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和夫人钱韵玲
冼星海（右一）和鲁艺学员
冼星海全家福（摄于1938年）
70年来，《黄河大合唱》传遍了海内外，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冼星海及《黄河大合唱》等抗战作品背后的故事。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他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时，讲述了一位中国音乐家的故事，他说：“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的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乐《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欢迎。”
本文撷取了这位抗战音乐家创作的几个片断，以飨读者。
1938年9月，武汉街头，一名青年男子步履匆匆地走在人流中，他清瘦、干净、优雅，眉宇间透出一丝忧郁。这位身材颀长的男子就是冼星海。
冼星海是应周恩来和郭沫若之邀从上海来到武汉的。此刻，他只想把一腔热血，投入到越燃越烈的抗日救亡中去，音符成为了他射向侵略者的子弹，歌声是他唤起全国人民参战的号角。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冼星海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
不久，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收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聘请冼星海赴延安任教的信。冼星海于当年11月初抵达延安，并于1939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的一年半时间（1938年11月至1940年5月）成为冼星海音乐创作的巅峰时期。
优待级别最高
到延安后，作为音乐家的冼星海对住窑洞吃小米很不习惯。毕竟留法6年，洋学生出身，过如此简单粗糙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他的思维定势与生活习惯经常与周边环境发生冲突，尤其对开会很不习惯，认为是白白浪费时间，影响创作。那时，延安还没有钢琴，只有小提琴、手风琴及一些中式乐器等“轻武器”。
不过，冼星海很快适应了，他不但慢慢地适应了色泽鲜艳却口感粗糙的小米饭，还慢慢地习惯了开会、听报告等政治学习。他在给田汉的信中说：我“已经彻底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那时延安的生活还比较艰苦，冼星海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算是优厚的，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而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那时的生活标准是，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唯有那些知名的文化人、大学者5至10元。那时的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每月津贴才10元。相比之下，冼星海的优待级别已经是最高规格了。不过，艺术创造需要以燃烧热情为基础，而热情的燃烧确实也离不开充沛体力，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难以保持创作所需之精力。
6天6夜创作《黄河大合唱》
1939年2月，冼星海和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去看望因骨折正在休养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光未然当场为他们朗诵了自己的新诗作《黄河吟》。这首长诗来自他两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光未然一气呵成。当听至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窑洞内顷刻间掌声爆响。这时，只见冼星海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拿走了诗稿，躲进了山坡上的小窑洞里，光未然和大家焦急地等待着。
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冼星海昼夜不分一直在不间断地创作着，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曲谱。创作前，冼星海想吃鸡，因延安吃鸡不易，他退而求其次，改吃白糖。因为有吃甜食的习惯，他要求光未然为其谱曲买两斤白糖。冼星海喜欢喝咖啡，但延安没有咖啡，妻子钱韵玲便把黄豆炒熟后磨成粉并拌上白糖，用开水冲成“土咖啡”；烟斗嘴坏了，冼星海就把一支毛笔的笔头拔掉，将笔杆插在烟斗上当烟嘴。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校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黄河大合唱》由抗敌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
此后不久，“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到处传唱。冼星海也被各单位请去教唱和指挥《黄河大合唱》，经常忙得回不了家，很快，他被任命为鲁艺音乐系主任。《黄河大合唱》一直作为延安各种演出和晚会的保留节目，有时还用来专门招待国共将领、民间团体及外国宾客。
冼星海的另一支抗战名曲是《生产运动大合唱》（塞克词）。1939年春，延安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一天，诗人塞克在延河边散步，人来人往的大生产繁忙景象深深触动了他。恰在这时，冼星海多次向他索要歌词，并专门嘱咐要写一些“厉害的”。塞克眼前忽然一亮：这大生产运动不是很有意义很“厉害”么？于是，塞克当即在延河边构思，几天后，一部《生产运动大合唱》脚本一气呵成。
冼星海拿到脚本后，随即投入封闭创作。白天，他闭门谢客；晚饭后，和塞克一起到东山或窑洞前散步，切磋作品。这首《生产运动大合唱》冼星海也是仅用6天就谱写完成。
音乐家客死他乡
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激励全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斗志，八路军电影团团长、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名为《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录片。导演袁牧之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乐，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进行影片的后期制作。在西安等待出行的半年时间里，冼星海给留在延安的钱韵玲写了十几封信，还多次托友人给妻女带去饼干等物品。
在苏联期间，冼星海除了为电影配乐外，还完成了早在国内已开始创作的《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等作品。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准备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为了返回祖国，冼星海费尽周折，却始终没有如愿，也彻底失去与国内的联系。后来，他想经由蒙古回国，先后辗转到蒙古的乌兰巴托、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库斯坦纳依等地，但此路仍行不通。
几年颠沛流离、身心疲惫的生活彻底击垮了冼星海的身体。他在库斯坦纳依病倒了，肺结核、心脏病、肝病等多种疾病接踵而至，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却不能得到救治，库斯坦纳依没有像样的医院，他只好长途跋涉来到莫斯科求医。
重病中的冼星海，找到了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李立三，李立三将重病中的冼星海接到自己家中住下。
后来，在李立三的奔波下，得到斯大林批示，冼星海入住莫斯科一家医院。由于他患的是血癌，沉疴积疾，医生回天无力，于4个多月后的1945年10月30日病逝，年仅40岁，李立三夫妇为其料理了后事，与苏方一起为其举行了安葬仪式。
冼星海被安葬在莫斯科近郊公墓，墓碑上刻着金字俄文，上面写着：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黄训（冼星海赴苏联后用名）。
（作者系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
冼星海和夫人钱韵玲
冼星海（右一）和鲁艺学员
冼星海全家福（摄于1938年）
70年来，《黄河大合唱》传遍了海内外，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冼星海及《黄河大合唱》等抗战作品背后的故事。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他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时，讲述了一位中国音乐家的故事，他说：“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的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乐《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欢迎。”
本文撷取了这位抗战音乐家创作的几个片断，以飨读者。
1938年9月，武汉街头，一名青年男子步履匆匆地走在人流中，他清瘦、干净、优雅，眉宇间透出一丝忧郁。这位身材颀长的男子就是冼星海。
冼星海是应周恩来和郭沫若之邀从上海来到武汉的。此刻，他只想把一腔热血，投入到越燃越烈的抗日救亡中去，音符成为了他射向侵略者的子弹，歌声是他唤起全国人民参战的号角。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冼星海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
不久，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收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聘请冼星海赴延安任教的信。冼星海于当年11月初抵达延安，并于1939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的一年半时间（1938年11月至1940年5月）成为冼星海音乐创作的巅峰时期。
优待级别最高
到延安后，作为音乐家的冼星海对住窑洞吃小米很不习惯。毕竟留法6年，洋学生出身，过如此简单粗糙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他的思维定势与生活习惯经常与周边环境发生冲突，尤其对开会很不习惯，认为是白白浪费时间，影响创作。那时，延安还没有钢琴，只有小提琴、手风琴及一些中式乐器等“轻武器”。
不过，冼星海很快适应了，他不但慢慢地适应了色泽鲜艳却口感粗糙的小米饭，还慢慢地习惯了开会、听报告等政治学习。他在给田汉的信中说：我“已经彻底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那时延安的生活还比较艰苦，冼星海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算是优厚的，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而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那时的生活标准是，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唯有那些知名的文化人、大学者5至10元。那时的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每月津贴才10元。相比之下，冼星海的优待级别已经是最高规格了。不过，艺术创造需要以燃烧热情为基础，而热情的燃烧确实也离不开充沛体力，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难以保持创作所需之精力。
6天6夜创作《黄河大合唱》
1939年2月，冼星海和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去看望因骨折正在休养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光未然当场为他们朗诵了自己的新诗作《黄河吟》。这首长诗来自他两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光未然一气呵成。当听至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窑洞内顷刻间掌声爆响。这时，只见冼星海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拿走了诗稿，躲进了山坡上的小窑洞里，光未然和大家焦急地等待着。
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冼星海昼夜不分一直在不间断地创作着，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曲谱。创作前，冼星海想吃鸡，因延安吃鸡不易，他退而求其次，改吃白糖。因为有吃甜食的习惯，他要求光未然为其谱曲买两斤白糖。冼星海喜欢喝咖啡，但延安没有咖啡，妻子钱韵玲便把黄豆炒熟后磨成粉并拌上白糖，用开水冲成“土咖啡”；烟斗嘴坏了，冼星海就把一支毛笔的笔头拔掉，将笔杆插在烟斗上当烟嘴。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校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黄河大合唱》由抗敌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
此后不久，“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到处传唱。冼星海也被各单位请去教唱和指挥《黄河大合唱》，经常忙得回不了家，很快，他被任命为鲁艺音乐系主任。《黄河大合唱》一直作为延安各种演出和晚会的保留节目，有时还用来专门招待国共将领、民间团体及外国宾客。
冼星海的另一支抗战名曲是《生产运动大合唱》（塞克词）。1939年春，延安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一天，诗人塞克在延河边散步，人来人往的大生产繁忙景象深深触动了他。恰在这时，冼星海多次向他索要歌词，并专门嘱咐要写一些“厉害的”。塞克眼前忽然一亮：这大生产运动不是很有意义很“厉害”么？于是，塞克当即在延河边构思，几天后，一部《生产运动大合唱》脚本一气呵成。
冼星海拿到脚本后，随即投入封闭创作。白天，他闭门谢客；晚饭后，和塞克一起到东山或窑洞前散步，切磋作品。这首《生产运动大合唱》冼星海也是仅用6天就谱写完成。
音乐家客死他乡
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激励全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斗志，八路军电影团团长、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名为《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录片。导演袁牧之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乐，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进行影片的后期制作。在西安等待出行的半年时间里，冼星海给留在延安的钱韵玲写了十几封信，还多次托友人给妻女带去饼干等物品。
在苏联期间，冼星海除了为电影配乐外，还完成了早在国内已开始创作的《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等作品。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准备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为了返回祖国，冼星海费尽周折，却始终没有如愿，也彻底失去与国内的联系。后来，他想经由蒙古回国，先后辗转到蒙古的乌兰巴托、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库斯坦纳依等地，但此路仍行不通。
几年颠沛流离、身心疲惫的生活彻底击垮了冼星海的身体。他在库斯坦纳依病倒了，肺结核、心脏病、肝病等多种疾病接踵而至，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却不能得到救治，库斯坦纳依没有像样的医院，他只好长途跋涉来到莫斯科求医。
重病中的冼星海，找到了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李立三，李立三将重病中的冼星海接到自己家中住下。
后来，在李立三的奔波下，得到斯大林批示，冼星海入住莫斯科一家医院。由于他患的是血癌，沉疴积疾，医生回天无力，于4个多月后的1945年10月30日病逝，年仅40岁，李立三夫妇为其料理了后事，与苏方一起为其举行了安葬仪式。
冼星海被安葬在莫斯科近郊公墓，墓碑上刻着金字俄文，上面写着：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黄训（冼星海赴苏联后用名）。
（作者系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