划线的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共3个;边框的文字属于下平九青部,共5个;加粗的斜体字属于上平一东部,共3个;斜体字属于上平二冬部,共2个;宋体字为未找到所属韵部的文字,共2个(“旁”和“徨”)。可以看出,《此日足可惜·赠张籍》押韵的文字绝大部分属于下平七阳部,间或涉及其他韵部的文字。  《病中赠张十八》全文二百二十字,其韵脚分别为窗、逢、邦、壮、扛、双、摐、江、幢、杠、缸、釭、厖、降、肛、哤、庞、腔、泷、嵕、桩、淙。依据《平水韵》,这些韵脚涉及3个韵部,其中加粗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共14个;斜体字属于上平二冬部,共2个;加下划线文字属于去声二十三漾部,共1个;宋体字为在《平水韵》中未找到所属韵部的文字,共5个,分别为摐(音chuang,阴平)、釭(音gang,阴平)、厖(音mang或pang,阳平)、哤(音mang,阳平)、嵕(音zong,阴平)。可见《病中赠张十八》所押之韵大多属于上平三江部,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到其他韵部的文字。  下平七阳部是平水韵中文字较多的一部,共164字;而上平三江部仅有17字。也就是说,相比于《此日足可惜·赠张籍》,《病中赠张十八》可以选用的韵脚极少。但通过上述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发现,《此日足可惜·赠张籍》70个韵脚当中,就算加上找不到所属韵部但在现代汉语中声音相近的“旁”字和“徨”字,也仅仅有42个韵脚属于下平七阳部,多于三分之一的韵脚都属于其他韵部;而《病中赠张十八》的22个韵脚,即使不算现代汉语中与之声音相近的“摐”、“釭”、“厖”、“哤”,也已经有14个文字属于上平三江部,若算上这四个文字则有18个同属一个韵部!据此,若结合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对于“韵宽”、“韵窄”的论述来看,显然“宽”和“窄”是就所属韵部而言这一种说法更加合理:“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是说当韩愈选择含字较多的韵部之时,并不局限于这一韵部,而是随心所欲地在其中穿插其他韵脚,时而游离时而回归原韵,并不拘泥。一如宋张耒《明道杂志》所言:“韩吏部《此日足可惜》诗,自‘尝’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虽越逸出常制,而读之不觉,信奇作也。”而“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则言当选择含字较少的韵部之时,韩愈反而尽量不使用其他韵脚,靠难度体现技巧,靠文字的琢磨体现功力。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卷五《病中赠张十八》谓:“读此,知公善诱亦善谑,亦是排硬格,但有转折顿挫,遂觉意态圆活”,可谓的评。反之,若将“韵宽”、“韵窄”看做是是否能够使用音韵相近的文字,则《病中赠张十八》言“韵窄”尚算合理,《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中涉及的其他五个韵部却与下平七阳部并无音韵相近的状况,言其“韵宽”显然颇为牵强。故相比之下,欧阳修所言的“韵宽”、“韵窄”是就所选择的韵部包含文字多少这一种说法显然是更加合理的。  二.关于欧诗受韩愈诗歌影响的表现

  有趣的是,欧阳修虽然极力赞扬韩愈的“工于用韵”,但其诗歌在用韵方面受到韩愈的影响却并不明显。韩愈诗歌对欧阳修的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一诗话》所言的“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上面。  自宋代以来已有文人指出,欧阳修的诗歌与韩愈诗歌具有相似之处。《竹莊诗话》中有王安石言“欧阳公自韩吏部以来未有也。词如刘向,诗如韩愈而工妙过之”的记载;严羽《沧浪诗话》中也有“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的评断。这说明欧阳修诗歌在创作手法上面确实与韩诗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谷曙光《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一文认为,欧阳修诗歌学习韩诗大体表现为三个阶段,即学韩期、似韩期及变韩期。这一划分标准其实也体现出了欧诗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诗的三种主要表现,即在文字、典故方面化用韩诗,在立意、结构上模仿韩诗,以散文手法创作和以议论入诗。  宋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载:“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言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 ‘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昨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非公取乎?”这则轶事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韩愈诗文对欧阳修的诗文创作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提出欧阳修的诗歌在模仿韩诗方面有“公取”和“窃取”两种形式。从其所列举的“公取”于韩愈的诗句来看,“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皆是对韩愈原有诗文的直接化用,故在此不妨将“公取”解读为在文字、典故方面的化用和模仿。正如文中所言,这种对韩诗在文字典故上直接模仿的诗歌数量较少,不过“粗可数”,仅是欧阳修诗歌创作师法韩诗的一种粗劣的表现。从文中所言的“窃取者”中,更能体现出欧诗在创作方面对于韩诗的吸收借鉴。  所谓“窃取者”,大体是指在立意构思、整体结构和创作手法等方面取于韩诗的欧阳修诗歌。然而细究之下,这些诗歌其实有着较鲜明的差异:在立意构思、整体结构方面模仿韩诗的欧诗,大多是对于韩诗的生硬模仿,个人色彩较淡;而借用韩诗创作手法的欧诗,则融合了欧阳修自身的文学理念和审美情趣,体现出较鲜明的个人特色。故在此我们不妨将其看做欧阳修诗歌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诗的两种不同表现。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中的一段论述,便是前者较鲜明的例子:  韩文公尝作《赤藤杖歌》云:‘赤藤为杖人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此歌虽穷极物理,然恐非退之极致者。欧公遂每每效其体。作《菱溪大石》云:‘山经地志不可究,遂令异说争纷纭。皆云女娲初锻炼,融结一气凝清纯。仰观苍苍补其缺,染此绀碧莹且温。或疑古者燧人氏,钻以出火为炮燔。苟非圣人亲手迹,不尔孔穴谁雕剜。又云汉使把汉节,西北万里穷昆仑。行经玉阗得宝玉,流入中国随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镌凿无瑕痕。’观其立意,故欲追仿韩作,然颇觉烦冗,不若韩歌为浑成尔。公又有《石篆》歌云:‘我疑此字非笔墨,又疑人力非能为。始从天地胚浑判,元气结此高崔巍。当时野鸟踏山石,万古遗迹在苍崖。山祗不欲人屡见,每吐云雾深藏埋。《紫石砚屏歌》云:“月从海底来,行向天东南。正当天中时,下照万丈潭。潭中无风月不动,倒影射入紫石岩。月光水洁石莹净,感此阴魄来中潜。自从月入此石中,天有两曜分为三。’公又尝作《吴学士石屏歌》云:‘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物之初难,乃云万物生自然。岂知镌凿刻画丑与妍,千状万态不可殚,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闲。’此三篇,其法盖出于退之。”  在这段论述中,陈善明确地提出欧阳修某些诗歌是在立意方面“故欲追仿韩作”,并认为欧阳修《菱溪大石》、《石篆》、《紫石砚屏歌》、《吴学士石屏歌》四首诗歌皆是模仿韩愈《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而来。韩愈咏赤藤杖,并不如常规咏物诗一般以物品的外观作为切入点,而是以其来历展开想象,运用神话传说等意象为赤藤杖铺陈了奇诡雄壮的背景,令人生耳目一新之感。这种立意明显被欧阳修借鉴运用到四首诗歌当中:《菱溪大石》言“皆云女娲初锻炼,融结一气凝清纯”、“或疑古者燧人氏,钻以出火为炮燔”;《石篆》言“始从天地胚浑判,元气结此高崔巍”;《紫石砚屏歌》言“自从月入此石中,天有两曜分为三”;《吴学士石屏歌》则称“见天地造物之初难,乃云万物生自然。岂知镌凿刻画丑与妍”。不难看出,在为所咏之物铺排背景方面这四首诗歌确与《赤藤杖歌》异曲同工,言其“追仿韩作”并非虚言。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直接的借鉴模仿,使这些诗歌在立意方面过于着于痕迹,甚至有“颇觉烦冗”之叹。因此,这类在立意、结构等方面模仿韩诗的欧诗,大多只得其形似,神韵方面则不免落于下乘,在艺术价值上比不上吸收了韩诗创作手法并融以自身特色的第三类诗歌。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指出,“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这一观点较精到地概括了欧诗在创作上吸收借鉴韩愈诗歌的最重要表现,即吸收韩愈诗歌的创作手法加以运用。值得注意的是,欧诗创作中运用散文手法并不是指在句法上体现出散文特点,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铺陈其事,刻画其人。如其名作《述怀感事寄梅圣俞》:“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希深好风骨,迥出风尘间。师鲁心磊落,高谈羲与轩。子渐口若讷,诵书坐千言。彦国善饮酒,百盏颜未丹。几道事闲远,风流如谢安。子聪作参军,常跨跛虎鞯。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次公才旷奇,王霸驰笔端。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阆仙。惟予号达老,醉必如张颠。”所用文字平直周详,于简单处出妙笔,深得古文之妙,短短几句话已生动地勾勒出大部分人物的个性特色,而宴席气氛的热闹与随意也随着人物不拘一格的表现呼之欲出,如在眼前。而在以议论入诗方面,欧阳修的诗歌多数不是对韩诗亦步亦趋的模仿,往往将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其枯燥艰涩之失,体现出平淡清新、自然情致的艺术特色。如欧阳修《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全诗一方面借眼前残雪压枝、笋欲抽芽的早春之景,表达了被贬山城的寂寞抑郁,另一方面又借“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句加以议论,表达对未来的向往和希望,于平淡中体现出悠长的韵味。再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前两句生动地描绘出画眉鸟的声音和所处的环境,后句发表议论,抒发自身情感,寓议于叙,自然清新中表达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综上所述,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高度推崇,确实鲜明地表现在自身的诗歌创作中。但这种影响却并未表现在深为欧阳修所推崇的用韵方面,而体现在对韩诗“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的模仿上。虽然早期诗歌中不乏刻意雕琢之作,但对于立意、手法方面的吸收运用,使欧诗更得韩诗畅尽之意而避其枯涩之失,呈现出清新流丽的自身特色。  参考资料:  [1]欧阳修,释惠洪.六一诗话·冷斋夜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2]何汶.竹莊诗话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谷曙光.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3).  [8]杨国安.师法、变异与重构——欧阳修对韩诗的学习及其文化史意义[J].河南大学学报.2004.6.  张宁,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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